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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丝绸之路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琵琶艺术 廖莎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摘 要： 琵琶是中国民族器乐中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 它并非由中国本土文化产生, 而是与琉特琴同源, 兴起于美索不达比亚平原, 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之后与中国古代乐器相融合, 最终成为中华音乐文明中的璀璨明珠。本文以丝绸之路文化为视野, 剖析和诠释从西而来的琵琶艺术在两千多年里与中华本土文化的交流、交融和发展。探寻新丝路时期琵琶艺术创作题材的深度和广度, 以期拓宽其艺术发展的内涵与外延。关键词： 丝绸之路; 琵琶艺术; 中西文化交融; 音乐创作; 作者简介：廖莎 (1979) , 女, 湖南长沙人,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讲师, 硕士生
2、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弹拨乐琵琶演奏与理论研究。收稿日期：2017-03-01On the Chinese Pipa Art under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Silk RoadLIAO Sha School of Music,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Pipa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Chinese folk musical instruments. It is not a native musical instrument of China, but like Lute
3、, originated in Mesopotamia Plain. After being introduced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through the Silk Road, it was integrated with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 and finally became a bright pearl in the Chinese musical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roduction of Pipa art from the West,
4、interprets its origin, fusion and development in over 2000 years with the Chinese indigenous culture and discusses in depth and breadth its creative theme in the new Silk Road period for the purpose of broaden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its development.Keyword： the Silk Road; Pipa art; inte
5、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musical composition; Received： 2017-03-01引言1877 年, 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第一卷中, 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从公元前 114 年到公元 127 年间, 连接中国与河中 (指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 , 以及中国与印度, 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1在这条贯通欧亚大陆文明之路所辐射的广阔区域中, 蕴含着极为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意义, 它形成了中西方文化西进东渐的生长条件, 使丝路文化成为中华文化
6、的重要来源之一。魏晋至汉唐, 随丝绸之路传入了琵琶、二胡、手鼓、唢呐、箜篌、筚篥等多种乐器。这其中, 琵琶在丝路传播的过程中脱离母体文化、远离起源地, 辗转数千里来到中华大地生根发芽, 产生了广泛的艺术影响力。它是现今中国抱弹类乐器中发展得最丰富、最成熟的乐器, 在地方戏曲和乐种的演奏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是中国器乐文化的重要代表。本文拟探讨丝路文化背景下琵琶艺术的传入、兴起和发展, 以探寻多元文化滋养下的琵琶艺术在新丝路时期, 将如何进一步拓宽自身艺术所表达的内涵和外延。一、琵琶在丝绸之路中的东渐之旅(一) 琉特琴在上古时期的传播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抱弹类乐器, 可以追溯到西亚文明上古时期的琉
7、特琴。约公元前 2334 年, 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阿卡德人用文字记载:“第一次出现琉特琴具有棒状长颈和特小音箱的琉特琴美索不达米亚是琉特琴的发祥地。”2(P.85)这个时期只能够看到长颈琉特, 它给左手较充足的按弦空间以产生多种音高变化, 使音乐能展开到一定的音域。而短颈琉特在两千年以后, 丝绸之路即将打通之前才开始出现。长颈琉特出现在阿卡德人的各种生活场景中:宗教祭祀、民间娱乐和宫廷宴会, 等等。从两河文明往东, 公元前 1 世纪上半叶的吠陀经文中经常可见“维纳 (Vina) ”这个词, 它是古代印度人对于弦鸣乐器的总称。伟大的古印度音乐家婆多罗在乐舞论中“把乐器概括为四类, 即体鸣乐
8、器、膜鸣乐器、弦鸣乐器和气鸣乐器构成了乐器学的基础”。2(P.160)在当时音乐理念的引领下, 维纳逐渐产生出不同的形制, 琴体也从棒状变成了更为优美的梨形:“琉特琴形的维纳琴有一长颈、瘦长的梨形琴身, 张三至五根弦, 借助弦轴调音, 用拨子演奏。”2(P.183)乐器衍变至当时, 具备梨形琴身、长颈 (或短颈) 、拨弹的琉特琴与传入中国的琵琶有着近似的形制。(二) 曲项琵琶与五弦琵琶从西亚的传入曲项琵琶、五弦琵琶和西亚的抱弹类乐器, 同源于琉特琴。曲项琵琶传自波斯, 五弦琵琶传自印度, 中国现代的琵琶则是从伊朗式琵琶衍变而来。关于这个源头, 日本林谦三详细谈过, 伊朗式琵琶以四弦四柱的形制,
9、 经中亚传入中国, 现存的“波斯萨珊尼王朝的图像, 完全与中国琵琶同形”。3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的演奏方式相同, 乃是由演奏者将琵琶横抱于怀中, 左手按音位, 右手用拨片弹奏。两种乐器的主要区别除了曲项琵琶多为四弦、五弦琵琶为五弦之外,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琴颈形状完全不同:曲项琵琶的琴颈向后曲折, 而五弦的琴颈为直颈。作为现代中国琵琶艺术主流的曲项琵琶, 自西亚传入中原之后, 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出现过历史断流的琵琶品类。西晋傅玄在辞赋集琵琶赋中注:“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 念其行道思慕, 故使工人知音者载琴、筝、筑、箜篌之属, 作马上之乐。”4汉武帝将“和亲第一人”刘细君远嫁是为与乌孙共制匈奴, 乌孙
10、国乃“丝绸之路”的西域重镇, 由此能见四弦琵琶并非源于中原之地, 乃在汉代经西域传入中原。隋书云:“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 并出自西域, 非华夏旧器。”5也充分说明了曲项琵琶的非中原性。波斯遣使者携贡品与魏国建交, 曰:“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朝廷嘉纳之。自此每使朝献。”6从此两国往来频繁, 龟兹乐、天竺乐、西凉乐、疏勒乐等胡乐纷纷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原, 曲项琵琶随胡乐的传播与中原音乐有了充分的交融。曲项琵琶与古波斯音乐具有深远的关联性, 根据琉特乐器在波斯文化中的延续性特征, 以及波斯艺术东渐的影响中能够看到。高昌回鹘时期摩尼教细密画中就绘有曲项琵琶, 其绘画风格接近
11、于晚期的希腊艺术, 也可将它看做晚期波斯 (伊斯兰) 细密画的起源。5从另一个角度观察, 曲项琵琶与波斯萨珊王朝的琉特乐器图像相似, 后者是阿拉伯乌德琴的前身, 两者“原都是从生长在伊朗地方的同一种乐器里派生出来的东西二支”。3(P.257)五弦琵琶在唐朝发展至鼎盛时期, 之后逐渐隐落, 直至现代得到了一些艺术家的挖掘和复兴。透过对五弦琵琶传播脉络和途径的溯寻, 可见它的传入与印度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文化关联。随着印度佛教的兴起与发展, 琉特乐器出现在犍陀罗艺术的浮雕图像中, 佛教传入中国的同时, 犍陀罗艺术也随之东渐进入西域地区。这条传播线路也正是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中国地理单元, 西域成为当时
12、重要的文化交汇聚集点。中国在将佛教艺术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中, 也对丝路文化和犍陀罗文化进行着模仿、借鉴和转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琉特乐器作为音乐实物体现了这一文化的融会过程。克孜尔石窟是西域佛教石窟中位置最西、开凿时间最早、具有鲜明代表性的石窟, 从克孜尔石窟可以看到中国境内较早时期的琉特乐器图像, 其中五弦琵琶尤为多见, 形似短颈琉特。日本奈良时期, 中国琵琶随佛教传入日本, 现存于日本正仓院的螺钿五弦琵琶, 其形制就与克孜尔石窟所绘五弦琵琶的形制一致。二、中华文化土壤中孕育的琵琶艺术(一) 唐代是中国琵琶演奏形式的形成期琵琶至唐代成为歌舞乐队中不可或缺的主奏乐器, 由兴之所起的“马上之乐
13、”逐渐被纳入精致优雅的宫廷音乐体系。由于乐师们在乐器改革上的大胆吸收和合理取舍, 它的发展渐渐成熟。其时, 琵琶的种类按照源头可以分为中原和西域两个系统, 并且形成了多声线的乐器体系。从文献中,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琵琶分类的详细记载: (1) 秦琵琶:“今清乐奏琵琶, 俗谓之秦汉子, 圆体修颈而小, 疑是弦鼗之遗制。其他皆充上锐下”。8 (2) 阮咸:“亦秦琵琶也, 而项长过于今制, 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时, 蜀人蒯朗于古墓中得之。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同, 因谓之阮咸”。8 (3) 四弦曲项琵琶:“曲项者, 形制稍大, 本出胡中, 俗传是汉制”。8 (4) 五弦直项琵琶:“五弦琵琶, 稍小,
14、 盖北国所出。风俗通所谓以手琵琶之, 乃知非用拨之意”。8在唐代记载中, “琵琶”此类乐器在乐队的使用中还形成了“大琵琶一, 小琵琶一, 大五弦琵琶一, 小五弦琵琶一”7等丰富的声部。它在宫廷十部伎、四方乐中的使用度极高, 包括燕乐、西凉乐、高丽乐、龟兹乐、天竺乐、疏勒乐与安国乐等。敦煌壁画记录了当时琵琶艺术在唐代乐舞中的壮观场景, 如规模最大的第 220 窟描绘奏起西凉乐、舞起胡旋舞的场景中, 就有五弦琵琶的图像。琵琶在敦煌壁画中出现的频率是乐器中较多的, 几乎每组乐队中都有琵琶的身影:曲项的、凤首的、五弦的约 700 多件。这些史料见证了当时琵琶发展与分类的复杂和丰富。有意思的是, 在敦煌
15、莫高窟晚唐时期的第 9 窟所绘的“四大金刚”中, “东方持国天王”由印度佛教神话中的手持刀矟变成了手持琵琶, 并且其佛教形象一直延续下来, 如今踏入中国佛教寺庙常可见手持琵琶的天王, 在中国佛教文化中, 司“风调雨顺”的“调”职。8这一形象, 体现出琵琶艺术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广泛而深刻。唐代音乐在形式上追求华丽繁美。随着欣赏者艺术审美的日益提升, 略笨重的拨弹逐渐不能够满足艺术表达的需要, 于是在审美意趣的推动下, 加速了琵琶指弹的发展。“案旧琵琶皆以木拨弹之, 太宗贞观中始有手弹之法, 今所谓搊琵琶者是也”。4指弹使旋律呈现出更加灵动精妙的表达, 音乐的丰富度和层次感大大增加。同时, 西域琵琶
16、 (包括曲项琵琶和五弦琵琶) 吸收了中国汉魏式琵琶的特点, 改“横抱”为“竖抱”, 赋予了左手演奏更大的自由度和发挥空间。琴体“竖抱”和右手“指弹”两个关键性的改革扩充了琵琶的表现手法, 为琵琶独奏艺术的发展做了技术上的铺垫, 也形成了后世琵琶的演奏形式, 中国琵琶的实践特征由此确立。(二) 唐以后琵琶艺术建立起鲜明的脉络宋元以降, 琵琶的形制和演奏形态已经趋于稳定, 它与词文化、戏曲文化的结合吸引了大量文人墨客喜爱琵琶艺术, 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 其文化底蕴不断沉淀拓宽, 逐渐在音乐文化上形成了自身的独立性。同时, 南方的“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福建南音”“潮州细乐”, 北方的“弦索备考”“河南板头曲”中, 琵琶均居于主要演奏乐器, 作品大量增多, 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演奏家。这些艺术现象都为琵琶艺术流派的诞生孕育着基础条件。明清时期, “平湖派”“浦东派”“崇明派”“无锡派”“汪派”等各个琵琶流派百家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