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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性的最高表现与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在 20 世纪中国哲学史上，贺麟是“接着宋明道学的心学往下讲”的新心学的创始人。他在 1930 年写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 ，实为一篇 20 世纪的朱子晚年定论 。其代表作近代唯心论简释 、 当代中国哲学 、 文化与人生 ，可合称“新心学三书 ”，是理解其哲学思想和中西哲学观的重要文献。其思想的最大特点，可用乾嘉学派推崇的学问的最高境界“通达” 二字来概括。同时，他还有一个特点，即继承了中国哲学将哲理与诗心融合为一的民族特色，能使“玄学富于诗意、足以感动人的心情” 。维也纳学派的中国传人洪谦曾批评冯友兰新理学缺乏中国哲学的诗意特点，引起金岳霖等人愤然与
2、他争论，但贺麟却没有这一缺点。其学问视野之广阔、方法之精审、气象之大、见识之高。实在是某些“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 的当今名流所难以企及的。继承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对于确立我们的文化自信，实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 “哲学是人类公共的精神产业” 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而非西方哲学在中国贺麟继承了王国维在 20 世纪初对“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 的雄辩论证，并且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出色发挥和阐扬，提出了“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 、 “西洋哲学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人的切身问题，因而是人类的普遍问题”、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西都是增进相互了解而融会中西哲学之路径等深刻思想。1.论中西哲学
3、皆为人性之最高表现贺麟在抗战期间发表的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一文，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要认识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无论中西哲学，甚或印度哲学，都是整个哲学的一支，代表整个哲学的一方面，我们都应该把它们视为人类的公共精神产业，我们都应该以同样虚心客观的态度去承受，去理会，去撷英咀华，去融会贯通，去发扬光大。中西哲学诚然有分别，有异同，有其偏颇陈旧而不适于现代生活之处，我们可加以分辨，加以考察，加以批评，但如果对于两方均有深切了解的话，不能说中西哲学间有无法沟通的隔阂，有霄壤的差别。这段话蕴涵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4、即：哲学的普遍性、哲学的民族性、哲学的时代性。所谓“哲学只有一个” ，是指哲学的普遍性；所谓“无论中西哲学，甚或印度哲学，都是整个哲学的一支”，是指哲学的民族性：普遍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普遍寓于特殊之中，通过特殊来体现，这也就是古代中国哲人所讲的“理一分殊” 、 “一只在多中走”的道理。无论中西哲学，都是历史地发展着的，因而都有其时代性， “有联盟其偏颇陈旧而不适于现代生活之处” ，需要加以具体的历史的考察和评说。但无论如何，中西哲学之间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根本无法沟通，无法相互理解：真正对中西哲学“均有深切了解” ，就会意识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深层基础，就是普遍的人性
5、，亦即中国古代哲人所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2.论中国哲学界非西洋哲学之殖民地贺麟在时空与超时空一文中，更为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哲学界不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 ，也不存在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的观点，强调要把“ 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 加以阐扬，以贡献于全人类。他说：若要中国哲学界不仅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若要时空问题成为中国哲学自己的问题，而不仅是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中与自己不相干的问题，或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我们必须将中国哲学家对于时空问题的伟大识度，提出来加以发挥，使人感觉到这原来是我们心坎中、本性内、思想上或行为上的切身问题。蕴于我们心中，出于我们本性，与知
6、识行为都有关系的问题，亦即是人类普遍的问题。解答我们自己切身的与心性知行有关的问题，亦即是解答人类精神上思想上的普遍问题，为人类争取光明。既然无论中西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是人类公共的精神产业，那么，中国哲学界讲西洋哲学，又何至于就成了“西洋哲学的殖民地 ”？但贺麟提出这一警示，又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为了激发人们挺立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也不是扣帽子、打棍子，而是为了开拓学者的心胸，提高哲学研究者的思想见识和学术境界。要认识到，中国人研究哲学， “不是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 。而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在生活与实践中觉悟到的切身问题，同时也即是人类心灵的普遍问题。只有认识到这一点，确认中国哲学史是“中
7、国哲学的史” 而不是所谓 “在中国的哲学的史”，与西方哲学作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中国哲学界才不会被人看作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否则，固执于中国哲学史只能是“在中国的哲学的史”的狭隘见解，显出一副低人一等的姿态，终不免受“西洋哲学的殖民地” 之讥。可见，这一批评虽然严苛，却也有其思想的深刻性，可谓振聋发聩之声。3.论“融会中西哲学的大概路径”贺麟认为，中国哲学上的派别主要分为儒道墨三家，西洋哲学上主要的派别只有唯心论唯物论两派。他认为，从哲学的学理上来看，区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哲学。但与后来的教条主义者不同，他认为对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能简单地以“进步” 与“反动”来论定，以西方
8、哲学史为例， “这两派同为不断地推进西洋文化，保持理智活动的主要力量，于促进西洋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均各有其重大的贡献”。他把唯物论分为“科学的唯物论” 和“艺术的唯物论”，认为这两派唯物论在中西哲学史上各有其代表人物。科学的唯物论，西洋以希腊之德谟克利特、近代之霍布斯为代表，中国可以荀卿及王充为代表。艺术的唯物论，西洋以古代之伊壁鸠鲁、卢克莱修及现代之桑提耶纳为代表，中国可以庄周、杨朱，及南北朝时代趋向老庄的自然主义的玄学家为代表。 “科学的唯物论 ”一语人们耳熟能详。 “艺术的唯物论”一词却颇为别致，用以指称西方的伊壁鸠鲁、卢克莱修、桑提耶纳及中国的庄子和魏晋时期的某些玄学家却也贴切。他认
9、为唯心论可分为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在中西哲学史上亦各有其代表人物。主观的唯心论，西洋以柏拉图、康德、费希特为代表，中国则可以孟子、陆象山、王阳明为代表。至于客观唯心论，人们通常认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体现了西方哲学的客观唯心论的传统，但贺麟却别出心裁地认为， “此派西洋哲学中比较缺乏，可以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及德国大诗人歌德及现代之怀特海为代表。黑格尔尝自称其哲学为客观唯心论，但亦不免稍偏主观。中国哲学中。则当以孔子及朱子为此最伟大高明的学派之代表。 ”当然，严格说来，这段话对于中西哲学史上客观唯心论之代表人物的区分似乎并不那么准确。概括以上论述，贺麟指出：“从文化上说，中国哲学分儒道墨三
10、家，从学理上说，亦可分为唯心、唯物论二派。中国哲学家亦可分属于唯心论及唯物论，西洋哲学家亦有儒者气象，有道家风味，有墨家精神者。总之，我希望我这种说法，对于沟通中西文化，融会中西哲学，可提示一个大概的路径。 ”应该肯定，这一观点是合乎实际的。4.“以中释西，以西释中 ”胡适认为中西哲学可以“互相印证。互相发明” ，贺麟更明确地主张在中西哲学史研究中应采取中西互释的方法。他说：“我们不但可以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了解，而且于使西洋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亦不无小补。 ”针对某些人对“ 以西释中”的指责，他说：“我们的思想也许与西洋古代或近代的哲学家有相同处，这只是由于他们先得我心之
11、所同然，他们启发我，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亲切自得，我们也不能说是袭取稗贩。 ”他认为要想中国此后哲学思想的独立，要想把西洋哲学中国化，郑重订正译名实为首务之急。要用汉语准确地翻译西方哲学概念，需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有文字学基础。一方面须上溯西文原字在希腊文或拉丁文中之原意，另一方面须寻得中国文字学上有来历之适当名词以翻译西字。第二，要有哲学史基础，须细察某一名词在哲学史上之用法，或某一哲学家于其所有各书内对于该名词之用法；同时又须在中国哲学史上如周秦诸子、宋明儒或佛经中寻适当之名词以翻译西名。第三，不得已时方可自铸新名以译西名，但须极审慎，须详细说明其理由，诠释其意义。第四，对于日本名词，须取严
12、格批评态度，不可随便采纳。这实在是因为日本翻译家大都缺乏中国文字学与中国哲学史的工夫，其译名往往生硬笨拙，搬到中文里来，遂令人感到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无可融会之点。当然，亦有一些很好的日本名词无须拔除。 “但我们要使西洋哲学中国化，要谋中国新哲学之建立，不能不采取严格批评态度，徐图从东洋名词里解放出来。 ”一些中国学者受日本人对西方哲学生硬笨拙之翻译的影响，遂以为“西洋哲学与中国哲学好象完全是两回事” ，因而对“以西释中 ”大加诟病，但真正精通西学的贺麟却充分肯定“以西释中 ”对于融会贯通中西哲学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从周敦颐到朱熹，从康德到黑格尔，是中外唯心论发展的两个典型阶段。德国古典哲学最根本
13、最主要的概念，一是康德之“先天 ”，二是黑格尔所谓 “太极”。所以康德的哲学叫做“ 先天唯心论” ，黑格尔的哲学叫做 “绝对唯心论”，实非偶然。而中国哲学史自周、程、张、邵到朱熹，最根本、最主要的概念亦为此两个。因此，可用“先天” 二字翻译康德的a priori 和 transcendental，用 “先天唯心论”译其 der transcendentale Idealismus。用“先天观物学或先天直观学”译其 die transcendental Asthetik。邵康节有“先天之学心学也”之语，而“心者理也 ”，故心学即是理学。康德的先天哲学亦是一种“心学 ”或“唯心论”，而他的“ 先天
14、唯心论”骨子里亦是理性主义；邵康节著有观物内篇 、 观物外篇 ， “邵氏的观物，乃注重以理观物，约相当于康德所谓理智的直观。 ”贺麟采取中西互释的方法。故能将中西哲学融会贯通，多出慧解。他批评日本人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 Dialektik 译为“二律背反” ， “不唯笨拙而且不通。盖既成定律必不会背反，既然二说互相背反，必尚未成定律。且就康德所对比排列的关于同一问题的正反矛盾的理论，亦没有一条理论可称为律 。 ”因此，将 dialektik 译为“矛盾” ，方为准确。他指出日本人把德文的 Der Verstand，英文的 understanding 译作“悟性”也不对，而应译为“ 知性”，
15、理由是：“悟性在中文每与了悟、省悟、醒悟、回忆、觉悟等连缀成词，乃英文 recollect，awaken 之意，只能表示由认识的主体主动地去把握、去理解、去求知的意思，故以译为知性为较妥。知性乃把握对象，构成概念的能力，而悟性也许含有直觉意味，不一定是构成概念的能力。 ”又如，直到如今，人们还是把康德的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译为判断力批判 ，而贺麟则指出，这一直译并不能反映康德作此书之真意，也不切合该书的内容，因而主张以汉语“品鉴” 或 “美的欣赏 ”来翻译 urteilskraf 一词。如果当今学者能从善如流，把判断力批判改译为审美品鉴论衡 ，岂不更为典雅、清新而
16、传神？再如论及王夫之哲学，说王夫之要矫正尊知贱能、重知轻行的偏弊，故特别注重即行以求知，不行不能知之说， “这便多少带有美国皮尔士、杜威、詹姆士等人的实用主义的色彩。而与王阳明之说法相反。 ”他运用中西互释方法所提出的慧解，还有很多，集中表现在以下所论述的中西哲学本体论、时空观、辩证法的比较研究之中。二、 “中西哲学史发展的次序并无二致” 中西哲学本体论、时空观、辩证法之比较研究1.中西哲学本体论之比较贺麟的中西哲学本体论之比较，主要体现在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一文中，该文细致地分析了朱熹的理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相同和差异之处。他认为朱熹的理含有三义，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亦具有与此三义相对应之处。一是“进学在致知” 之理。朱熹之太极为“总天地万物之理” ，黑格尔之绝对精神 “亦即万事万物的总则”， “其在形而上学的地位，其抽象，其无血肉，无人格与超时空的程度，与朱熹的太极实相当”。二是“ 涵养须用敬”之理。朱熹对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