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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技术的政治参与因素分析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便利且快捷的渠道和方式，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不证自明的历史进步，也是一种政治社会化的客观规律。根据网络技术发展与社会政治参与的关系理论，网络技术的发展程度与社会政治化水平存在着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而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与结果，就体现为网络技术在政治应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政治化水平的促进和阻碍的价值实现。由于不同政治参与公民应用网络技术的背景为所处的不同社会的政治环境、法制环境、社会制度环境等。所以，不同政治参与公民应用网络技术参与政治活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效果。社会信息化水平、传统管理体制和网络监
2、管程度是影响目前我国公民应用网络技术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的发展程度决定了我国公民应用网络技术进行政治参与的水平。 一、社会信息化水平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 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对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已成为一种社会现实，而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地区只是一种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政治应用的可能性。由于我国社会发展原因，我国经济技术发展实力相对落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信息产业的投资和发展力度相对薄弱，网络技术应用的普及率相对偏低，网络技术对于政治参与的应用和创新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以及社会阶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即“信息鸿沟” 问题。从哲学、政治学上来看， “信息鸿沟 ”问题
3、引发了社会阶层、个体之间对于政治参与的不平等，是引发诸多政治参与问题的技术根源。 首先，我国的网络技术发展存在着滞后性，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信息鸿沟 ”。虽然我国网民总体数量居世界第一，但网络普及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 “2016 年 12月，发达国家互联网普及率维持在 70%以上，而我国只有%，到 2016 年 12 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信息鸿沟实际是“南北差距 ”的信息化体现，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信息技术水平差异上，还体现在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机遇等多方面，发展中国家会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等方面新的不平等。 其次，我国的
4、各地区和城乡之间也存在着“数字鸿沟”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信息化程度较高，而中西部地区信息化程度偏低，而西部地区的信息化程度就更低了。从互联网的普及率上看， “截至 2016 年底，东部沿海地区省份互联网发展水平较好，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互联网普及率高达%，上海和广东分别为%和%。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较为滞后，网络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包括安徽、江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其中江西省排在最后一位，互联网普及率只有%，与北京的%相比，差距悬殊”。 截止至 2016 年底，我国城乡网民已达亿，但从网络普及率、网民构成、网络政治应用等三个方面来看，
5、城市与乡村互联网差距还在持续扩大。互联网在城镇的普及率是 62%，而在农村仅为%。xx-2016 年以来，中国城乡互联网的发展差距逐步由%扩大到 36%， “农村互联网发展速度严重滞后于城镇发展速度，互联网在城乡的发展差距在拉大”。通过上述数据的对比分析，可见，我过社会信息化水平较低，网络技术在政治参与和政治应用层面呈现分布不平衡的态势，这也制约着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造成了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问题的出现。 二、传统管理体制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 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程度依赖于政府管理观念和管理体制的转变，旧的管理体制将妨碍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效果。从历史角度来看，当电动机被发明之后，由于旧的工厂管
6、理体制难以适应其要求，使电动机所蕴含的强大生产力难以发挥，后来人们调整了旧的工厂管理模式，建立了新的工厂管理体制以后，电动机中蕴藏的强大生产力就如潮水一般迸发出来，迎来了人类历史上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那么，今天的网络技术所蕴藏的强大促进力量也遇到了类似的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先进生产力所引起的经济基础领域的巨大变革，往往受到旧的上层建筑的阻碍。传统的管理体制作为旧的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影响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程度和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原有的各级政府组织的决策贯彻和机制运行阻碍了网络技术政治应用的实现。原有的各级政府组织的决策贯彻和机制运行一般是通过各级人
7、大民主选举决策和管理人员，并由他们代表公民履行决策、实施、监管和服务等职责。相关学者指出：“代议制加剧了民主的有限性，政府借以少数服从多数或假借民主的名义实行相关专制，侵犯多数公民的合法政治权益。在网络时代下，代议民主制所产生的组织与决策机制可能导致权力异化，网络技术可能被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府所利用。此外，还有联盟学者指出，网络技术的产生及其在各国、各地区被不均衡的使用，也会产生新的不平等，技术精英的集权统治时代已经到来。技术精英凭借其网络技术方面的优势，可能窃取公共权力为己所用，也可能在公共权力系统之外形成一股新的力量与政府抗衡。因此，如何规范技术精英所拥有的技术权力，使它成为真正体现广大
8、公众利益的民主政府用来为广大公众服务的技术权力，给网络时代的民主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组织与决策机制提出了新的课题。其次，原有各级政府组织的管理服务理念和水平阻碍了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的实现。原有政府组织是“重管理轻服务” 的政府组织，政府过多地施行了管理职能，而轻视了社会服务职能。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应用的发展，传统的政府组织的服务职能已经开始向网络技术政治应用发生了转移，网络政府线上服务模式开始涌现并被广泛应用， “一站式”网络服务的便捷使公民体会到了网络技术政治应用所带来的便利。与此相适应的“轻管理重服务” 的新型政府组织的管理服务理念以及公众对政府管理服务水平的不断要求以及政府尽力实现的动态运行
9、模式，就是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的必然要求。但是，传统政府组织的管理服务体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办事程序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权力，如果被网络技术政治应用所取代的话，会涉及到一些部门和个人的利益。 “因此，会遭到现有政府组织的抵制，这就显现了传统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对网络技术政治应用的实现阻碍”。 最后，原有各级政府的组织结构阻碍了网络技术政治应用的实现。传统政府组织的组织结构的政令以“由上向下” 的传达方式为主，上级的决策和相关法规通过“ 由上向下”的级级贯彻和层层传达，在基层得以落实。这种“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通过上级对下级的领导与监督机制，可以保证政策法律的有效落实，但是也存在管理环节过多、沟通渠道不
10、畅、服务职能异化等问题，造成财政负担沉重、决策容易失误、侵害公民利益等问题，这都严重阻碍了网络技术的政治应用的实现。 三、网络监管程度影响我国公民政治参与 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对现行的行政体制、法律构架、价值取向、传统和习惯提出了新的挑战，网络管理的范围更加宽泛、治理对象的性质千差万别、也没有成熟的治理模式和理论可以借鉴，因此，网络管理对于当下的政府来异常复杂和困难。 首先，政府部门应对和处置网络技术政治应用相关事件的方式方法不够科学完善，相当多政府组织中的公共管理部门和干部还没有信息技术政治应用眼光，还在沿用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他们习惯使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动工作开展，有时还会
11、强迫命令、违法施政，导致新形势下网络政治事件矛盾的不断激化。同时，还有一些地方基层管理组织对社会矛盾问题和网络政治事件的判断迟缓，对出现的相关网络技术政治应用矛盾和问题采取简单生硬的拖延或压制方式，以至无法科学判断相关事件的舆论民情发展趋势，从而错失采取相关措施的最佳时机，往往造成大规模的网络政治事件的发生和激化。 其次，我国现有的网络舆情监测体系还是采用传统的“ 自上向下” 垂直管理方式。要想运用这种方式从网络海量信息中搜索到与公民政治参与和网络技术政治应用有关的舆论和民情信息，甚至政府组织通过相关渠道和手段对网络的舆论和民情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是异常困难的。所以，专门从事网络信息分析的机构和
12、掌握网络信息分析筛选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应该有一些专门的网络信息分析机构或媒体进行民意调查，并向国家政府组织提供相关舆情，以此来确定公众对某一事件的态度，掌握舆论方向。美国著名兰德咨询公司就是专门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提供网络舆情分析的机构。我国的网络舆情监测手段和机构较为落后，目前的网络舆情信息都是依靠信息安全人员或者网络管理员人工简单的监测，这种监测手段和方法显然不适应信息量超大的网络舆情监测分析。 再次，现有的互联网管理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而且现有相关法律法规不相配套，加之政策法规缺乏统一性和连续性，而且有些法律法规过于笼统，操作难度大。对于公民政治参与和网络技术政治应用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处理相关网络技术政治应用事件过程中主观个人解读因素过多，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有效依据，以致无章可循，延缓甚至阻碍相关事件的解决。 “目前，我国每天新增3000 家网站，其中 90%为体制外的商业网站，对这些商业网站传播转载的不良政治信息，应该依法予以严格管理，但是却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