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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租汽车行业管制中的政府失灵北京出租汽车协会在 2001 年做了一个调查，声称一辆夏利车司机每月交给出租汽车公司的份钱平均为 4400 元，而公司的运营成本为每车每月 4019.97 元，其中包括管理费800.65 元，也就是说公司的每车纯收入每月只有 257.97 元，一个月的纯利率仅为 5.86%。国家、企业、司机的所得比例是 1.98:1:9.87。按照这种说法，司机得大头，国家得中头，企业得小头。但“ 的哥” 们对此提出了强烈置疑。北京渔阳出租汽车公司的杨师傅以自己为例说，他的月营业收入基本保持在 8700 元左右，这些收用于支付每月的份钱 4400 元，燃油费约 1800 元，修理费
2、约 400 元，用餐费 300 元（每日 10 元） ，应付罚款等其他开支 100元，每年的出租汽车车辆、计价器年检费等费用合计每月平摊 30 元，个人所得税每月 60元。总计每月支出为 7100 元，净收入则约为 1600 元。但杨师傅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每天几乎 10 个小时的工作。杨师傅怎么也不相信企业拿的是小头。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辆新夏利车投入出租运营的成本大概是 9 万元，司机承包一辆车的抵押金是 4 万元。也就是说，公司买一辆新车，实际只付 5 万元。而出租车的使用年限是五年，每个月 4400 元的份钱，而且承包期内的所有日常汽车维护费用均由司机承担。如此算来，公司两年就可以赚回一
3、辆车的本钱，后三年净赚。参考资料：出租车载不动的愁怨胡一帆 财经杂志 2003 年 2 期发放经营特许权是政府进行经济管制的常见手段。政府为什么要对经济进行管制呢？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短缺使得政府必须实行严格的管制和配给制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制的合理性主要来自于市场失灵，即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外部性和内部性等。垄断能使具有垄断地位的人不去创新也能占有和获得超额利益，从而阻碍技术的进步，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社会福利，所以有必要打破垄断。不正当竞争，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通过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实施各种侵权行为等，以侵害竞争对手，获得超额利益。外部性是指在两个当事人缺乏任何相关的经济交易的情
4、况下，由一个当事人向另一当事人所提供的物品。比如，环境污染，公共资源的滥采。内部性是指由交易一方所经受的但没有在交易条款中说明的交易成本和效益。这里的成本即是指负内部性或内部不经济，而效益则是指正内部性或内部经济。交易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使信息少的一方受损失，在证券市场和消费市场中都有这种现象。要消除垄断、反对不正当竞争、防止公共资源悲剧的发生、减少内部的不经济，只能通过政府的管制与治理。在出租车市场的发展中市场失灵的现象也始终存在，如污染环境、恶性竞争、宰客甩客等等。因此，政府的管制是非常必要的，但问题是怎样进行管制，管制的程度如何。在以上案例中，政府本想通过给出租车公司发放经营特许权的
5、办法来对出租车市场加以管制，以克服无序竞争等市场失灵问题，但结果却使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受到损害。北京市每年将减少税收收入 12 亿元，消费者承担了转稼过来的高额成本，使得原本只要每公里 09 元左右的租价，4 公里 6 元的起步价都翻了一番，还造成了公司与司机之间本可避免的紧张关系。这说明政府的管制并没有达到预期有目的，不仅没有克服市场失灵，而且还扩大了市场失灵，大大增加了企业、消费者和纳税人的成本，出现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与无效率，导致政府管制失灵。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的教训与启发：一是政府的公共管理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放松管制，减少干预，这样才
6、能给市场松绑，繁荣市场。如在 1992 年以前，北京市对出租车行业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政府严格控制投资主体，不批准私人开办出租车企业，结果导致出租车严重短缺，1991 年北京每万名城市居民拥有出租车的数量只有广州的 60%，出租车在城区每平方公里的分布量不及广州的 1/4。无法满足市民生活的需要。到 1992 年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推动了各种放松计划管制的市场化改革。在国家相关政策的鼓励下，北京市确定了“符合条件就批，将企业推向市场，优胜劣汰”的发展方针，向出租车企业提供优惠政策，并允许私人投资设立出租车企业。宽松政策引发了成立出租车公司的热潮，到 1993 年 5 月底，出租车公司达 1
7、 085 家，比 1991 年的 302 家增加了 2.6倍，运营车辆达 4.9 万辆，比 1991 年的 1.62 万辆增加了 2 倍。大发展迅速缓解了“乘出租车难”的问题，同时还创造了约 5 万多个就业岗位。虽然如此，政府的管制还是相当的严厉，如专门设立出租车管理局，规定私人投资设立的出租车企业必须“挂靠”一个“主管单位” ，以该单位的名义申请设立出租车公司。同时实行经营特许权的管制手段。对出租价格、车辆更新等作出硬性规定，并自 1993 年 3 月起，出管局便停止批准新设出租车企业。这是北京出租车业形成行业垄断，进行“行业盘剥”的根本原因。二是不受限制与制约的行政管制权力最容易导致权力垄
8、断与权力寻租。我们经常发现，特许权往往在暗箱操中被不公平地授予某些利益集团，实际上成为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财富再分配的手段，以前政府常常和国有企业结成利益同盟，现在，政府则把权力的滥用和寻租的范围扩展到外商和私人利益集团。每当后者“捕获”了前者后，就“合法”地肆无忌惮地搓揉竞争者和消费者。于是，在本来不应该存在特许权的地方，政府仍然不舍得松手，总是夸大市场的失灵，为保有自己的权力而寻找借口。这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最主要的内部阻力。三是政府管制是一把双刃剑，即便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也不是“一管就灵”的。在我国，政府管制常常导致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加重了市场失灵的程度。在不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创造出了市场失灵，这种例子可谓随处可见，如民航票价的禁折、铁路运输的长期供不应求、证券市场的公开圈钱化、城市房地产的泡沫、民间金融的缺乏、城市公共设施的瓶颈、民办教育事业难以为继、医疗机构的以药养医、生产事故频仍、生态环境恶化、迁移权的限制和就业歧视使农民贫困化加剧、大量弱势群体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等等。可以说，如果不大力调整政府的职能，并彻底改革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方法，市场机制就永远无法在这些领域发挥其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的作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就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闵行一分校10 春季行政管理王炜玲 10310012028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