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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民族与时代的超越鲁迅与普希金之比较分析“为人生” 是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学共同的主张。关心民族与人民的命运，体现时代脉搏也是中俄许多作家共同的追求。这种文学的共性本身就给中俄作家与中俄文学比较提供了一个基点。本文就是从此出发，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从鲁迅与普希金两个具体人物之比较提出继承与超越的命题。20 世纪初的中国与 19 世纪初的俄国都处于内忧外患中痛苦的转型期，彼得大帝的改革使古老的俄国在万分不情愿中逐渐摆脱了生存已久的农奴制，在向西方的借鉴与学习中向近代化靠近，俄罗斯文学也在艰难的蜕变中寻求新生，开始了俄罗斯文学的复兴。而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的维新改良，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
2、民主共和的革命运动推翻了帝制，以西方民主、科学为武器的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承担起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责任。在这种极为类似的时代背景中产生了两个代表着各自民族精神的文化巨人鲁迅与普希金。鲁迅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文化革命的旗手 ”和“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的方向。 ”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是“俄罗斯民族的太阳” ， “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于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 ” 同作为精神价值的战士，民族的儿子，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表达。用新的“法” 去“重整乾坤”，在这个急需“ 立法 ”的年代里探寻着新生的文化，去催生一
3、种新的体制。当然，由于民族特征与个人精神气质的不同，他们的文化抉择、信仰与追求具有明显的差异，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文学史上巍峨的丰碑、世界性的大师，正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精神与艺术都契合了时代甚至超越了时代。他们与时代保持对话，成为时代精神的灵魂。而这种超越的基点恰恰在于对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与充分的表达。时代性与民族性的价值判断是任何文化都无法回避的命题，也是鲁迅与普希金给予我们的超越了时代与国界的共同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 一、精神内涵之比较 面对 20 世纪初的中国与 19 世纪初的俄国内忧外患的形势，鲁迅与普希金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深刻的表达，进行了民族前途艰难的追寻。 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情
4、势，促使鲁迅对如何不致亡国灭种这一严峻问题进行深沉思索；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先后失败，促使鲁迅思考如何解决民族文化体系、国民劣根性与民族振兴事业之间的矛盾；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物欲膨胀、精神萎靡的社会弊病，促使鲁迅关注人的主体性，重视焕发人内心的精神光芒；梁启超的“新民说” 和西方人学传统的影响，促使鲁迅对人的价值和个体生命的自由予以高度重视。 在俄罗斯，普希金面对激烈的民族变革，探寻和追求着时代的出路。 “普希金之所以能产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俄国来说是真正时代的儿子，他同他的祖国齐头并进，他是祖国精神生活发展的代表。 ”俄罗斯国家的命运、有启蒙意识的贵族青年与俄国社会发展的关系、俄罗斯
5、妇女问题、俄罗斯社会演变与传统道德的关系、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发展等重大主题均由普希金最先感悟并加以开掘。 1民族性的开掘：鲁迅的批判与普希金的培育 同为民族之魂，鲁迅与普希金对本民族的精神都有者深刻的领悟，但鲁迅更多的是进行国民劣根性的探讨，在批判中找寻挽救国民性的一剂良方，以拯救大多数“思想有病”的人们， “拔除人性的萧艾，培养人性的芝兰”。而普希金则努力张扬民族的希望，在理解中培育出理想的人物。 鲁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一部“吃人，被吃”的历史，中国人在“一治一乱” 的循环更迭中， “向来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 ”而“ 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
6、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在她历史和现实充分的审视和深刻的痛挽中，鲁迅对在此土壤中生长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冷静而有力的批判。五四时期，因为雷峰塔的倒掉，他一面批判中国人的“十景病 ”，一面斥责愚昧的民众的 “奴才式破坏”。他赞美卢梭、尼采、托尔斯泰、易卜生等“ 轨道破坏者” ，叹息的是“ 中国很少这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 ”他感叹：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祝福 中身受封建思想毒害不可自拔的祥林嫂，采薇中喜欢制造谣言的阿金，他们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悯，而是让人深感无奈之后的恐惧。
7、如果说狂人日记是民族整体与个体的自审为精神背景的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封建文化最恶毒的咒语的话，那么阿 Q 正传则把被以封建文化为根底的旧文明剥蚀一空的躯壳，活生生地呈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自决能力 ”丧失的人是什么样子，他怎样活着。作品里包容了我们民族全部苦难的历史和在此基础上深厚的劣根性，鲁迅的其他小说和他一生中各个 方面的作品，也都无不是从不同角度同这两篇作品的主题相呼应。从反面教育人们应该怎样做人，是鲁迅一贯采用的手法，也是“鲁迅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普希金出身贵族，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本阶级日趋没落所产生的屈辱感，以及设法战胜屈辱以保全自己的个人尊严与社会地位
8、的热烈愿望。 叶普盖尼奥涅金是一个真正意识到自己是人的“新人” ，是普希金内心精心培养的那个时代的“新生儿” 。因为只有“人”才会表现出过多的无可奈何，只有人才可能作为一个改革者，对自己的农庄进行农奴改革，提出对人的关怀。普希金也是第一个正确认识和评价妇女社会价值的伟大作家。他的前辈，如卡拉姆津等，虽然在文学作品中反映了俄国妇女受压迫遭歧视的悲惨境遇，对他们寄予了一定的同情和关切，但总的来说，没有一个作家像普希金那样重视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社会问题，更谈不上积极评价妇女的社会价值和作用。作为一个具有博大的民主意识的诗人，普希金在作品中高度评价妇女的思想境界及能力，颂扬她们的抗争精神。他认为，
9、低估妇女的理解力或把她们排斥在“重要题目” 之外， “普天之下都是不礼貌的。 ”他要凭借文学的力量改变“妇女生下来仅仅为了在家绣花或在舞会上跳苏格兰舞”的古老世俗偏见。因此，普希金笔下的女主人公不仅与男主角平起平坐，而且，她们的形象往往比男主角更具光彩。 上尉的女儿中执着而勇敢的玛丽娅最后变成青年军官的拯救者，傲视叶甫盖尼。 奥涅金中的塔吉雅娜最终成为整个“俄罗斯妇女的圣像 ”，她“整个人仿佛用一块完整的原料塑造而成，没有斧凿的痕迹，也不夹杂任何杂质”。她从一个纯洁、忧郁，在爱情上大胆得出奇的乡村少女成为一个贵夫人之后，心中依然保持着对感伤小说主人公的怀念，对奶娘的深情以及对社会的反抗。她的主
10、要特征已不同于往日，但前后两个塔吉雅娜同样纯洁，一个纯洁地幼稚，一个纯洁地高尚；她们都不满现实，一个公然反抗，一个把反抗藏在心底。这些都艺术地表达出诗人对妇女优秀品格和才能的诗意的理解。 2个性气质：鲁迅的无奈痛楚与普希金的纯洁平和 不管是新人还是旧人，不管是批判还是培育，鲁迅与普希金都在紧扣时代的脉搏，寻求民族的新生。 “新人” 的痛苦与“旧人 ”的痛苦都是民族的痛苦，面对痛苦，他们不压抑自己鲜活的个性，一方面对未来寄以厚望，但又不将希望简单化，而是以强健的人格与积极的心态进行不同方式的努力。同作为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鲁迅与普希金强健人格与积极的心态正如优秀的作品一般同样令读者同样的心醉
11、。创作本体内部的和谐、为人与创作上一脉相承的协调，这是两位民族文化之父共同的特征，也是促使他们孕育出伟大作品的内在因素。但是，作品始终是他们的人格气质与民族精神的外化，正是这两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着眼点的不同。 就鲁迅而言， “确定的体现” 和“稳定的性格”是他之所以伟大的内在原因。少年的困顿使他感受到尊严的受挫，社会政治文化精神各个层面的腐烂与崩溃考验着他的人格与文化创造力，对一切非人因素的高度敏感及强烈的反抗性使他时刻咀嚼着痛苦与耻辱，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记录这份耻辱，拼尽全力维护人格之尊严、人性之尊严、个性之尊严、思想之尊严。因此，他的一生都处于痛苦的煎熬中，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
12、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在 野草复仇其二中鲁迅重现了圣经中基督耶稣被杀的场面。 “突然者，碎骨的大痛楚痛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他的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苦的波。 ”实际上，鲁迅也像耶稣一样，被悬在不可战胜的虚空之中，低头以沉默面对津津有味的看客们。对于鲁迅来说，他所处的时代太残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想和探究都因这残酷而显得奢侈，他能够走出铁屋子，却割舍不下铁屋子里熟睡的人们，尽管熟睡的人们把他当作可恶的惊梦者。先锋总是孤独的，他对时代的超越，决定了他的痛苦与煎熬，他的深刻决定了他的地位，也带来了他“举世皆醉我独醒”的
13、无奈与悲哀。痛知中国文化之毒，苦无中国自救之理，而自己最终又不得不向中国这无限的存在去求活，他孤身一人，自责自苦，没有答案。所以，我们决不会因为鲁迅没有参加北伐而责难鲁迅，我们也不会因为鲁迅没有参加“三一八”请愿而责难鲁迅，我们更不会因为鲁迅始终不像个弄潮的好手而责难鲁迅，正像我们不会责难嵇康要去打铁，向秀的思旧赋为什么只写了一半。他与犹太神教先知们相类似的性格特征，从人类黑暗和苦难面切入的特殊思维方式和对被压迫者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交织在一起，使他的思想和作品具有宗教式的哲学深度和为受难者而牺牲的高尚的人格魅力。这些与“尊个性而张精神”、注重个体精神自由的启蒙逻辑结合，使得鲁迅作品阿 Q 正传
14、 、 狂人日记 、 孤独者 、 野草以及诸多“ 人史 ”杂文等等，具有了永远不会消失的现代意义。在置弃了爱和文学性写作之后，借助临终遗言和死亡絮语，他发出了 20 世纪最冷酷而又动人的战斗呐喊，并在 20 世纪后半叶引发了巨大的回响。 普希金浪漫而理想，为爱情决斗，因决斗而死亡，这一生命的终结方式给他富有浪漫诗人气质的一生划上了光辉的句号。19 世纪的俄国作家中似乎只有屠格涅夫不拐弯抹角地点出普希金身上的“阴性” 和“阳性”因素，并将之称之为“感受性 ”因素和 “首创精神”的因素。正是这种敏锐的“感受性” 和由反抗性、创造性结合产生的“首创精神”，赋予了他能够把民族性完全展现出来的能力。这种秉
15、性孕育出了和谐， “普希金是纯洁、和谐、平衡、圆满的象征，是使人免于堕落或使堕落的人摆脱危机的保护人和指路明星，他是灵魂纯洁并且一生纯洁过度的人 ，他永不会衰老的奥秘在于其精神不同寻常的圆满 。 ” 正是基于这种平和与纯洁，普希金尽管主张俄罗斯变革，但却只是改良，而非革命。从主人公格里尼约夫那个可怕的梦幻中，读者又不难体会到普希金对农民革命深深的忧虑甚至是恐惧，从而才有了作者对叶卡捷琳娜女皇“慈爱宽宏” 的描写，由此表达了诗人对所谓“明君” 的幻想。这也是俄罗斯 19 世纪解放运动第一阶段贵族改良思想的主要特征。纵观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渴望俄国社会制度改良而又惧怕民众革
16、命的矛盾心态，贯穿于其时俄罗斯众多贵族作家的作品中，格里尼约夫的那个恐怖梦幻通过世纪的文学长廊，又演化成拉斯柯尼科夫可怕的梦境。托尔斯泰在其小说中对受苦受难的“玛丝洛娃” 们寄予了深切同情，对腐朽的沙俄社会进行了更加尖锐无情的抨击，但他的改革“良方” 仍然是人类心灵的善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 3方式的选择：鲁迅的斗争哲学与普希金的道德探寻 在如何挽救民族危亡的方式上，鲁迅与普希金都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选择。他们都充分意识到了道德的重要性，对这一主题进行了各自的阐释。但是，最终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普希金将道德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金钥匙，并对未来俄罗斯文学的创作主题产生了深远影响。而鲁迅在艰难的尝试之后发现了道德的软弱，最终选择了斗争。 五四时期的中国已进入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实际的社会变革活动已成为当时中国主要的历史主题。在这种历史境况下，任何一个敢于直面社会、热爱人民并力图以艺术改造人生、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