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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我国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一、无讼思想的精神内涵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建立在“天人合一” 的哲学基础上，古人对自然的总体认识便是和谐。而无讼即为传统中国人追求和谐境界的最佳价值选择，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根深蒂固。那究竟何谓无讼呢？又或者是该如何理解无讼二字？其实在中国，最早的“讼” 字出现在 易经里， 易经的讼卦卦辞曰：“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意思是说进行争讼，无论是胜是败，都被看作是不吉祥的。无讼，是相对于诉讼而言的。其实，对于这种破坏社会和谐的诉讼，各家各派均是持反对意见。在各派中，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证无讼思想的人，他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2、 ”其大意为我虽然像别人一样审理各种纠纷，但追求的却是使人世间根本没有纠纷的一种状态。其实孔子此处所提出的“听讼” ，那也不过是实现“ 无讼”的一种手段， “无讼” 才是根本目的。孔子将无讼作为其施政目标之一，强调教化，强调德治，主张“以德去刑 ”。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成为千百年来司法活动和诉讼实践一贯的行动指南。二、无讼思想的产生根源经济根源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任何特定时代的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制度都是由当时存在的生产制度所决定，而法律正是建立在特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法律思想观念也正是经济发展的反映。中国古代几千年来始终联盟都是古
3、朴的农业社会，分散的小农经济为主要经济方式，商品经济未能得以发展。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原的农业文明相伴而生，以血缘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所产生的熟人社会的控制机制是伦理规范。 “无讼 ”是古代中国人以安居乐业为追求的农业社会的产物。因此，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沉重的诉讼费用是传统无讼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政治根源首先，自秦朝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多民族国家，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巩固自身的政权，从而建立了一整套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还建立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的特权等级制度，以制度的方式来限制人们的诉讼权利。其次，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统治者大力推崇采用儒家思想所倡导的教
4、化手段来淡化人们的权利意识，息讼、止讼层出不穷。并且中国自古就崇尚“无讼” 和“息讼”，老百姓深受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之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和维护统治，减少讼争，甚至还为“息讼” 提供了制度保障调解制度。与此相对应，对那些动辄构讼、寻衅滋事的好讼之徒采取严惩不贷的态度。再者，纠问式的审讯，有罪推定的指导原则，刑讯逼供的制度化，使老百姓“畏讼” ；贪得无厌的酷吏，遥遥无期的审理，使老百姓“厌讼” 。最后，在我国的传统法律中，统治者所架构的政治体制一贯是以义务为本位，而非以权利为本位。所以古代的老百姓们很少想到要通过诉讼的手段来维护他们的权利，事实上，他们也几乎没有任何权利。思想根源如
5、上文所述，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建立在“天人合一” 的哲学基础上，古人对自然的总体认识便是和谐，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便是崇尚和谐。而无讼是以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为基础，是传统中国人追求和谐境界的最佳价值选择。在我国的传统法律中，统治者所架构的政治体制一贯是以义务为本位，而非以权利为本位。而儒家“礼 ”的体系，就恰恰是一种以义务为导向的规则体系。它从规定个人的义务出发，规定了人们的种种义务。统治者深谙此理，知道普遍的和谐与稳定不是依靠法律与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来取得，而是要借助崇礼重德的厚重文化，因此，才大力提倡兴教化、重人伦、厚风俗、明礼仪。制度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传统法律体制的显著
6、特点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和严刑酷法。这一特点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法律体制极度失衡。其次，古代法官主要是由地方的行政官吏兼任，司法作为行政官吏行政工作的一部分，因而各种权力之间并无相互约束力，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机制。这种行政、司法合一的政治制度，使立法、司法、审判等权力最终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在上述两种严重失衡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下，讼争很难得到公平的裁决，更不用谈司法公信力了。三、无讼思想对中国法律文化的影响积极影响无讼思想能在中国影响几千年之久，几千年之深，就充分说明了它有适合其发展壮大的肥沃土壤，也充分说明了它有着符合社会要求的合理价值内涵。一方面，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便是崇
7、尚和谐。和谐思想包含了古人关于社会以及人生的种种高超智慧，对古代乃至现代社会的司法诉讼和纷争解决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法律的内在生命和基本价值之一便是对秩序和稳定的追求，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价值取向即突出地体现了对上述这一使命和价值的优先考虑以及全面追求。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经济转型时期，这是一个矛盾纠纷多发的时期，因此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所追求的和谐以及秩序价值仍有重温与复苏的必要性，因为它能对各方面的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对于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动荡和混乱进行较强的校正与修复。由此可见，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属性观点看，
8、无讼思想的合理性具有必然的恰当性。无讼思想比较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实际情况，较易为传统中国人的心理所接受，由此催生了在中国法律文化中极为发达的调解制度。而调解制度这一种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具有的效率高、成本低、简便、快捷的优点，在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成社会的整体和谐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整个人类社会都贡献出了巨大且宝贵的财富。消极影响无讼思想的合理性是实际存在的，但事物总有两面性，其对中国法律文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中国现代的法律在形式、内容以及精神上都与中国传统法律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无讼思想的痕迹却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诉讼法律意识以及个人权利意识中，无
9、讼的观念在法律文化的各个方面仍然顽强地发挥着作用。妨碍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进程。诚如上文所述，宗法时代中所倡导的以血缘为纽带的聚族而居和世代毗邻的地域关系，使得伦理规范就成为了以血缘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所产生的熟人社会的控制机制。由于法律的儒家化、伦理化，中国传统的法律丧失了自己作为法律的价值、功能和个性，反而传统儒家伦理的价值、旨趣和特征是其精髓所在，以“情” 和“礼”为标准，不以“合法”为原则，也不以法律为准绳。中国古代法制呈现出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和严刑酷法的特点，不利于法律自身的发展，也严重阻碍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压制了人权，导致公民权利意识淡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思想着
10、重强调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旨在建立义务本位而非权利本位的和谐社会。在儒家化的法律制度和儒家德礼思想的影响下，在“讼不可妄兴” 、 “讼不可长”的偏执教化下，百姓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利，压抑自己的正当要求，对法律避而远之，不敢去寻求法律的保护，更不敢通过法律途径来主张自己的权利。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极大地挫败了民众为自己的权益而斗争的精神，为专制政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和条件，成为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无讼思想减弱了法律信仰，埋下了人治的伏笔。传统的无讼思想注重德礼教化、倡导和解，在其影响下，法律逐渐受到轻视。但大多数情况下，法律是统治者进行统治，压迫民众的一种工
11、具，人们对它仅仅是惧怕和逃避，无法对法产生认同感和信任感，就更谈不上发自内心深处的敬畏而形成的信仰了。对社会治理而言就导致了人治主义，为行政权力的滥用与腐败专横的人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四、无讼思想的现代化改造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无讼思想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在正确态度下，付出艰辛的努力去改造和扬弃它。努力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观念无讼价值观它存在的肥沃土壤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但是目前中国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实施的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制度，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和政治结构的变革中去寻找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动力，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方法论。为实现市场经济和建立民主政治，
12、必须在我国构建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与熟人社会相对应的一种社会形式，熟人社会是人情社会，伦理道德是主要调控机制；而市民社会是陌生人社会，法律是主要调整机制。随着市民社会的构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观念将会得到不断提高，利用诉讼方式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利和利益终会成为中国百姓的习惯选择。努力树立公民的法律信仰伯尔曼曾说过，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 。无讼思想能够在当代中国仍然发挥影响，除了沿袭传统观念，大量司法腐败现象的存在如以案谋私、枉法裁判、刑讯逼供等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一系列现象的存在严重地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审判的公信力，败坏了司法机关的声誉，使得民众依旧畏法、惧法，无法对法律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法律信仰始终难以建立。中国现阶段要实现法律信仰，必须保证法律真正体现秩序、正义、自由和效率等法的基本价值；保证司法公平，严惩司法腐败；尽快实现司法独立，实行法官队伍专业化和职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