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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理环境、社会制度和李约瑟之迷2004 年 07 月 22 日 18:23 中评网 姚洋 一五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刚在内战中取胜的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带领八万士兵，在现今秘鲁的高地小镇卡加马卡(Cajamaca)迎战由文盲佛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的 168 名西班牙入侵者。然而，这场看似力量对比悬殊的战役的结果，却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当望见印加人华丽的宿营帐篷和浩大的军队的时候，就连西班牙人自己也觉得是自投罗网。但是，皮萨罗还是把他的人带到了离印加人很近的地方，然后让一个神甫去劝降阿塔瓦尔帕。神甫去了，要阿塔瓦尔帕归顺上帝，并把圣经给了他。整个印加帝国没有文字。不识字的阿塔瓦尔帕把圣经扔出去几步
2、之遥。神甫于是大喊：“基督徒们，快来杀这群拒绝上帝旨意的贱狗们吧！”西班牙人手中的枪响了，刀抡了起来，皮萨罗在顷刻之间便杀到了阿塔瓦尔帕华丽的辇前。可怜八万之众的印加士兵手无寸铁，他们的木棍在长枪和钢刀面前毫无用处，七千人被杀，剩下的人则落荒而逃。阿塔瓦尔帕被皮萨罗从辇上掀了下来，成了俘虏。印加人为了救回他们的皇帝，给西班牙人送去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赎金 足够填满一间 22 英尺长、17 英尺宽、8 英尺高的房间的黄金。但皮萨罗在收到 黄金之后却背信弃义，仍然把阿塔瓦尔帕杀了。 很显然，决定这场战役的关键因素是西班牙人手中的长枪和钢刀，而此次战役也不是西班牙征服者以少胜多的唯一一场战役，类似的
3、战役还发生过几次。这些战役对于西班牙征服印加帝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却没有消灭印加帝国的人口。真正使南、北美洲几千万印第安人几乎灭绝的因素，是欧洲人所带来的细菌和病毒。例如，麻疹于 1520 年由一个西班牙人的奴隶带入墨西哥，在以后的一百年间，墨西哥境内的印第安人由大约 2 千万 锐减到 160 万。病菌的杀伤力远远大于刀枪的杀伤力。 那么，为什么是欧洲人、而不是印第安人首先使用刀枪呢？为什么是欧洲人把病菌传 染给了印第安人、而不是反过来呢？这是杰瑞德戴尔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 病菌和钢铁：人类诸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所要回答的问题。事实上，戴尔蒙德的问题比上述问题更宽泛，他试
4、图解释人类文明的地域差异：为什么人类文明起源于欧亚大陆而不是别的地方？为什么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居民至今仍然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而欧亚大陆的文明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 戴尔蒙德对此的回答既传统又新颖：所有这些差异都来自于各地区地理环境的不同。此说如何新颖，留待后面再说；它之所以传统，是因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在十九世纪就产生了。记得八十年代初刚上北大地理系的时候，胡兆量教授在经济地理概论中首先讲到的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批判。从此之后，凡是有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嫌的言论，我都避而远之，甚至持批判态度。在经济学界，有一些人非常强调地理环境对一国一地经济增长的作用。比如，原哈佛大学教授萨克
5、斯等人对中国各省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现进行了数量分析，得到的一个结论是，省会城市离运河越近的省，其经济表现越好。可是，运河是人所修造的，因此会不会有意往经济发达的地区修呢？如此这样的问题，让我对地理环境的解释力持怀疑态度。因此，当我看到戴尔蒙德又提地理环境时，心中不免生疑，同时也心生好奇，开始读这部洋洋四百多页的厚书。没想到，此书的语言和叙事像磁力一般把我吸引住了，让我在短短一周内读完了全书。戴尔蒙德在书中并没有提供新的史实，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以新的视角把人类过去 1 万年的历史重新梳理了一遍。他的贡献 得到了应有的承认，此书获得了普利策奖。 戴尔蒙德的本行是生物学，他对人类社会的兴趣起源于他在新几
6、内亚的长期的田野工作。在和当地人的长期交往过程中，他发现，当地的许多人其实非常聪明，而新几内亚人口的整体智力水平绝不低于欧洲人。但是，正如一位当地政治领袖亚力在三十年前问戴尔蒙德的：“为什么我们就是不如你们白人？”正是为了解答亚力的问题，戴尔蒙德才把注 意力转向了对人类历史的研究。对于历史学家或经济史学家而言，历史只从人类建立了社会组织开始；而戴尔蒙德的自然科学背景引领他把历史的起点向前推进了一步，去研究人类脱离自然界的过程。 人类脱离自然界的起点是定居农业的产生。在此之前，人类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在本质上和动物无异。定居农业为人类提供了可以储存的剩余，使得一些人可以从生产中解放出来，专门从
7、事文化、艺术、管理和宗教等事务。与此同时，剩余的产生还导致了对制度的需求。一方面，人类需要一套所有权制度来界定剩余的归属；另一方面，人类还需要一个公共机构来实施对所有权的保护。同时，定居生活增加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因此也产生了对国家结构的需求。因此，定居农业是人类诸社会走向分岔的起点。在这方面，欧亚大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世界上有五个无可争议的农业起源中心：美索不达美亚平原、中国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美洲地区、南美安第斯地区和美国东部地区。但是，位于欧亚大陆的美索不达美亚和中国所驯化的植物远较其它地区多，并且，这两个地区的作物的营养价值更高。比如，美索不达美亚驯化了小麦，中国驯化了水稻和小
8、米。与此同时，这两个地区也驯化了更多的今天仍然在饲养的大型家畜：美索不达美亚驯化了绵羊和山羊，中国驯化了猪，而其它地区要么没有驯化任何家畜，要么只驯化了小型动物。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距呢？戴尔蒙德认为，这是因为美索不达美亚和中国拥有更多的适合于驯化的野生作物和动物。非洲的动、植物资源也非常丰富，但适合于驯化的却不多。比如，斑马是非洲非常普遍的动物，但它的性情暴躁，经常咬人致伤；因此，尽管人们也尝试驯化斑马，但最后都不得不放弃了。另外，可驯化的动物还必须以草为主食、生长期较短、且体型较大，以便人类在较短的时间内以低廉的饲料换取他们的肉。在这方面，欧亚大陆具有绝对的优势，它拥有 72 种符合条件的
9、野生动物，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只有 51 种，美洲只有 24 种，澳洲仅有 1 种。在迄今为止人类饲养的 14 种家畜中，欧亚大陆就驯化了13 种。 欧亚大陆不仅有利于动植物的原始驯化，而且有利于动植物的传播。事实上，在人类文明的发育过程中，传播比原生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欧亚大陆的传播优势来源于它的东西向的地理主轴，地球的气候一般是以纬度来区分的，同纬度的地区基本属于同一种气候。欧亚大陆的东西向地理主轴因此使得作物和动物的传播变得较为容易。相反，非洲和南北美洲的地理主轴是南北向的，它们的气候在南北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阻碍了驯化动、植物的传播。比如，公元前 7000 年左右在美索不达美亚发源的作
10、物，到了公元前 3800年就传播到了北欧和英国；相反，在南、北美洲分别驯化的作物和动物，要经过 5000 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达对方同样的气候地区，因为两者之间的热带地区阻断了动、植物的传播。 然而，定居农业的后果并不总是好的，一个随定居农业而产生的重大问题是病菌的传播。对人类具有杀伤力的病菌都来源于动物，因此，驯化动物较多、人口密度较大的欧亚大陆成为病菌的发祥地就不足为奇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是欧洲人向美洲印第安人传播了疾病，而不是印第安人向欧洲人传播了疾病。 解决了农业和病菌的起源问题，这以后的事情便顺理成章了：农业发达的地区首先产生了文字，随后向周边地区扩散；同时，技术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
11、人们学会制造刀枪等杀人武器；最后，社会组织也变得日益复杂，君主制度等集权体制代替了较为平等的部族首领制。这些文明的分岔现象因此可以看作是定居农业的副产品，进而又是各文明所处地理环境的产物。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戴尔蒙德对待地理环境的态度和十九世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后者那里，地理环境起作用，是因为它改变人的性格：生活在温带的人更勤劳，而生活在热带的人更懒惰。戴尔蒙德所反对的，正是这种种族主义的观点。他的书的起点是，人类社会不分种族，生来具备同样的平均智力水平。人类诸社会之所以形成今天这样巨大的差别，是因为各个社会所处的地理环境限制或鼓励了它们的发展。戴尔蒙德将人类社会分岔的起点
12、上溯至农业的起源，在那个起点上，人类无疑受到地理环境的巨大约束，由此而产生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戴尔蒙德没有解释的，是各大洲内部的差异。定居农业是人类诸社会分岔的起点，在此之后，分岔非但没有停止，而且日益加剧。以今天的眼光观之，解释这些导致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的文明分岔也许更为重要。这其中，最令人着迷的莫过于李约瑟之迷：中国在古代领先世界一千多年，但到近代为什么却落后了呢？近代世界的分水岭是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发生在欧洲的工业革命，因此，李约瑟之迷也可以表述为：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关于这个谜，有许多解释。戴尔蒙德的书主要讨论人类社会脱离自然界时的分岔，但在
13、书的结尾处，他也给出了对李约瑟之迷的一个解释。他的出发点仍然是地理环境。如果我们随意地查看一下欧洲和中国的海岸线，马上就会发现，欧洲的海岸线犬牙交错，且近海岛屿众多，而中国的海岸线平滑有序，近海几乎没有大的岛屿。前者有利于形成众多竞争的小国，而后者则有利于形成大一统的帝国，从而也决定了两个区域不同的发展轨迹。戴尔蒙德以航海为例来说明他的观点。发现美洲大陆的哥伦布生于意大利，为了他的伟大的航海计划，先后投靠了三、四位欧洲君主，最后才得到西班牙皇室的支持。如果欧洲统一在任何拒绝了哥伦布的君主之下，则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相比之下，中国明朝的郑和的命运就要坏得多了。郑和七下西洋，其舰队规
14、模之大，远不是哥伦布所能及的。但是，在大一统的皇权之下，宦官一旦失势，郑和的远洋航行也就终止了。因此，戴尔蒙德将中国的落伍归咎于其完整的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大统一的国家体制。 但是，这个解释虽然对中国在近代的落伍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无法解释中国在此之前为什么能够领先世界一千多年。与戴尔蒙德的解释相类似的是中央集权的税收假说。1998年夏天，我到美国巴尔的摩市参加留美经济学会的夏季年会，同室的是一位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生。这位美国仁兄高高大大，研究的却是中国经济史。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南宋时期的税收制度的，其基本观点是，在南宋时期中国已经有了工厂化工业的萌芽，但却被高度集权的中央税收所扼杀了。南宋时期
15、，江南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是，外患频仍的南宋王朝为了战争而大肆向工商业课税，而且，税收高度集中，地方政府没有任何税收留成。由此一来，地方官员无心扶持当地工商业的发展，相反却加强税收力度，以向朝廷交差了事，工商业因此在重赋之下凋敝了。2001 年夏天，我到厦门参加留美经济学会在国内召开的年会，恰巧又与这位老兄同住一室。原来，他已经在台北中研院下属的经济所做了两年的博士后，并刚刚娶了一位台湾太太；同时，他的研究工作也有了进展，真是双喜临门。他告诉我，为了更好地理解宋代财政，他不得不了解宋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为此，他已经回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了。虽然我们用英语交谈，但我相信，他的古文阅读能力肯定大大地超过
16、了我的。几年的研究更坚定了他当初的看法，即南宋时期高度集权的税收体制是打开李约瑟之迷的钥匙。 然而，这个解释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如果南宋时期因为战争而不得不把税收全部收归中央，明、清两代经历了几百年的和平时期，难道各位皇帝就没有学会“放水养鱼”的道理？更一般化的解释来自于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黄仁宇引用诺斯等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财产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比如，明末清官海瑞的断案方针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平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是封建官吏的典范，他的思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黄仁宇认为，这种思想不顾“内在的公平”，而只意在维持由血缘关系、社会身份和道德品质所支撑的社会等级制度，从而扼杀了社会的商业动机，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黄仁宇从产权保护方面所做出的解释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