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缘何难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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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ames C. Scott:文明缘何难上山?开场白王铭铭(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很荣幸能代表合办这个特别讲座的三个单位“985 工程”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及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在这里欢迎著名人类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James C. Scott 教授。今天来了这么多听众,盛况空前。这表明,如果我对James C. Scott 教授进行介绍,那就是不妥当的。对他的名字,大家如雷贯耳,我无须多说。James C. Scott 教授,在 1990 年代初期已开始为中国学者所知。自此以后,他关于农民问题、国家、“弱者的武器”、道德经济等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社会

2、科学界引起了广泛反响。James C. Scott 是一位人类学家兼政治学家,耶鲁大学政治学兼人类学教授。在国外,他的论著似主要在人类学界得到更多讨论;而在我们中国,他的影响却更跨学科。在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里,从事农村研究的学者都已比较全面地接触到了 James C. Scott 这个名字。中央民族大学曾是中国民族学最前沿的地方,现在也致力于为社会科学之复兴,能有 James C. Scott 这样的教授来这里讲演,可谓是我们的一件幸事。这个讲座将有其新的意义。在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里,James C. Scott 的论著传播甚广,但是在民族学研究领域,大家对这个名字相对生疏些。尽管是这样,我

3、还是敢于断言,在未来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方面,James C. Scott 教授的研究,特别是其关于文明和山地人民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将引起广泛关注。他今天的题目是“文明缘何难上山?”这个题目在显然有其民族学相关性。中国大概东西部,大致也分平原和山地,文明老想从中原爬到山上去,到少数民族那里传播。几千来,文明并没有成功上山,要完全爬上去,有难度。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有机会聆听 Scott 教授从国外的研究中得到的看法,是件好事,对于中国民族学研究会有不少启发。我就不多废话了,将时间多留给 James C. Scott 教授。讲座James C. Scott(美国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政治学暨人类学教授)

4、非常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的邀请,也很感谢王铭铭教授所作的介绍,王教授用词慷慨,使我感到十分荣幸。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一般有这么多人,都是来看摇滚歌星的或者是电影的。我感到荣幸有这么多听众,但也担心我的讲座会让大家失望,尤其是那些站着的同学。我要谈的是从越南中部高地到老挝、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到泰国、缅甸一直到印度东部那一带,这个地带,我们一批同道拟称之为“Zomia”。Zomia 是一个荷兰学者的说法,意思是指“山区的人”。今天我要谈的是孟加拉国以及印度一线以东的东南亚部分。两年之内,我与同人将就这一地区的研究举办一个讨论会,希望在座的同学有机会也来参加。Zomia 这个地方大概是世界上最后一块没

5、有真正被国家管理的地方,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国家的地方”。我用最大的历史观来看,智人大概在地球上只有 20 万年历史,智人在这一带只有 5 万年的历史。相比农业种植只有 7 千年史,这段历史实在久远。农业在这一地区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只有 2 千年左右的历史。定居的种植一般说来是国家产生的基础,人类早期的国家,控制的地盘都很小,都要有种植业和农业的,因为在固定的种植业之外的地盘上生活的人和他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对于国家来讲,是非常难以进行税收和加以管理的。国家之外的广大地区被早期的国家(像印度、韩国)称为蛮荒之地。国家和无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存在交换性的,历来有互通有无的关系,但这种交换性的关系,有其

6、政治性。国家的人非常需要无国家的山地人生产的那些东西,所以山区跟山谷里的国家、王国之间的交换非常多;另一种关系是支配性的,维持二者之间关系的是奴隶,奴隶是早期贸易中最主要的一种贸易品,实际上一直到 18 世纪以前都是这样。比如说马来地区的,那一带的船上装的主要都是奴隶,早期在东南亚的战争也都不是关于土地和领土的战争,而是关于俘虏的战争。因为国家想将更多的人控制在农业种植区内,为了征税,经常也要把那些国家之外的所谓“野蛮人”弄到国家的核心地带来,让他们从事农业,使其定居和种植。在这种以种植、稻作为基础的国家中,军事力量也很强,因为要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控制很多人。而这样的国家人口繁殖力也会很高。早期

7、的以定居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都是扩张主义的。我以为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殖民主义。我们看到,白人、殖民者到澳洲、新西兰等地时,当地并没有农业,他们快速地在那里建立农业,并把当地的所谓“土人”赶走。如果他们征服的是那些已有农业的国家,他们就把国家权力赶走,向当地的人征税,使他们的体系更加有效。在 20 世纪以前,世界上王国的数量不多。从 20 世纪以来,民族国家变得非常重要。这一方面是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民族国家必须控制好它的前沿,而前沿的另一边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边界的另外的民族国家。第二个变化是,那些边缘的人,在以前的民族国家看来,是很难收税的,但是后来发现他们脚下有很多对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很重要

8、的矿物,以及丰富的水利资源,因此以前收税很难的土地,现在变得非常有价值。20 世纪时,Zomia 地区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它周围的八九个国家开始试图去控制它这是以前从没出现的现象可以称之为“世界历史上最后一次圈地运动”。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就像刚才王铭铭教授指出的那样山和谷之间是有明显的差异的。在谷地,有较强的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前即存在。这种国家有等级,不平等,有国王,有祭司,它的特征还有税收和战争。我们可以总称之为“文明”。这些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白色稻米的灌溉农业。而在山上,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特征:比如说刀耕火种,相对来讲,没有持久的国家,人口比较分散,相对来讲,比较平权,语言具有丰富

9、的多样性。另外,这些地区也没有税收,不向国王缴税。放开历史的眼光,我们能看到,山上的人和谷地的人之间是不断交换的。山上的人曾经成为谷地的人,谷地的人曾经成为山上的人,他们来回移动,在 DNA 上留下了不少交融的痕迹。而在泰国缅甸和越南这一带,人们称呼山上的人为 “活着的祖先”,他们说,“如果你想知道小乘佛教传入之前我们的祖先,国家之前我们的祖先的样子,那就到山上去看”。然而,来回运动却没有改变人口的分割。这里我要引用两个作者。我这个幽默的题目是布罗代尔那里来的,他主要研地中海世界,但说过,文明可以在水平线上扩张,却没办法垂直扩张,哪怕是两三百米都不行。涉及到东南亚,有人说,在东南亚,上了 50

10、0 米以上,就听不到梵文的口音了。我的论点是:如果我们以两千年这个长时段为角度,那么,我们将发现,在山上生活的人,祖先可能曾经是离开谷地国家的人,他们的祖先是从谷地跑来的,他们跑来的原因是逃避税收、征役或者是从军,或者是政治宗教的原因,或者是饥荒、疾病或者是军事行动的原因也就是因为国家的扩张主义因为扩张而跑到山上去的。而我们看到汉、唐、元明清这些朝代都有这种情况。我们看到太平天国的运动,使很多人跑到东南亚二次世界大战,据说,“大跃进”也导致不少人跑到东南亚去了。想要解释 Zomia 的特点,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哈萨克人,据我所知,他们实际上是为了逃避欧洲农奴制度而跑到这边来的,当时逃的人多

11、了,他们是前沿部分。另外一个例子是柏柏尔人,他们在阿拉伯世界代表那种不参加阿拉伯帝国或国家的那种人。柏柏尔人的部落生活方式,实际上可以解释为抵制王国的一种策略,他们不能简单被视作历史演变过来的族群。在泰语里,有一个格言:“把蔬菜放在篮子里,把人放在王国里”。也就是说,王国是把人力放在尽量小的一个空间中去。假设你是一个王国的制定者,你会怎么想呢?你大概就是想在幅员 200 公里的范围内,尽量地把人放在里面,集中人力和物品的生产,而要做这个,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耕种大米。稻作对于国家控制,好处很多。这样说虽然有点傻,但比较轮作的工作方式,可以看出来,稻作有它这方面的好处。稻米长在地面上,你可以看它的

12、样子就知道它熟没熟,啥时该征税了。假如王国对人们不高兴,也可以轻易地把粮食烧了,把人赶走。东南亚地区历史上,河谷较大的地区,比较易于形成大的国家,河谷比较小的地区,比较易于形成小的国家。将东南亚与中国的中原地区和印度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1700 年前左右,东南亚每平方公里有 5 人,而中国和印度在同时每平方公里是 35 人。也就是说,对于东南亚来讲,集中人口要更为困难一些。现在假设我手里拿的是东南亚的地形图,上面有地形的标志,上面有山,在平原上有些王国,我们用红墨水来代表王国,我这样提高,每次晃,提高向左边或者右边,近处或者远处,每提高 5 度,这些红墨水自然就会向相反的地方流。现在我提高的

13、更多,它就会向山上流。理解这个,就能理解我为什么说文明很难上山。当红墨水流的时候,它最容易流的是河谷地区、平原地区而不是山区。即使王国只离我们只有二三是英里,但在地形复杂的情况下,它也上了山。如果一个王国离我有 200 英里那么远(已经很远了),可它我们却位于河谷或者在平原上,王国力量也是很容易流过去的。我们要在区域中理解的,不光是地理,而且还是有文化和语言的格局。如果一个人想要拒绝王国的力量,他会用什么法子?我猜他会种植根茎的植物,因为根茎植物成熟期是不一样的,它随便种,随便长,而且也不可能被人看到,很难观测出来。例如一种根茎的植物,一年可以熟,成熟以后埋在地里,两年以后再来挖它,都可以,所

14、以你可以跑掉,国家要想获得这个粮食,他也得像你一样把它挖出来,而且挖掘的成本很高,这也不怎么值钱。另外,在东南亚,尤其是航海时代的文明中,有另一种植物传入玉米,它也称为另外一种“逃跑的植物”。玉米是葡萄牙人在 16 世纪引入东南亚地区的,在 80 年内就遍布东南亚地区,它的优点是可以在海拔 5001000 米以上种植,这就意味着假如人想要逃离国家,他又获得了 5001000 米的纵深的广度。在 Zomia 地带,山上的人也有能力、有条件来种植水稻,但却没有去种植。为什么?那时因为技术的选择并非是技术的选择,而是政治的选择。刀耕火种,轮作的方式,是为了远离古代政权的掠夺。很多例子说明,对权力的抵

15、抗,使人们从平原迁徙到山地。所以我们不能说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是更原始的,他们实际上是一种历史上的政治选择。我的另一个观点是,在 Zomia 这一地区的山地人们,他们不仅实行我称之为“逃跑农业”,而且也是实行“逃跑社会结构”。也就是说,这些山地人,在山上,尽量使他们的社会结构简单化,把裂变的分支、把继嗣群变小,甚至变成单一家庭的单位的方式。村子跟村子之间隔得很开。实际上这不仅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系,对他们的生活有利,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的原因导致的。用柏柏尔人的话来说罗马人说“分而治之”柏柏尔人说“分而不治之”。要承认,这是一个思辨的观点,我还没有建立证据体系。Zomia 这一带人,甚至是海

16、岸东南亚的山地的人,他们都没有文字。这个怎么解释呢?他们没有文字的同时,经常有很多传说,说他们实际上以前曾经是有文字,有国王的。比如说,有传说称,有几兄弟,其中一个兄弟把书带走了,或者说书被烧掉了总之是他们以前有字,后来失去了。这样的故事非常常见,而且我对它们非常感兴趣,这实际上是在宣称他们过去有过文明,我们知道,像苗人、瑶人,他们曾经住在长江流域,应该曾经有过文字,是识字的,但是他们为什么现在不用文字了?我猜测有一种可能,不用文字的目的也是逃避国家因为没有文字的文化更具有适应性,更具有灵活性。在他们逃避和迁徙的过程中,他们把文字留下了,没有带走。如果有文字,就可能会记录他们的谱系,这个谱系就有一种正统性,如果要讲跟它不同的故事的话,这个谱系有可能会纠正。所以说口传的口头传统通过歌曲、故事之类的东西,来修改自己的谱系,实际上是可以更加提高他们的适应性,也可能和更遥远的王国建立关系实际上很难联系对最近的王国就有一种拒绝的作用。所以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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