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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岛崎藤村的家看明治后期的日本女性形象摘 要：明治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仅使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岛崎藤村在长篇小说家中描写了各种女性 形象，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贤良型”知识女性、“屈从型”传统女性、“谋生型”劳动女性、“卖身型”贫困女性。通过这些女性形象可以了解当时日本女性的生 活状况与社会处境，进而了解她们的社会地位。关键词：岛崎藤村；女性；明治后期；社会地位明治维新是一场不彻底的改革。就女性角色而言，一方面，为了近代国家建设，需要女性劳动，因此大力发展女子教育；另一方面，保留了封建时代家 长制及男尊女卑的传统，置女性于法律上的无权地位。这种
2、矛盾与扭曲的状态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家、诗人岛崎藤村（1872 年-1943 年）的代表作、被誉为 “自然主义文学代表性的杰作之一”的小说家中得到充分展示。家描写的是明治 31 年（1898 年）夏天岛崎藤村到姐姐园子（即小说中的种）家 里到明治 43 年（1910 年）外甥高濑慎夫（即小说中的桥本正太）去世的这 12 年间的事情。作者以岛崎家自身和姐姐的婆家为生活原型，通过对妻子、姐姐等 亲人及女友、女佣人、艺妓等女性角色的描写，展现了明治后期在社会转型时代不同层次女性的不同命运。鉴于家的写实性，我们得以透过小说，了解明治时代 日本女性的生活状况与社会处境。一、“贤良型”知识女性雪、曾根千代明
3、治维新后，由于文明开化运动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传入，日本人认识到让女子接受教育，提高母亲素质的重要性。在福泽谕吉、中村正直、森有礼等 启蒙思想家的呼吁与倡导下，“良妻贤母”这种近代新的女子教育观在日本得以出现。最早将“良妻贤母”这一词放在一起使用的是 1891 年出版的杂志女鑑 ，其中明确指出，日本女子教育的主旨是使女子成为“帮助男子建立功勋的良妻，培养健全忠勇子孙的贤母”。1899 年，“高等女学校令”的 颁布，标志着培养“良妻贤母”已经成为日本公认的女子教育理念，“良妻贤母”也成为受过学校教育、既有知识、又守妇道的女性的代名词。家中就出现了这样的知识女性形象。作者藤村本人的化身小泉三吉的妻子
4、雪便是其中一位。雪的原型是藤村的第一任妻子岛崎冬子（1878 年 1910 年），她出生于北海道函馆的渔网批发商家庭，其父亲名为秦庆治，是位实干家，他曾资助藤村自费出版小说破戒。冬子于 1893 年秋至 1896 年 4月份在明治女学校学习，毕业后，曾留在明治女学校协助校长岩本善治工作过1 年。在岩本善治的介绍下，她于 1899 年 5 月嫁给曾在明治女学校任过教的藤 村，并随藤村到长野县的小诸生活。据出生于北海道函馆且与秦家关系密切的森本贞子考察，冬子曾经在小诸义塾女子学习舍做过教师，但由于妊娠反应及带孩子 等原因而辞去这一职务。冬子在与藤村生活的 12 年间，共生了 4 女 3男 7 个孩
5、子，最终在生小女儿时因产后大出血去世。虽然冬子是有夫之妇，但出生于优越家境且受过良好教育的她对在小诸的半农生活及接连生孩子有着许多不满。在女学校中学到的知识与现实生活的差 距，使冬子感到苦恼。藤村在家中描述到，三吉与雪两个人之间没有爱情，没有夫妻间的默契，甚至因为感到无聊而不能单独长谈，雪也不能完全融入丈夫的 世界。“咱们家是旅店，你就是旅店的老板娘”，“我是请你洗衣、做饭的旅客” 487，通过三吉的口，阐发了夫妻两人之间关系的冷淡。雪也曾发出感慨，“我绝不想来世再托生成女人”。在家中，雪在结婚前有一个名 叫勉的意中人，二人之间频繁的“情书”往来，导致小泉三吉家的一场家庭风暴，恐怕也是藤村与冬
6、子之间真实的事情。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女性有了申请离婚的权利。虽然冬子对婚姻生活不满，但她从没有想到过离婚，甚至当丈夫提到离婚时，她非常担心和害怕。根本 原因是如同父亲谆谆告诫的，“女儿一旦嫁出去，纵令饿死，也不能返回娘家的大门” ，更何况是因为她自己有了外心而导致丈夫要与她离婚，她没有面对家人及社会指责的勇气。同时，她所不能忘记的人马上就要与自己的妹妹结婚，也迫 使她斩断情丝。冬子曾经就学的明治女学校的校长岩本善治曾指出，明治女学校的精神是使所有人都成为“善良的人、纯洁的人、高尚的人、牺牲献身的人”而且岩本善治也确信，“女子教育的最终方向是培养贤妻良母”。因此，“扎根于明治女学校学习的女学生心
7、里家庭才是最好的归宿”的思想对于冬子而言也不例外，她最终选择了献身家庭的宿命。家中另一位知识女性曾根千代与雪（冬子）形成鲜明对照。在现实生活中此人名叫橘系重（1873 年1939 年），1892 年毕业于东京音 乐学校，1937 年成为日本帝国艺术院会员。藤村于 1898 年进入东京音乐学校的钢琴科学习，此时橘系重为助教，从此两人开始交往。在家中，藤 村把她描写成是一个把自己的一生跟音乐联系在一起的人。在三吉的眼里，曾根算是自己的红颜知己，不过这个单身女性也有令三吉无法理解的固执：“曾根生活在靠女人维持生活的家庭中，从事着依靠女人力量的艺术活动。有时候，曾根说起话来就象是从岩石缝里滴出来的山泉
8、水那样，显得冷冰冰的”，“老姑娘曾根的烦恼，是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从她说话的语气里可以看出她连大夫的话也不那么相信了”。可见，这种摆脱固有家庭模式的女人是不受欢迎的。在藤村笔下，曾根有些歇斯底里，不可理解。其实这种看法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当时，女性大 概十六七岁时就已嫁为人妇，相夫教子。虽然明治政府规定，“不论华士农工商及妇人，必定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但发展女子教育并不是培 养女性自身的政治、社会能力，而是使她们成为培养未来国民的有能力的母亲。在“良妻贤母”教育理念指导下，明治时期女性地位确实比被定义为好妻子、好媳妇 的江户时期有所提升，但她们的角色被限定为“作为国民的女性”和
9、“教育母亲”。因此家中雪这样的具有教育背景的女性只能“相夫教子”，曾根型“不务正 业”的高学历女性被视为“另类”。因此，有评价说“良妻贤母思想不是女性解放思想，称之为改良思想或较为恰当”8。二、“屈从型”传统女性种、丰世与明治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大力学习西方相比，在社会改革方面却举步维艰。尤其在改善女性地位方面，仅有赋予女性提出离婚的权利（1873 年） 及不承认妾的地位（1880 年）等有限的举措，而随着将封建时代的“家”制度全民化、将女性置于无权地位的明治民法（1898 年）的实施，女性仍未摆 脱被歧视、被束缚在家中卑躬屈膝的状态。在家中，作为家庭主妇的种（福岛镇药材批发店桥本家的儿媳）对公
10、婆恭恭敬敬，对孩子无微不至，对丈夫千依百顺，整天操劳忙碌，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点空间，可她丈夫桥本达雄却一直在外面寻花问柳，放荡不羁，甚至与其他的女人生了孩子。桥本达雄如此放荡，除了其自身因素之外，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男人纳妾在日本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 1870 年 12 月明治政府颁布的 新律纲领的五等亲图中，仍将妻妾同列为二等亲，这一法律无疑是对男子放荡行为的制度性保障。对于妾制度，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早在 1870 年 11 月写就的“中津留别书”中便从人伦角度给予批判。他指出，“一男子以数妇人为妻妾，视妇人如下人罪人，且无羞色，实乃可耻至极”，“若男子有娶二妻 之权，妇人亦有招二夫
11、之理” 。明治政府的司法卿江藤新平于 1872 年 11 月 23日曾向正院提出废除妾制的建议，但未被采纳。此外，在启蒙运动中，通过明六杂志刊登了森有 礼的“妻妾论”（1874 年1875 年）、福泽谕吉的“男女同数论”（1875 年 3 月）、阪谷素的“妾说之疑”（1875 年 3 月）等文章，均呼吁废除妾 制。森有礼的“妻妾论”，对男权社会践踏女性权益的旧俗予以批判，福泽谕吉提倡男女同权，反对蓄妾，阪谷素倡导夫妻平等，并将“妾制”与日本皇室问题、家 族继承等问题联系起来。在面向大众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邮编报知新闻等报纸也刊登了大量关于“妾制”的论争文章。民间的论争在一定程度上对元
12、老院产生了影响，加上明治政府迫切希望达到“文明国家”的标准，以修改与西方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诸多因素影 响下，明治政府于 1880 年 7 月在刑法改定的第 10 章亲属例的第 114 条第1 项中的表述是“祖父母父母夫妻”，而没有将“妾”列入其 中，因此一般将刑法改定视为“废妾”的法律条文。但该法律条文第 115 条中保留了“庶子”一词，同样在 1898 年 7 月开始实施的明治 民法中的“亲族”下的“亲子”条中也承认了与“妾”有直接关系的“庶子”的地位。总之，“庶子”在法律中被留存也就意味着真正的一夫一妻制并没有被遵 守，而且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丈夫的纳妾行为。丈夫与妻子之外的其他女子所
13、生的孩子，如果得到丈夫的认可，则可以作为“庶子”进入父亲的户籍。对于妻子而 言，她们只能忍受屈辱。在家中，种的丈夫一度跟一个妙龄艺妓一起生活，还放言自己无妻无子。丈夫的放荡甚至让种染上了难以启齿的性病，她唯有默默地忍受，甚至还 为丈夫隐瞒。女儿小仙的智力发育不正常实际上是丈夫的浪荡所致，可她对外却声称是女儿从楼梯上摔下来造成的。种对丈夫极尽隐忍，期盼着丈夫回家跟她一起度 过余生。种的父亲是个忠实的国学者，他给予种的影响很大，致使种永远不能忘记父亲的教诲，“她的沉重的心情是不允许告诉任何人的，这是父亲的遗训”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种的儿媳丰世身上。她的丈夫桥本正太继承了父亲的放荡，背叛妻子跟艺妓
14、交往，也把自己的病痛传给了妻子。即使这样，丰世依 旧对正太念念不忘，即使回娘家也不久住。当得知丈夫得了肺病后，义无反顾地去照顾。正太临终时还留下口头遗嘱，希望她能永远留在婆婆家帮助料理家务。桥本家两代媳妇的献身行为绝不是出于真爱，我们无法忽视社会习俗与法律对当时女性的限制与约束。1898 年明治民法规定，妻子通奸可以成 为丈夫与之离婚的理由，而丈夫在犯有奸淫罪被判刑时妻子才可以申告与之离婚。而且，1907 年颁布实施的改正刑法中第 183 条中规定对妻子的通奸罪给 予惩罚，而第 184 条中，当丈夫犯有重婚罪才给予惩罚。可见，夫妻之间存在严重不平等，即使是在明治后期，大部分女性依旧被束缚于家庭
15、的牢狱中， 在婚姻中不得不隐忍且屈从于男性。三、“谋生型”劳动女性阿春等人明治时代出身于贫困阶层（多为农村）的女性，到城市周边稍稍富裕的商人家庭，或者是到农村地区的地主家庭作为女佣人奉公的现象比 较普遍。如，在小说家中就可看见桥本家有女佣人阿春，三吉家有农家女佣姑娘，丰世在东京也雇用女佣人。三吉初次见到阿春时，她才是个 17 岁的少女。她 吃住在桥本家，做饭、烧洗澡水，在家里忙个不停。而似乎超出我们想象的是，在小说中，这些女佣人在主人家并没有被排斥或受到不公正对待。“种想让阿春给女 儿作伴，就没有把阿春当做一般的丫头看待。每逢梳妆的时候，她让阿春和小仙一起梳，夜里，让她和小仙睡在一间屋里”，“
16、小仙心地和善，她处处照顾着比自己 年小的丫头，不使她们感到为难”。三吉家因为孩子渐渐长大，自己忙不过来，便雇了个 15 岁左右的农家姑娘。这个姑娘在三吉家背着孩子玩，端茶倒水 也很勤快。她还跟着女主人一起习字。在东京给正太和丰世看家的老婆婆也是一个颇受主人怜爱的人。丰世将要离开东京，处理临时租的房子时，念及老佣人“一直 尽心竭力到如今也不容易”4395，还将家里的许多物品送给了她，临别之前，还与老佣人凑了住宿费在旅馆住了一晚上，这些都说明主、雇之间关系的融 洽。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但是普通民众贫穷的生活状况还无法迅速改善。不论是老妇，还是年轻女孩子，离开自己家给别人家做佣人，是明治时 代许多贫困家庭女性的选择。除了农民家庭外，失去了俸禄和荣耀的士族中的很多人沦为社会底层，其家人不可避免地变成雇佣劳动者。明治 22 年（1889 年），东京女佣人的平均工资为一个月 1 日元 50 钱（上等）、1 日元（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