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政治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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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与理性 米歇尔福柯 译者：赵晓力、王宇洁 校对：福柯小组 原书编者按：1979 年 10 月 10 日和 16 日，福柯应邀至斯坦福大学 Tanner 人类价值讲座发表演讲。 “Omnes et Singulatim：Towards a Criticism of Political Reason”（整全与单一：对政治理性的批判）全文发表了这两篇演讲。福柯在这次演讲里考察了理性化和权力的过分使用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一种从“个体化权力”的观念、一种他称为牧领（pastorship）的现象发散出来的关系的转变。在他对这种模态的权力的分析中，福柯展示了牧领权如何对古希腊的社会结构形成了挑战，最后又

2、如何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结合到了一起。福柯论证了，早期基督教进一步贯彻了牧领势力的概念，这种牧领势力以“ 游戏 ”的方式发挥作用，这种游戏与个体的控制有关，被经验/知识/权力这一三角付诸实施。在现代欧洲的早期，国家理由指的是一种治理的艺术，它预设了一种特定的知识，反映着国家本身的性质。为使国家巩固、实施这种权力，治安科学（Polizeiwissenschaft）作为个体化和总体化制度的角色必须得到加强。不过，如果说福柯在这里批判了政治理性，除了对政治理性根源激进的置疑外，他没有给出任何替代性的方案。他预先排除了其他制度代替这种政治理性的可能性。 本演讲最初用英文发表在 The Tanner Le

3、ctures on Human Values，Sterling M. McMurrin 编，第二卷（Raymond Aron，Brian Barry，Jonathan Bennett，Robert Coles，George T. Stigler, Wallace Stegner and Michel Foucault） ，Salt Lake City：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and Cambri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81 。法文版于 1986 年秋面世，载 Le Dbat。 一 我知道， “政治与理性 ”这样的题目听上去有点自命

4、不凡。但是，它自命不凡的原因正是它自命不凡的籍口。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一直不遗余力地批判政治结构中理性的作用或理性的匮乏。因此，我再一次捡起这个庞大的话题就显得极不恰当。然而，这么多先前的尝试也是一个保证，它保证任何新的冒险比先前的也差不到哪儿去，而且不管怎样大约也和以前的一样幸运。 在这样一个旗号下，我的困窘之处在于我只能提供一个梗概和不能完成的草图。哲学很早以前就不再致力于弥补科学理性的无能，哲学也不想再完成它的宏伟大厦了。 启蒙的任务之一是大大扩展理性本身的政治权力。但是十九世纪的人们很快就开始疑惑，在我们的社会中理性是不是已变得过于强大。他们开始担心，在一个倾向理性化的社会和针对个人

5、及其自由权利、种族及其延续的某些威胁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他们搞不清是不是存在这种关系。 换句话说，自康德以降，哲学的作用就是防止理性越出经验给定物的界限；但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即从现代国家、从对社会的政治管理发展之日起- 哲学的任务也同时是对政治理性的过度权力保持警觉，这样一种未来的生活更能给人以希望。 这种平凡的事实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平凡并不意味着这些事实不存在。对平凡的事实，我们要发现-或者竭力去发现- 什么特别的、或者原初的问题跟这些事实联系在一起。 理性化和政治权力的过度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我们无需等到出现了科层制和集中营才认识到存在这种关系。但问题是：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6、 我们要“ 审判” 理性吗？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么干更劳而无功的了。第一，这一领域和有罪或无罪无关。第二，把“理性” 当作无理性（non-reason）的对立面毫无意义。第三，这样一种审判会使我们掉进一个陷阱：扮演理性主义者或非理性主义者（irrationalist）武断且乏味的角色。 我们要考察这种现代文化所特有的、源自启蒙的理性主义吗？我想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成员的做法。我不想讨论他们的着作-这些作品非常重要，也很有价值。我建议采取另外一种方式，考察理性化和权力之间的联系。 1明智的方式或许不是把社会或文化的理性化当作一个整体，而是分析理性化在几个领域的过程，每个过程都基于某种基本经

7、验：癫狂、疾病、死亡、犯罪、性，等等。 2我认为“理性化”是一个危险的说法。人们在试图对什么事情进行理性化的时候，碰到的主要困难不是考察它们符不符合理性原则，而是去揭示它们运用的是哪种理性。 3尽管启蒙在我们的历史以及政治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但是如果我们想理解我们如何陷入自己的历史，我们必须溯及一些更为遥远的过程。 这就是我先前的作品中的“脉络” ：分析诸如癫狂、死亡、犯罪、性这样的经验和几种权力技术之间的关系。我目前研究的是个体性问题或者本身就等于 “个体化权力”的问题。大家知道，在欧洲社会，政治权力趋向于越来越集中的形式。数十年来，历史学家一直在研究国家及其行政管理和科层

8、体制的组织方式。 在这两次讲演中，我将提出，我们还可以分析这些权力关系中的另一种转变方式。这种转变可能并不引人注目，但是我认为它同样重要-主要对现代社会而言。表面上看来，这种演进过程跟朝向集权国家的演进相反。我要说的是这些权力技术的发展，这些权力技术以个体为目标，目的在于以一种连续的、持久的方式对个体进行统治。如果说国家是一种集权的政治形式，也是一种集中权力的政治形式，我们则把“牧领”（pastorship）称为个体化权力。 今天晚上，我的目的就是勾勒出这种”牧领” 权形态的起源，或至少是其古老历史的某些方面。在下一讲中，我将说明，这种牧领权是如何与它的对立面-国家碰巧结合在一起的。 神、国王

9、、领袖是身后跟着一群羊的牧人，希腊人和罗马人对这个观念并不熟悉。我知道，这也有若干例外，早期在荷马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晚期在东罗马帝国的某些文本中，等会儿我还要讲到这些。不过，粗略说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政治典籍中并没有出现羊群这样的隐喻。 古代东方，比如埃及、亚述和犹太社会却不是这样。法老就是埃及人的牧人。而且在他加冕之日的仪式上，他也的确被授予牧人的权杖；“民之牧”也曾经是一个巴比伦君主的封号。但与此同时，上帝也是位牧人，引导人们到草地、确保他们有的吃。一首埃及的赞美诗这样祈求太阳神的保佑：“啊，神，在众人沉睡的时候，你还在照看着他们，为你的畜群某好处”上帝和国王之间的联系很容易建立，因为他们

10、承担着相同的使命：他们照看的是同一群牲畜；伟大神圣的牧人的造物被托付给牧人-国王。一首亚述的祈祷词 然而，我们知道，是希伯莱人发展并强化了”牧领” 的主题，使之具备了一种高度的特殊性：上帝，只有上帝，才是人民的牧人。只有一个肯定的例外：王国的创立者大卫，只有他一个人被当作牧人看待。上帝赋予他召集羊群的任务。 也有反面的例外，邪恶的国王一直被比作坏牧人；他们驱散羊群，任它们饥渴而死，剪它们的毛只为牟利。耶和华是唯一的、真正的牧人。他亲自引领自己的人民，他的先知们只是帮助他们。正如诗篇所言：“你曾藉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 。当然，与这种比拟的起源有关的历史问题，还有这种比拟在犹

11、太思想史上的发展，都非我力所能及。我只求说明一些牧领权力的典型主题。我将指出这些主题与希腊政治思想的差异，并表明这些主题后来在基督教思想及制度中将变得多么重要。 1牧人行使权力，针对的是一群羊，而不是一块土地。或许实际情况比这个更复杂，但是，大致说来，这种神、土地、人之间的关系和希腊的并不相同。希腊的神拥有土地，这种首要的占有决定着人与诸神之间的关系。而在希伯莱这儿，牧人-上帝（Shepherd-God）与其羊群的关系才是首要的和基本的。土地是上帝给与或者应许给他的羊群的。 2牧人集合、带领、引导着羊群。无疑，在希腊思想中存在政治领袖要平息城邦中的任何敌对行为、使和谐战胜冲突这种想法。但是，牧

12、人的作用却是把原本散失的个人集中到一起。它们一听到牧人的声音就聚在一起：“我要吹口哨，把它们聚集在一起。 ”反之，只要羊群解散，牧人就消失。换句话说，牧人的当场现身和直接行动使得羊群得以存在。希腊贤明的立法者，比如梭伦为了控制冲突，制定了法律，他留下了一个强大的城邦，法律使城邦无需他的存在而长存。 3牧人的作用是保证羊群的得救。希腊人也说神拯救城邦；他们一直宣称，称职的领袖是防止船触礁的舵手。但是牧人拯救羊群的方式与此迥然不同。这种拯救不光体现在危险袭来之时，它还是一种无时无刻的、个体化的、终极的仁慈。首先，无时无刻的仁慈，对于牧人来说就是确保他的羊群有的吃，留意它们每天的饥渴。而对希腊的神，

13、人们只要求他提供一方沃土和五谷丰登。人们不要求他天天养育。其次，个体化的仁慈，对于牧人来说，就是要注意，所有的羊，每一只羊，都吃饱了，都得救了。尤其后来的希伯莱典籍重视这样一种个体化的仁慈权力，一则出埃及记的犹太教注释这样解释为什么耶和华选择摩西当人民的牧人：因为摩西曾经离开羊群，自己去寻找一只走失的羊。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一种终极性的仁慈。牧人对他的羊群有一个目标。要么带领它们去水草丰美之地，要么把它们带回羊栏。 4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就是这样一种观念：运用权力是一种“义务”。希腊的领袖，做决定必须为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他优先考虑个人利益，便不是好领袖。但是他的义务是一种

14、荣耀的义务：即使在战争中领袖不得不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牺牲也从某种极为珍贵的东西中得到了补偿：不朽。他永不湮没。相形之下，牧人的仁慈更接近于“投身” （ devotedness） 。牧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他的羊群好。他时刻关心着羊群，它们睡着的时候，他仍然照看着它们。 照看的主题非常重要。这个主题引出牧人投身的两个方面。第一，对所养育的、沉入梦乡的羊群，他忙忙碌碌，尽心尽力，不辞辛劳；第二，他照看它们。他关怀它们全体，仔细观察它们每一个。对羊群整体了如指掌。他不但要知道哪儿有丰美的草场，知道季节的变化，事物的秩序，还要对每一只羊的特殊需要了然于胸。一则出埃及记的犹太教注释这样描述摩西作为一个

15、牧人的品质：他按照这样的次序放牧每一只羊：羊羔吃最嫩的草，然后是大一点的羊，最后是老羊，最粗砺的草老羊也咽得下去。牧人的权力意味着对羊群中的每一只给予个别的注意。 希伯莱文本谈到牧人-上帝及其羊群- 人民（flock-people）的隐喻就会涉及这样的主题。我并没有说，耶路撒冷陷落之前，希伯莱社会中的政治权力就是这样运作的。我甚至不认为这样一种政治权力的观念是一以贯之的。 就是一些主题，一些吊诡的、甚至互相矛盾的主题。在中世纪和现代，基督教都相当重视这些主题。在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当中，我们的社会（我指的是古代结束之后在欧洲大陆西部形成的社会） ，是最好斗、最侵略成性的，能够实施最骇人的暴力，无论

16、是针对别人还是针对自己。这些社会还发明了许许多多各不相同的政治形式，数次深刻改变自己的法律结构。须知，就是这些社会演化出一种奇怪的权力技术，这种技术把大多数人视为羊群，把少数人视为牧人，并据此在羊群和牧人之间建立一整套复杂的、连续的、吊诡的关系。 在历史进程中这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在对人的治理中“牧领技术”的发展，根本上改变了古代社会的结构。 * * *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种改变的重要意义，我要回过头来谈一下刚才谈到的希腊人所说的东西。我知道，人们很容易就能提出一堆反对意见。 一个反对意见是，荷马史诗用牧人来比喻国王。在伊利亚德和奥德赛中， （poimnla?）这个说法出现了好几次。它修饰领袖，突出其权力的伟大庄严。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通用的头衔，甚至到晚近的印欧语系文学中都很常见。在贝奥武甫中，国王依然被看作一个牧人。同样的头衔也可以在古代的史诗中发现，和在亚述文本一样，这根本用不着奇怪。 希腊思想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至少有一类文本提到了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