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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化、升华与重审拨开婚姻、乡邻之爱的迷雾，余公公和慧娘娘的精神之恋成为“漫水” 故事中荡气回肠的审美场域。它体现出转化情欲，升华灵魂，重审欲望与人伦的三重审美功能，并借此触摸人性的幽微，探测情理的界限，突显节制、人伦赋予生命的弹性和艺术的张力。 一、转化：摒欲归灵的精神相依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指出，爱情追求真、善、美，而“ 灵魂的美优于形体的美” ，爱之美是 “纯粹的、地道的、不折不扣的美本身，是神圣的、纯一的美本身”1。人们通常用“柏拉图之恋 ”指称摒欲归灵的精神之恋。它包含两层意思：双方必须有恋爱情愫存在，但这爱越过现实和肉身羁绊，只在精神世界神游。 “漫水 ”是一幅经过诗意转化的乡野生活
2、图，虽也涉及贪婪、怠惰、狭隘、无聊等乡民陋习，但这些都被淡化，推至幕后，故事的主色调洋溢着爱和温情。婚姻之爱只用素描笔调轻轻勾勒，余慧之间的心灵精神相守则写得委婉细腻。慧娘娘是粗人有慧之妻，一个从“堂板行” 带回的女子，聪慧，多才，后来做了漫水的赤脚医生、接生婆和妆尸人，行善积德，受人尊敬。暧昧身世曾使初入漫水的她遭受非议，是有余用智慧、力量、浩然正气维护她，并通过认同有慧表达了对她的赞赏。 “在爱的情感光谱上，赞赏的作用”突出， “赞赏充满着柔情” 。2 这赞赏源自深刻地懂得，理解她经历的无奈，懂得她内心的宽阔、丰富和“赛仙女” 的纯美。慧娘娘也对知识渊博、细腻侠义、大气稳重的有余心存爱慕。
3、小说反复渲染了笛韵共鸣的细节。音乐是心灵沟通的重要方式。黑格尔指出， “音乐造就了物质的情感性和心灵性，它以自己内在的音调形式表现一切特别的感情 ”， “一切细腻的喜悦、欢乐、笑谑、任性、心灵的沸腾和发狂”，还有敬仰、崇拜、爱情等等。3慧娘娘对有余自创曲子的懂得，就是他们心灵互射、灵魂相遇的传神体现。小说还在看似随意的乡村生活描述中，暗含他们彼此爱恋的信息。譬如，慧娘娘爱吃菊花，珍爱樟木药箱，熟知有余鞋码大小；余公公牢记慧娘娘爱吃枞菌和用烧碱水洗头抹茶油的癖好，最后为她沐浴、净头、妆尸、雕龙头杠，将自己钟爱的笛子陪葬慧墓，感人肺腑。 他们的爱自始至终纯净美好，远离肉欲和占有。起先，是责任、义务
4、、尊重、体谅、自制等因素转化了他们爱的形式，使之成为一种无害于人伦的纯美关怀。当这纯净的爱成为延续几十年的习惯，即使婚姻羁绊消散，他们仍会醉心于那无欲的纯粹里。奥托魏宁格认为， “爱情和情欲是根本不同，相互排斥，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两种状态真正的爱情会由于同所爱之人非预谋的肉体接触而死亡”，甚至 “只存在 柏拉图式的爱情 ”。4深刻昭示了精神之恋与情欲的距离及其本身的永恒、美好和诗意。 二、升华：返乡之旅的精神飞跃 艺术是怀着乡愁寻找家园的精神之旅。现代人的家园一方面指个体生命出生成长的土地，一个集地理环境与亲情记忆于一体的复合空间；另一方面则指向精神皈依之所。 漫水为现代人构建了记忆家园，并通过
5、余慧二人的精神相守将具有审美、哲学意蕴的柏拉图之恋扩展到乡野，将返乡之旅推向灵魂回归和哲学追问的层面，将生死、灵肉的冲突与融合问题推向逐渐平面化的当今世界。 首先，主人公钟爱的花木和音乐具有非实用性，将审美指向了“义生文外，秘响旁通 ”的隐喻空间。芍药、海棠和栀子分别具有“相思 ”、 “苦恋”和“ 永恒的爱”之意。而白玉兰的纯洁，菊花的高尚，茉莉的芬芳友谊，都将阅读引向暗喻层面。那馨香的花朵，精雕细琢的画儿和屋角飞檐，盛开着一个农人无声的心灵，音乐则是他灵魂的直接歌唱。有余自编曲目，吹出笛音悠扬， “吹着吹着，眼睛就闭上了” ，“像进了对门的山林，很多的鸟叫，风吹得两耳清凉，溪水流过脚背” 而
6、慧娘娘远远听着，沉醉其间。音乐的共鸣，传递了余慧二人心灵相通的信息。 其次，精神之恋的纯粹使小说挣脱现实羁绊，走向升华。爱情融合着作为生物性存在的欲望、激情与社会性存在的精神、审美。性是爱情的催化素，将爱情主体导入人神一体的涅槃境界。但现实之爱因欲念缠绕或契约关系而具有短暂、利己、排他、繁琐等有限性，易于沦为熟悉的陌生或平淡的亲情，甚至相看生厌的失望、怨怼。 漫水小说集的其他故事深扎时代土壤，体现出对历史当下局限性的暴露，譬如也算爱情 、 我的堂哥就抖出了政治、商业等外在力量对人性的侵蚀和异化。但漫水淡去了这些，让它们成为一抹微云，飘在桃花源般的漫水上空，叙事的重心始终在人性的美好与丰富。其中
7、最清透悠远的，当属那超越现实人生和两性肉体迷恋，超越功利计较和外在责任约束的精神之恋。 慧娘娘是美的化身，生时是“漫水最漂亮的阿娘” ，死后仍“身子流软 ”， “皮肤又白又细”，头发乌青水亮，不像 “过去了的人”。这种自始至终的美丽深植于有余的生命。他们相互吸引、照顾，却一直保持适度的距离。羞涩，泄露了爱也克制了爱。当别人表扬樟木药箱时，慧嫂嫂“脸红到了脖子根”；当她看见两副“ 老屋”并排摆放，突然不好意思，觉得那是“躺着的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有余因有慧暗含妒意的玩笑， “脸红得像门神” ，并毅然藏笛。康德认为，羞怯是“大自然的某种秘密，用来抑制放纵的欲望：它顺乎自然的召唤，但永远
8、同善德行和谐一致”5；它是从理性与本能夹缝中涌出的道德自律，是控制性欲的反射形式，也给关乎性欲的情感披上神秘和诗意的外衣，推动主体想象，增加爱的强度和美感。余慧精神相守的高潮性呈现集中在慧娘娘死后。有余葬笛的举动，昭示了精神之恋的存在，也彰显了这爱恋超越此在有限性和肉身障碍的特质。它不因生命停止而结束，反而在肉身死亡之时绽放，并随脱离肉体约束的灵魂飞升，通往永恒，达于无极。 三、重审：欲望、节制与审美张力 余慧精神之恋除了为文学返乡之旅提供超越性意义，实现精神乌托邦建构之外，还具有重审原欲解放、呼吁人性回归的审美功能。弗洛伊德是理性、伦理、文明等相关秩序的审判者，他宣称， “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存在，还压制了人的生物存在；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7。生命原欲合法化在砸碎道德锁链、恢复感性生命的同时，带来了欲望泛滥的负面影响，使人从被技术理性压抑的状态走向另一极端自我扩张，人伦松散。然而，人毕竟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正是生命存在的多重性和多向度赋予了人性以饱满、丰盈和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