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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解学而优则仕2007-04-27 06:38正解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是中华先哲孔夫子的学生子夏所讲一句名言的一半；人们多提到这一半，过去我们对它讨论、“批判”也比较多，而“理解”却多有偏差，所以我要研究“正解”即正确地理解它。谈论孔门儒家学说，本应该放入 中国传统文化乱弹；只是我那本书已经编好、计算机激光打印了，而到早几天才起意写这篇。从另一头说，它在我国发展成了“读书做官论”，影响更大，我这次主要想联系起来谈，而这又和“人性人欲”密切相关；列入 人性人情纵横谈书中，似乎也颇好。我们看，子夏讲的原话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见于论语子张。杨伯峻先生 白话四书 译之为：“做好了官，有
2、余力就学习；学习好了，有余力就去做官”；纠正了过去一般人以为的“学习成绩优秀就可以去做官”、因而演变出“读书做官论”的错误。不过，杨伯峻先生这样直译，并未完全传达出子夏那句话的意思；一般人即使读过翻译正确的白话论语，仍然可能误会子夏原意。正确理解子夏这句话，先要弄清他所使用的“学”、“优”、“仕”这三个概念。“优”，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饶”；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补充了“优裕”，引申为“优游”。杨伯峻先生译成“有余力”，对。一个人熟悉地掌握了某种东西，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他也就“有余力”，有“余暇”，也就是有了较多的、可以做另外的事情的时间。“仕”，许慎解为“学”；段玉裁补充解说道：
3、把“仕”说成“做官”，是现在人使用的含义；在古代，“仕”和“士”都有从事君子应该做的事情的意思，那也就必须“学”也就是“觉悟”。把“仕”和“学”分开讲，应该是论语时期才开始的；许慎解“仕”为“学”，还是采用的古代含义。综合考虑上述意思，子夏讲的“仕”，应该不单只是指现在行政学意义上的“做官”；而应该是指所有的“公教人员”，也就是国家选拔、认可的，在社会上担负着管理、教育人民的职责的那部分工作人员。“学”，许慎解为“觉悟”；段玉裁补充说：古代，“学”字从“教”字来，“教”和“学”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字。“教”，是使别人觉悟；而教人者必须自己先觉悟，那也就是“学”。古代的“学”字，写为“斆”，是“教
4、”字的衍化，主要指使人觉悟；秦代以后，去掉“反文”，主要指自己通过学习而觉悟，就和“教”成为相对概念的字了。我写 孔子之“学”学什么（编入中国传统文化乱弹），已经做了探讨：孔子儒学的“学”，不是现代汉语“学习”这个词的泛指含义，而是有着特定的内涵；那就是，学习做“人”、做“君子”，也就是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合格成员。孔门儒学的“学”，从熟悉掌握做“君子”的日常礼仪行为规范开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要“觉悟”到自己的人生责任，并且逐步学习掌握那一整套作为君子的“为人之道”。那么，为什么要“仕而优则学”，从事公务有余暇才学习呢；难道从事公务者就不要“边干边学”、“从干中学习”业务知识吗？
5、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具体的业务知识，以孔门儒学的观点看，那不是“学”，而仅只是“术”；“术”即方法、技能，也就是业务知识，那是“出仕者”必须要花费时间认真钻研，才能办好公事的；“出仕”初期，处理公事、钻研业务，忙得宵衣旰食，哪儿还有余暇时间去“学”、去“觉悟”、求取“为人之道”的更高层次呢？孔门儒学“为人之道”有层次；那层次，我以为就是孔子自我表白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是儒学圣人从十五岁开始，毕生不断地“志于学”，已经达到的高境界。儒学后人，“希贤希圣”，也就应该如此追求。“出仕”担任了一定的公职，那只是社会地位的提高，并非思想道德方
6、面的修养、“觉悟”也达到了相应的高度；因此，立志上进的“仕而优”者，就应该也必须继续“学”，不断提高自己的“人生觉悟”。这样的“仕而优则学”，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精粹。看看我们现在的一些公务人员，别说工作余暇很少读书学习以提高自己素质和修养；就是丢开负责的工作，也要“挤时间”去玩耍娱乐、追求感官刺激。那后果，还要提吗？我们一直号召“反封建”，一些封建糟粕仍然大行其道；而一些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却被“泼脏水而连带丢弃了盆中婴儿”，可惜。以下来说“学而优则仕”。我们先看论语先进的一个例子：孔子大弟子之一的子路，掌权后安排同学子羔去做“费宰”也就是“费”那个地方的主管官员；孔子却批评子路：“害
7、了那人的孩子”。子路有了权，“照顾”自己同学去做官，这既是“举其所知”，又是顾念学友情分；这是“好事”呀，老师孔子为什么却要批评学生子路呢？据前贤研究，是由于孔子主张：应该“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要学习修养“有余暇”即有一定成果了，才能去“出仕”、管理和教育人民；孔子认为，自己的学生子羔，学习修养还不到家，还不够条件去从政。子路安排他，勉强地去从政治民，就可能：一、由于学问未成，公事办理不好，害了费地的老百姓；二、学问未成，处理公务难免捉襟见肘，忙得焦头烂额，无暇继续学习、“觉悟”；这样将会耽误子羔“为人之道”的学习修养，使他不能有所成就。所以责怪子路“贼夫人之子”。再例如，我们新中国各级各类学
8、校的正式教师，都担负着“教书育人”重大责任，所以，正常情况下，历来都是实行“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要当教师者，必须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学习修养，具有比较广泛而扎实的科学知识基础，和相应科目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师德”，掌握正确的“教育思想”，具备一定的教学方法；经过相当时间的实习，“组织上”考察，认为“学有余力”，具有了一定“为人师表”资格，颁发给“教师资格证书”，才能“持证上岗”当教师。由上可见，“学而优则仕”，从必须“优”即能够胜任，才能够“仕”这一面来看，是应该的，并没有什么不好哇。中国历史上，可能是由误解“学而优则仕”开始的吧，很早就引申出现了“读书做官论”；意思说：下功夫努
9、力读书，取得优秀成绩，就能去做官，管理和教育老百姓，成为“人上人”。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也。从人性的角度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样宣传“读书做官论”，本身也并非不好，我以为。人，追求上进，实现自尊自信，这是人性完善的需要。“做官”，正确地说应该是参与管理社会，教育人民；若从正当途径获得“公职”，就是本身具有较高素质的表现；因此，认真“读书”取得好成绩，通过国家选拔考试而成为社会上的“佼佼者”，这怎么能说不好呢？国家选拔考试规定的“必读书”，属于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应该继承发扬；这些书若没有人去认真读好、钻研，继承发扬，又怎么谈得上“中华五千年文明传承，延绵
10、不绝”呢！中国古代，从秦、汉到魏、晋，人才的选拔权一直被贵族、“门阀”所把持；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高第”，一般老百姓要想成为统治阶级成员，就好比“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隋唐开始，以“诗、赋、策论”考试“读书人”，选拔文官，创立“科举”制度。宋朝以“经学、奏议”考试和选拔“士子”，开始建立较为完备的文官选任制度。明、清两代，国家科举，规定必读儒家的四书五经，以写作“代圣人立言”的短文即所谓“八股文”，通过儒学生员（秀才）、乡试举人、国考进士的各等级考试，选拔人才来担任官员和“官师”（县学教谕、府学教授、国子博士等）。即使出身农户、渔家、手工业者等“寒门”，只要“读书”优秀、考试合格，就“一
11、跃龙门，身价百倍”，成为了统治阶级成员。这样的科举选拔制度，超越了“贵族”和“平民”、统治和被统治的铁定界限，是历史发展的进步，是“人”打破等级界限，走向“人人平等”的重要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读书做官论”，好得很呀。我国古代这种主要通过科举选拔而建立起文官制度，在近代，受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的高度赞赏；西方国家借鉴、汲取它，建立起了他们的现代文官制度。我国封建社会“读书做官论”不好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从封建统治者这一头说，是“牢笼”天下英才，消弭民间“造反”意识，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据说唐太宗看着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众多“士子”，就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12、”而从读书应试者这一头说呢，就是多数人想要“做官”的目的，一开始就不对。孔门儒学培养目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出仕”担任公职，必须仁爱人民，热诚公务，尽忠职守；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杀身成仁”。可是，人，毕竟先是“人”，而不是“君子”；人，具有“饮食、男女、游戏，自尊、自信、合群”这些基本“人性”。“自尊、自信、合群”，在社会上表现出来，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可以成为君子、贤人直至“圣人”。而基本人性，在社会生活中表现，成为“人欲”，却更常常容易往不怎么好甚至坏的方向演变。天天要“饮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孔子圣人尚且如此，何况普通人。因而，在物质生活，在“享受”享
13、乐方面，人，最容易“攀比”；欲望无穷，追求得越来越凶。封建社会，“做官”，不但能拿国家“俸禄”，生活无忧，还受人尊敬，“光宗耀祖”；而且能够“掌权”。而在商品经济社会，如果缺少有效监督，必然存在“权、钱交易”；有“权”能够换来钱，“权”越大捞钱越多；各方面的生活享受和享乐，欲望就容易得到满足。于是，很多人把“升官发财”联在一起，“读书做官”以获取“荣华富贵”，几乎就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心理本体”的重要成分。宋代思想家陆九渊，应朱熹之邀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演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痛切地谈到了这一点。陆九渊指出：一些人揣摩上级的喜好厌恶，削尖脑壳往官位上爬；当官以后，并不关心人民疾苦，也不
14、尽力办公事，而是只计较官职大小，专讲求工资福利多少。这样的人，即使天天读的都是孔孟儒学圣贤的书，实际上，也仍然与圣贤南辕北辙、背道而驰。那么，真正修习孔门儒学的“君子”之道，“学而优则仕”，做好官，应该怎么做呢？陆九渊提出：“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因而要求：学习圣贤、立志从政者，必须深自反省，端正做官动机，做到“供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陆九渊这次讲学，使当时听讲者感动，甚至落泪！可见，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并非起头就不好。问题是，看你抱着什么
15、目的去追求做官，是只想大捞个人私“利”，还是心存国家和人民的公“义”；做官以后，再看你是否能够秉公办事、为国为民。在我们当今社会，我认为，“学而优则仕”仍然是科学的；难道，不学无术者，能够当好“领导干部”、国家公务员、人民教师吗？！就是“读书做官论”，在当今社会，也仍然具有较大的合理性。那些连小学初中课本“书”也“读”不好的人，能够在这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社会里“做官”，搞好现代管理吗？！问题是：第一，并不是只要“读书”优秀就能“做官”；第二，看你“读”什么“书”，怎么“读书”；第三，看你想要“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怎么去“做官”。官员和老百姓，管理和被管理，统治和被统治，社会上实际存在的这两极，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这种情况，能否有所改变？“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素质全面提高”，能够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真正实现“民主社会”的那一天，会有吗？二五年十二月八日附谈：有位青年人告诉强巴他过去对“学而优则仕”的理解：学习完了，最好的出路是去做官。这是他老师教的还是他自己“悟”的，强巴忘记了问。 不过，这种解读，一定是“官本位”观念特别重的地方、时代的影响。 强巴也听过另一种“笑谈”父亲教育儿子：你要努力出息，长大经商办实业发大财；别学后头苟二家小子没能耐，长大了只能去做官！ 历史总是今天的人来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