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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道并焕 儒释兼综论陶望龄的学术与文学内容 提要：陶望龄是明代馆阁之中较早力图汰除王、李结习的人物。他阅历清华，高科重望，附应性灵说，为公安派誉播文苑产生了重要作用。他是泰州后学，谭道证性、赋诗为文，两者相发相生。文论借讲性气、论才情以反复古，颇具 理论 色彩。与三袁桴鼓相应，文学思想虽不及袁宏道那样锋芒裎露，但也可补三袁之不足。诗歌中也浸淫着佛理禅趣。一陶望龄，字周望，号石篑。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他与公安三袁交谊笃厚，过从甚密。公安派能够使“ 学者多舍王、李而从之。 ”与其乃一文学团体，而非一二才隽的孤独呼号不无关系。公安派中，袁宏道堪称白眉，成就最著、声誉最隆，但作为一种文学派
2、别， 自然 有一些声气相求、桴鼓相应的同道好友。陶望龄、黄辉、雷思霈、江盈科、曾可前、梅蕃祚、丘坦、袁宗道、袁中道等人便是宏道的重要羽翼，他们一起激荡推扬，最终形成了一股文学革新思潮。其中，具有高科重望的陶望龄、黄辉、袁宗道还有先发之功。清人陈田曰：“公安楚咻，始于伯修。黄平倩、陶周望与伯修同馆，声气翕合。中郎稍晚出，推波助澜，二人益降心从之。 ”宏道的诗文集中，与陶望龄有关的尺牍、诗歌尤其多见。其交谊诚如宏道别石篑中所云：“君携我如头，我从君若尾。不是西看山，便是东涉水。谁家薄福缘？生此两狂子，受用能几何，苦他双脚底。 ”他们一起谈禅论学，看山听泉。石篑的学术、文学思想也因与宏道的过从而变化
3、。他曾说：“袁中郎以禅废诗，复以律废禅，仆二事皆不及，而亦效之。于诗甘取近代，于禅甘居小乘。 ”可见陶望龄与三袁之相得相宜。陶望龄被誉称为“词苑鸿儒” ，他与弟 龄都是主要以讲学而名世的。他之所以誉著当时，以至“海内二十年来远近识不识，靡不称有陶会稽先生。 ”则在于其如“ 再见坡仙”的文学才秉和如“慈湖、阳明再世 ”的学问。陶望龄是泰州学派的直接承祧者，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将其列于泰州学案 ，他有得于泰州之学的是圆融三教的学术精神。黄宗羲云：“先生之学，多得之海门，而泛滥于方外。 ”陶望龄自己也说“ 蒙鄙获以乡曲事先生，受教最久。”“海门”是周汝登的别号。周汝登受学于罗近溪，近溪曾以佛经启教之，
4、据明儒学案载：“近溪尝以法苑珠林示先生，先生览一二页，欲有所言，近溪止之，令且看去。先生竦然若鞭背。 ”因此，周汝登论学颇得禅学三昧，正如黄宗羲所说：“先生之无善无恶，即释氏之所谓空也。 ”陶望龄幼时即“终日与其兄问答，皆世外语。 ”其后又完全秉承了周汝登的这一宗风。 “其时湛然、澄密、云悟皆先生引而进之，张皇其教，遂使宗风盛于东浙。 ”在馆阁之中，也与同官焦、袁宗道、黄辉讲性命之学，精研内典。同样对王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王守仁、王畿、罗汝芳等人也推崇备至。推赞王守仁、王畿曰：“孔子既没，文不在兹乎，盖以当代而得二人焉，以系千圣、跨作者，郁郁乎明文，于斯为盛。 ”虽“未尝见二先生，独嗜其书耳，而嗜
5、近溪语尤甚。 ”称誉近溪 “微谈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 ”他认为明代文明之甚，在于谭道证性的学术思想而非文学，盛修古业的词章虽然数量很多，但卓然可垂诸后世者十分鲜见。对唐宋文学不但不能超迈，且鲜有可比肩而称者。但“自阳明先生盛言 理学 ，雷声电舌，雨云鬯施，以著为文词之用。龙溪绍厥统，沛乎江河之既汇，于是天下闻二先生遗风，读其书者若饥得饱，热得濯，病得汗，鲜盖不独道术至是大明，而言语文字足以妙乎一世。明兴二百年，其较然可耀前代，传来兹者，惟是而已。 ”他推扬王学，亦可见其为学宗趣。这也是明史未将其列于文苑 ，而是与吴山、余继登、冯琦等人同列，誉之为“词苑之鸿儒，庙堂之岿望”的原因。与明代文士普
6、遍“ 才为才矜，理为理掩 ”不同，“陶子于文有史汉、有骚雅而长于序记，其谭道证性，略物综事，炯如也；于诗为陶为柳，间为长吉而品置泉石，啸吟烟云，超如也；其才不敢谓出秦汉诸文人上，而取理出新，不为宋人之掩，学阳明子而不为辨说，得禅之深而一秉铎于孔氏。 ”学术、文学兼擅并茂是陶望龄的特色。 二陶望龄学术与文学相生相发的第一个特点是讲性气以反复古。由于陶氏擅谈学理，因此，赋诗为文也颇重理趣，这与明代前期的性气诗派相仿佛，而与信腕直寄的公安派意趣不同。宋人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受到明代 理学 家的普遍推崇，薛、陈献章、庄昶等人或作诗规仿击壤集 ，或推赞邵雍的诗作，谓其“真天生温厚和平，一种好性情也。 ”形成
7、了 “性气诗派 ”。陶望龄踵事增华，似乎比陈献章更重性气，如他说：白沙子曰：“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 ”予谓子美诗即圣矣，譬之犹以甜说蜜者也，尧夫蜜说甜者也。梧桐月照、杨柳风吹，人耶诗耶？此难以景物会而言语解也。盱江明德罗先生闻道于泰州之徒，尽超物伪，独游乎天与人，偕顾盼欠，微谈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因而兴起者甚众。予未尝见先生之诗，而平日持论窃谓先生全体即三百篇 。其顾盼欠，微谈剧论即其章句耳。论者或谓伊川击壤，率取足胸次，不拘于法，而先生律调兼具，直类诗人之诗，若异乎所谓别传者。尧夫之趣于诗，诗之外也，其意远，其诗传。先生之趣于诗，诗之内也，诗不必尽传而意为尤远。若其以诗为人，以人为诗；
8、以己为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己，好而乐之，安而成之。则二先生所同也。诗之工拙，传弗传置不论已。陶望龄认为，不论后人对罗诗如何评骘，但是律调兼具，意蕴悠远，应该予以首肯，乃至意欲与诗圣同列，而不满足于别传被打入另册。陶望龄肯定邵、罗的诗作，并不是要以议论为诗，而是要“以己为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己。”专注于内求，以心学与理学相颉颃。在这一方面与陈献章等人并无二致，黄淳为陈献章文集作序称：“先生之学心学也。先生心学之所流注者在诗文。 ”陈献章主张“ 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之本体，便是宋头巾也。 ”陶望龄比陈献章更注重于诗歌描写带有人性色彩的 自然 万物，即他所谓“梧桐月照
9、，杨柳风吹，人耶诗耶？”陶望龄认为罗诗的题材、 内容 十分宽泛，视之若三百篇 。但陶望龄认为罗诗则并不囿于温柔敦厚的儒学矩，如“ 春行雷动” ，是个性的自然舒张，是“顾盼嗑欠，微谈剧论” 的实录，是“ 尽超物伪 ”性情的真实坦露。至此，陶望龄与袁宏道又殊途同归了。只是比较而言，袁宏道近狂，是以峻烈不羁的语气，张皇宣说，激情所至，难免过正；陶望龄则近狷，他“模楷人伦而不为标，经纬当世而密其绪。 ”故而，陶氏持论不失醇雅，而宏道不无矫激。陶望龄推赞罗诗，与陈献章等人推赞邵诗还具有不同的背景：“性气诗派” 乍兴之时，明代文坛的复古之风尚未形成，当时诗风虽渐趋靡弱，但“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
10、”直至弘、正之后，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 ”陶望龄承性气诗派之流风余韵，显然是对复古派所谓“诗必盛唐” 的异动，因此，他承荫泰州，推赞近溪，与其反对复古的文学旨趣是并行不悖而互相发明的。同样，在论文方面，他也对复古派的“文必秦汉 ”大张挞伐，云：明兴二百余年，代有作者，率道斯路，弘、正之际，一二能文之士始以 时代 为上下，谓西京以降无文焉，天下缀学之士靡然响风，其持论薄八家，不为其著作，又非能超八家而上之者，徒取秦汉子史残膏剩馥， 、纫缀衣被而合说之，如枯杨之华，只增索然，而不见其所有迄今而弊极矣。 歇庵集卷三八大家文集序这种犀利的谈锋
11、，是晋江毗陵辈不可语及的，显示了晚明新潮文学家无所拘碍的思想锐气。唐宋派矫秦汉派，也仅是将唐宋八大家列于文统而已，即如孙慎行在荆川文集中所说：“唐之韩、柳，即汉之司马迁，宋之欧、曾、苏、王即唐之韩、柳。 ”即所谓“ 文章千古一脉 ”，而陶氏则视其为“残膏剩馥 ”、 “枯杨之华”。这种激厉之论，也与亲炙 “掀翻天地”， “非名教之所能羁络 ”的泰州后学不无关系。 三陶望龄学术与文学相生相发的第二个特点是重才情以反复古。公安派与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人共同的文学尚求在于：无论是徐渭的“真我” ，汤显祖的 “情至”，李贽的“ 情性” 、 “童心 ”，还是袁宏道的“性灵” 说，都主张文学当抒写作家真实的
12、个人情感。他们或荒经蔑古，或主张师习古人真精神，都反对衣冠古人，徒袭皮毛。陶望龄也是如此，云：“嘻！古人之为文，其取夫称心而卑相袭也皆然已，无契乎独知而古是摹，虽程意袭矩犹谓之盗，况翦翦文句之末哉？夫舍情与词则无文，剽古而依今，词则归诸古人，情则傅诸流俗，己不一与焉，而谓之文吾且得信之乎？”作品当是作家情感、思想的 自然 发抒。李贽描述创作当是这样的情境：“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千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 ”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描述了小修愁极而吟，因此是“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 ”陶望龄也主张一任自然，莫辨雅俗，他列
13、举了诗经中的国风为例。 国风 “多里巷之语，一夫一妇所遇述。”但为何这样的诗还能补圣人所采录，以其“ 辨淫习，规政教，相准而施，不失铢两？”根本在于不假缀采藻，即所谓“ 根实” ，在于其发乎自然， “冲口而成之，顺途而咏之，薰于气，满于心，而动于不得已。如空穴之中，刁调出焉。 ”当然陶望龄比李贽、三袁受王学的 影响 更深，诗文 理论 也更重理趣，他说“文成而理胜，则吾服膺子瞻。 ”他的自然论也具有更明显的王学烙印，更富性气的色彩，他以儒学经论为例，云：“六经语 、 孟非有意之言也，所谓经生者证之吾心而已，离心而求之章句则远离章句。 ”由他的重质实、尚自然的理论，引出了论诗歌风格的“偏至说” ：
14、刘邵志人物，尝言：“具体而微，谓之大雅；一至而偏，谓之小雅。 ”盖以诗喻人耳，予尝覆引其论，以观古今之所谓诗辞，求其具体者不可多见。因妄谓自屈宋以降，至于唐宋，其间文人韵士，大抵皆小雅之流，而偏至之器。唯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夫人之性有所蔽，材有所短；短而蔽者，若穷于此，而后修而通者，始极于彼，此恒数也。古之人，缘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达意，法以达材。务自致于所通，而不求全于所短。如火炎则弥扬之，水下则弥浚之，醴盈其甘，醯究其酸，不独无以揉之也，而且为之极焉。故其势充，其量满，其神理所至，自足以轶往古，垂将来。吾观唐之诗，至开元盛矣，李、杜、高、岑、王、孟之徒，其飞沉舒促，浓淡悲愉，固
15、已若苍素之殊色，而其流也，抑又甚焉。元、白之浅也，患其入也；而郊、岛则惟患其不入也。韦、柳之冲也，患其尽也，而籍建则惟患其不尽也。温、许之冶也，患其椎也；而卢、刘则惟患其不椎也。韩退之氏，抗之以为诘崛；李长吉氏，探之以为幽险。予于是叹曰：诗之大至是乎！偏师必捷，偏嗜必奇。诸君子者殆以偏而至，以至而传者与！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独至之所造，夫是之谓日新。复古派与革新派文学风格论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以何为法，革新主张以自然为法，复古派主张“格古、调逸” 。这种“高格” ，复古派内部也有不同的诠释，李梦阳主张柔淡、沉著、含蓄、典厚；何景明主张清俊响亮。但他们都主张有不可变易之法，即李梦阳所谓“圆规
16、而方矩者也。 ”何景明所谓“ 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 ”后七子首领李攀龙也主张 “不以规矩，不能方圆”，推崇古人所作“ 其成言班如也，法则森如也。 ”末五子之一胡应麟认识到“ 体以代变 ”， “格以代降” 的文学嬗变 规律 ，但是他仍然反对信阳以后的后生秀敏意欲自开堂奥的精神，主张兼工古法， “集其大成，何忝名世！”陶望龄虽然也论创作 方法 ，但他主张“缘性而抒文，因能而效法，文以达意，法以达材。 ”“法” 不是规矩方圆，而是文学作品的一定创作规律，作家的性情、境遇、才秉、气质是作品风格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陶望龄论法，以张扬个性为前提。当然，陶望龄论诗时浓郁的性理气味，冲淡了他汰除复古之习的锐气。同时，具体而微的“大雅” 仍是诗歌最为完善的审美追求。 “众偏之所凑，夫是之谓富有。 ”“人就其偏，而后诗之大全出焉。 ”“大全” 该备，是欲达而难以臻达的目标，退而求次，不得已而以偏凑全。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