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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园秩序的消解和“反学校文化”的形成湖南省怀化市芙蓉镇苗乡中学的个案研究 任国英 张冬月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 摘 要： 本文以武陵山区贫困乡镇非重点中学初二年级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 通过为期一年的参与观察, 尝试解读学生的反抗行为和隐形辍学现象, 并从学生、教师、学校管理者等多主体反思催生并维系“反学校文化”的深层机制。研究显示:受教育分流制度和管理者失败的文化建构影响, 学生的青春期叛逆逐步演变为反抗行为并陷入了恶性循环, 进而加剧了学业失败。在这一过程中, 学校制度、教师权威和知识地位不断被解构, 学生、班级和学校形成了“污名化”的问题共同体
2、。无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农民工家庭被动接受了“读书无用论”的逻辑, 主动投入到工业文明和现代城市文化的短暂快乐中。关键词： 反学校文化; 教育权威; 教育分流制度; 污名; 作者简介：任国英,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简介：张冬月,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华北电力大学能源动力与机械工程学院助教。北京, 100081基金：2016 年中央民族大学双一流学科经费资助的社会学学科建设项目“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研究” (10301-016014070102) THE RESOLUTION OF CAMPUS ORDER AND THE FORMATION OF
3、 ANTI-SCHOOL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MIAOXIANG HIGH SCHOOL, FURONG TOWN, HUAIHUA CITY, HUNAN PROVINCERen Guoying Zhang Dongyue Abstract： Through a year of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in a normal high school in a poor township of the mountainous area of Wul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4、 rebellious behavior of the second-year students and the phenomenon of hidden dropouts, it also reflects the inner mechanism that the“ anti-school culture” is generated and sustained from multi-subjects of the student, teachers, and school managers.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students adolescent rebe
5、llion has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malignant cycle of rebellious behaviors that aggravates academic fail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al shunt system and faile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managers. School policies, teacher authority and knowledge status are deconstructed continuously in this
6、 process, students, class, and school become a problematic community which is stigmatized. The families of migrant workers that are unable to change their destinies are forced to accept the logic of“the idea of the uselessness of study”passively, and devote themselves into the temporal joyfulness of
7、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modern civic culture.Keyword： anti-school culture; educational authority; educational diversion system; stigmatism; 我国北宋年间著名学者汪洙的神童诗中有“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的著名诗句, 至今广为流传。“知识改变命运”, 在古代, 教育发挥着晋升主渠道的作用;在现代, 社会分层功能更加凸显。布劳和邓肯对 1962 年美国职业结构和流动的研究表明, 个人受教育情况对职业地位影响最大;李强等人的研究也曾表明对本人
8、职业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个人受教育年限。由此可见, 教育对社会分层的作用是将先赋性地位转换为后天的获得性地位。研究显示, 在 20 世纪90 年代后我国农民的社会流动较之前更依赖于教育资源;在城市职工的代际流中, 受教育程度也是主要因素。1改革开放以来, 在市场经济发展和教育扩张的大背景下, 重点大学中来自农村的学子比例逐年减少的事实和“读书无用论”的再度流行让人们对“知识改变命运”产生了质疑。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读书好不如闯荡早”的思想在农村社会乃至大学生群体间蔓延。人民日报2半月谈3中国青年报4南方周末5等报刊先后登载“读书无用论”为主题的多篇文章。这样的现状不仅将农村学子反常的学习状态带入公
9、众视野, 更推动了学校教育的文化冲突研究。直到现在, 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民族差异等发展阵痛依旧深刻影响着教育。研究显示, 农村初中阶段大量存在隐性辍学现象, 学生和家长在“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主动放弃教育。6备受关注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面临新的发展困境。学生“尊师重教”的观念日渐淡薄, 忽视学校教育的“进步主义”取向, 心甘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学校不仅面临资金、设施、人才、生源的多重压力, 连秩序管理都成为难题;进城务工的家长对留守子女教育问题有心无力, 不甘高考“陪跑”, 转而支持子女提早进入社会。这些现象既关乎教育公平问题, 也隐喻着社会阶层的结构性危机, 成了本研究的问题之源
10、。一、“反学校文化”及其相关研究(一) 什么是“反学校文化”西方学术界将学校教育中的文化冲突概括为“反学校文化”。“反学校文化”即学生在与学校中的人、事、物的相互作用中, 所表现出的一种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态度和行为。7西方研究者对于“反学校文化”现象的研究多立足于阶级冲突的视角, 研究对象多为中学阶段学生, 方法多为定性研究。其中, 尤以英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的经典研究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子承父业 (Learning to Labou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1977, 以下简称学做工) 8最具代表性。作者将
11、调查地汉默镇男子学校 12 名“违规生”抵制大部分学生习以为常并严格遵守的学校制度的文化现象称为“反学校文化”。威利斯再现了那些出身工人阶级、自己也最终成为工人阶级的男孩子们的校园生活。他们抽烟喝酒、逃学旷课, 对打工赚零钱兴趣盎然, 而且崇拜“男子汉气质”。根据作者的描述, “反学校文化”最基本、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就是对“权威”根深蒂固的彻底反抗。威利斯认为, “小子们”抵制学校试图灌输给他们的知识系统是因为他们“看穿”了学校教育的谎言和资本主义的本质, 即文凭对于他们找工作没有实质性帮助。为了反抗支配文化, 他们产生出一套反学校文化来凸显个性, 恢复自信并以此构建身份认同, 反抗资本主义文化
12、。造成的结局是他们进入了为他们预留的“位置”工人阶级, 完成了底层的再生产。学术界对“反学校文化”现象有着不同的解释取向。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将“反学校文化”视为社会失范。教师有必要使用强制性手段压制学生的越轨行为, 以将其整合到主流文化的社会规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则将“反学校文化”视为底层学生抗拒文化霸权的必然结果, 能更好地使底层文化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渗透, 9104-105 从而帮助底层打破阶级壁垒, 实现自身解放。在微观领域, 符号互动研究者关注反抗行为产生机制和持续存在的原因, 认为越轨行为来源于人们为不同群体不同行为模式贴上标签, 并将被区别出来的异常行为与特殊意义联系在一
13、起, 使得学校中底层学生站在了学校管理的反面, 进一步实现了自证预言。不同范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学校价值体系的判断。功能主义将主流文化作为正当和客观标准, 对底层学生的教育失败进行了赤裸裸的社会排斥。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重构“文化”定义来解释精英主义和底层群体生活方式的不同, 认为, “文化是一个层面社会群体在这个层面发展他们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 并赋予其社会的和物质的生活经验以表达形式。因此, 文化是一种方法, 一种形式, 通过这种方法和形式, 群体处理他们的社会存在和物质存在的原材料。”10这样的研究视角肯定了底层群体创造文化的可能性。中国西部底层乡村学校“少年们”的“反学校文化”具有与西
14、方相似的行为表现。他们通过瞧不起作为“知识代言人”的农村老师表达对知识权威的抗争, 在课堂上制造混乱表达对关系权威的抗争, 在日常规定性作息中对规定性时间权威表达抗争, 在摄像头下采取剧场表演队敞视化的空间权威表达抗争。11但究其根本, 中西“反学校文化”的产生原因有本质不同。(二) 本文“反学校文化”研究定位尽管“反学校文化”研究在西方成果丰硕, 但却被中国学术界长期忽视。现有文献显示, “反学校文化”现象的研究在学生反抗学校制度化手段的行为上是观点一致的, 对于学生反抗学校教育目标的态度是模糊的, 对学生是否认识到这样行为的意义而有目的反抗的论述上是存在分歧的。一些学者简单套用“再生产”框
15、架, 忽视了中国学生的反抗行为缺少资本主义工人阶级的文化内核;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学生所表现出的“反学校文化”因无明确的阶级之分, 故只是一种教育垄断和社会负影响产生的文化现象, 12或仅仅是我国校园文化主流价值观的一种异化13, 并非对立。结合本文研究, 笔者将“反学校文化”定义为存在于学校场域内, 以学生抵制权威, 反抗主流文化的教育目标、价值体系、行为规范和管理制度为主要表现的文化冲突现象。“反学校文化”的主体是基于潜在认同而形成的非正式群体。本文所讨论的“反学校文化”的典型性在于:一是反抗行为以学生为主体;二是以乡镇非重点中学为研究对象;三是具有学生抵制权威、反抗学校进步主义取向的普遍特
16、征。笔者认为, 无论是西方经典研究还是本土研究, 相关研究应避免以下四种倾向:一是避免过多关注现象消极面, 尤其是将部分学生置于主流文化的对立面;二是避免将学校直接视为服务精英社会的工具;三是避免过于宏观的因果分析, 忽略考察作为有一定能动性的学校的内部关系;四是避免脱离研究实例的理论臆想和“立而不破”的研究策略, 缺乏针对底层的真正关怀与换位思考。二、“问题少年”的日常抗争与行动逻辑本文调查地芙蓉镇距湖南省怀化市 40 公里, 是一个自然景观相对丰富、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人文古城, 历史上一直聚居着土家族、汉族、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据最新统计数据, 芙蓉镇少数民族比例达 15%。虽然芙蓉镇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民族聚居区, 却是西南地区民族杂居的一个缩影。改迁重建后的芙蓉镇城镇面貌焕然一新, 但人均收入和整体生活水平仍与周边贫困县处在相似水准。和许多处于脱贫致富道路上的新兴城镇相似, 当地劳动力多选择外出务工来获取经济来源。(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