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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农民合作社 农业现代化”系列文章（序）（一）改革开放初期，为了解决吃饭问题，通过自下而上的过程，实行了以“包产到户”、“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由此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仅仅 2、3 年，就初步解决了全国人民“吃饱饭”的问题。不过，这一“帕累托改进”的制度效应在随后几年就逐渐释放完毕，接下来，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固有弊端又重新铺满农村大地。小农经济的性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社会经济采取商品经济形式以后，小农经济只能采取小商品经济形式，而这种家庭经营的小商品经济往往经营效益低下，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必然会被“边缘化”
2、。中国的事情不会这么简单。随后的几个重大政策和事件，1980 年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政策、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及随后出现的县乡镇机构恶性膨胀，使农民的处境持续恶化。当时最为形象的描述是“几十顶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而管之“热心”，无非是“要钱”而已。2000 年，当时身为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国务院总理，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叹。 整整 6 年后，我国终于废止了农业税，农民的负担开始减轻。但此后，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又开始困扰所有关注“三农”问题的人们。分散的小农户生产规模小、经济实力薄、专业化程度低、经营管理落后、市场信息缺乏、自组织能力低，因而只能出售价
3、格低廉的初级农产品，承受中间商的盘剥。这其实就是农民“增收难”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原因。如今，每一次农产品周期性市场波动，几乎都会引发一系列菜贱伤农、粮贱伤农、果贱伤农、肉贱伤农之类的“突发”事件，害得有关部门手忙脚乱地四处“救火”，最终肯定是治标不治本。2011 年，问题演变得愈加诡异，即“菜贱”与农产品零售价格普涨同时发生。在青岛集贸市场上，每公斤大白菜卖 1.2 1.4 元，但在 100 公里外的菜农地头却只能卖到 6 分，二者相差 20 倍左右。 在这样的格局下，菜农不仅没有分享到菜价高涨的利益，反而因为“菜贱”而破产，有人因此而选择自杀 。但是，消费者也
4、没有得到“菜贱”的实惠，反而因为菜价高涨而支出增加。与此同时，由于农村缺乏生计，大量的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去城镇打工谋生，农田里留下来的是中年妇女，更多的是儿童和老人，有人将其戏称为“386199 部队”。农村青年越来越不会 “种田 ”，也越来越多的离开农田，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越来越多地需要依靠“386199 部队”。这里潜伏的农业危机，甚至比李昌平那时候更大。政府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很多农业政策，有些政策的确惠农而缓解矛盾。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理论根基，而“应景”设置的农业政策，用“病急乱投医”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例如，“公司农户”、龙头企业、订单农业、土地入股、假合作社、等等
5、、等等。由于小农户是一盘散沙，几乎没有谈判资格和能力，而他们的利益诉求始终没有组织载体，因此，最后总是“最受伤”。至今，主流社会仍然没有认识到，“农民合作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最好组织形式，如果能够得到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它就能够引导广大农民真正走向富裕，并最终引导农业真正走向产业化和现代化” 。（二）1990 年代初，中央文件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并称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作为对人民公社体制的一种否定，这一体制无疑是成功的。但是，由于没有脱离当时计划经济大背景，也没有事先理论上的深思熟虑，所以，这个体制存在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按照理
6、论家们的解释或者设想，“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是指农民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其中，分散经营，就是以农民家庭为单位，承包集体的土地或其他生产任务，进行自主生产，自负盈亏；统一经营，就是由村级集体组织管理土地，规划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作物布局，为农户提供机耕、机播、排灌、防治病虫害、加工农产品等服务。然而，在我国农村，特别是广大欠发达农村，这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根本就不存在。当然，“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存在的，而且它越来越规范。它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制度安排，并得到决策层 30 年、50 年和更长时间不变的承诺。它对于稳定农村、农民和农业，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起到了非常积极
7、的作用。也为我国农村未来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在本系列文章中会有详细论述）但是，“集体统一经营”这一“层”在现实的农村几乎就不存在，至少，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是不存在的。笔者几十年在各地农村调研，从来就没有见过有理论家们所说的那种“统一经营”（不过，报刊上曾有一些“点缀”，一些自然资源特别丰富的地方好像也有）。近些年来，曾在不少欠发达农村地区开展过所谓的“联系帮扶”村级集体经济的工作，它要求每个市县行政事业单位“联系”一个村集体，目标是让它每年有不少于 1000 元的纯收入。经济上如此“无能”的村集体，除了“管理土地”以外，“统一经营”只存在于纸面上。实际上，所谓“村集体”，与
8、其说是它经济组织，不如说是行政组织。在现实的农村，“村集体”往往行使行政职能，更多时候，它是乡镇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和管理活动向村一级的延伸。所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之“双层经营”是虚假的，或者说只存在于理论上。（三）从 1958 年到 1980 年代前半期，我国在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当时认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是所谓“一大二公”（即第一规模大，第二公有化程度高），而实际上是在剥夺小农的基础上，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一体制的真正用意在于，方便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拿走全部农业剩余，并侵占农民部分必要生活资料价值，其最终结果是搞得全国人民“吃不饱”。1980 年前后，自下
9、而上掀起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瓦解了人民公社体制，随后，“撤社建乡”工作（即撤销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在全国铺开。到 1985 年底，全国农村普遍建立起乡镇政府，总数达 91138 个。这一史无前例且异常庞大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远远超出了当初制度改革设计者的预料。农业问题专家朱守银曾分析过这些负面效应。他认为，“撤社建乡”完成后出台的“分灶吃饭”财政包干政策，在各级政府和部门之间形成了十分明确的利益关系。于是，数万具有独立利益和增收欲望的乡镇政府和那些涉农部门，都成为既垄断权力又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主体。1994 年的 “分税制”改革，不但没有跳出财政包干体制的圈子，反而
10、进一步造成了地方政府有“事权”却无“财权”的窘境。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有些地方甚至连行政事业费和人头经费开支也难以保证，这必然诱发地方政府追求财政“增收”的欲望。在这种背景下，乡镇政府必然伸手向农民“要钱”。2006 年，我国废止农业税，乡镇一级政府的功能受到质疑。其实，三农专家温铁军早就质疑过乡镇政府的功能问题。他认为，中国自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的两千年封建社会都是“皇权不下县”，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政府管理小农经济的最低成本方式就是乡村自治。目前我国庞大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共有 34170 个乡镇政府 ）运行成本巨大，而实际的管理事项不多，管理意义不大，且管
11、理效率低下。每年，上级政府为防止乡镇官员“扰民”而花费的精力和经费亦不少。（四）主要发达国家大多在 19501970 年代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历史资料表明，各主要发达国家都是在小农数量众多，甚至是小农遍地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在此过程中，为了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的问题，形成了“土地家庭经营农民合作社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农业现代化模式。目前，凡是已经或大体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推广农民合作社，并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了农业产业化，实现了“小农业与现代化大市场”的对接。国际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并不需要以消灭小农业和小农户为条件，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
12、也不需要等到土地集中和土地规模经营的兴起。这个结论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国现阶段完全可以（也应该）借鉴成熟的国际经验，在小农遍地的情况下，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目前，我国已经完全具备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三个基本条件（系列文章有详述），国家应不失时机，通过改革严重脱离现实的农村经济体制，以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合作社，并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全面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五）笔者 1990 年代中期涉足农民合作社理论研究，2005 年起组织课题组在各地调研考察，并在本地几个区县进行了 6 年“农民合作社规范化试验”，其间，多篇研究成果在国家级省级报刊发表，最近，笔者旨在阐明农民合作社基础理论的长篇论文农民合作社的制度逻辑发表在我国农业经济的核心期刊农业经济问题2011 年第 7 期；旨在阐明我国已经完全具备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基本条件的论文论全面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也最后完稿。它是农民合作社的制度逻辑的姊妹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