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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年来广州人衣食住行发生了巨变大洋网讯近日,广州市城调队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与五年前的今天相比,近6 成广州人认为生活发生了改善。 据悉,该项调查随机抽选了广州市 8 个区的 400 户居民,被调查对象均为家庭中具有经济决定权的人,其工作单位分布在 16 个行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变化一:经济发达有钱人多 调查显示,五年前,广州市年人均收入在 2000 元以下的居民家庭有 5,如今已下降到 18。目前,年人均收入 10000 元20000 元的家庭由原来的 223上升到265,人均收入 20000 元以上的家庭由原来的 48上升到 9。 变化二:电器要讲究手机最普及 据调查,家用电器等耐
2、用消费品在广州市民家庭已基本普及,需求已从改革开放后的普及型、实用型向享受型方向转变。 调查显示,五年来,广州市居民家庭拥有率增长最大的是手机,增加了 50 个百分点。而家庭普及率最高的是住宅电话,增加了 235 个百分点。另外,空调拥有率增加了30 个百分点;影碟机增加了 315 个百分点;个人电脑增加了 308 个百分点;家庭汽车增加了 23 个百分点。 变化三:房子宽环境美 调查显示,五年来,广州市人均居住面积增加了 352 平方米,由 961 平方米增加到 1313 平方米。另外,五年来广州市民家庭住房的产权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调查资料显示,房改后,居民家庭拥有自有产权房(包括原有的
3、私房、购买公房及商品房)已占 76。在居住环境条件改善方面,居民家庭认同改善最大是周边的卫生和绿化环境。 变化四:不骑“单车”坐享“巴士” 据调查,居民认为广州市交通“有很大改善”和“有些改善”的认同率为946。有 953的居民认为,现在出行的方便程度和舒适程度都比五年前提高。 调查资料显示,五年来,居民上班或上学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很大的变化,其中骑自行车下降了 207 个百分点;坐公共汽车上升了 95 个百分点;选择骑摩托车、“打的”和开私家车的也日渐增多。 变化五:逛公园喜旅游 据调查,外出旅游成为人们的时尚。有 701的人可以考虑、或完全赞同自己花钱外出旅游。在娱乐休闲活动中,市民最喜爱的
4、娱乐活动为去公园或娱乐场,其次为参加体育活动、短距离郊游等,旅游仍将是广州市居民休闲度假的热点。 变化六:懒煮饭重健康 调查资料显示,五年前,广州有 448的居民家庭每天要花费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一顿晚餐,现在只有 331的居民家庭愿意这样做。虽然居民做饭时间比五年前减少,但在饮食上更重视营养和健康。关注度最高的是包装食品的保质期、成份。 变化七:着衫变讲究越来越贪靓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的穿衣观念在不断改变在穿着打扮方面,居民较五年前,最重视是服装的款式,其次依次是:服装材料的质料,服装的色彩和发型。 变化八:存钱的少投资的多 对积蓄使用的情况五年后发生了改变,现在储蓄
5、的比例减少了,投资比例上升了,说明市民的投资意识逐年增强。我市对外开放 20 周年后的今天,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了巨大变化,一桩桩、一件件,真切实在,有目共睹。十年前,老百姓的“衣” 是色彩沉重的土布衫、老棉袄;岁月是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中捱过的。现在,老百姓春夏秋冬四季衣衫件件新,不仅如此,还要讲究穿起来是否舒服,是否有气质,是否显派头。于是,真丝、纯棉、彩棉、羽绒等诸多面料,哪样舒服穿哪样;职业装、休闲装、运动装、礼服等各类款式的衣服,装点了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杉杉” 、 “花花公子” 、 “金利来”、 “李宁”、 “阿迪达斯” 等等各种国内外知名品牌成为人们显示身份的好
6、标签。二十年前,老百姓“食” 的是红薯、成鱼就稀饭等粗茶淡饭,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些肉。现在,老百姓的菜篮子越来越丰富:猪牛羊肉、鸡鸭鹅以及各类海鲜应有尽有,天天像过年。此外,人们也越来越注重饮食的营养搭配,科学饮食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如今,老百姓的饭量比以前大为减少了,可是食谱却越来越精致和科学了。早餐不再是十几年“一贯制” 的白粥+ 咸鱼,牛奶、面包、鸡蛋成了主角。餐桌上主食、精粮地位下降,蔬菜、水果、杂粮受宠,从量到质的变化,是营养摄取比例的上升。而且,人们开始越来越讲究食物的绿色、无公害。二十年前,老百姓的“住” 是靠几代人积攒建成的瓦屋或单位分给的一两间房子,一家三代十几口人住在
7、一起,拥挤不堪。现在,老百姓住上了三房一厅、四房两厅的套房或有天有地的小楼房。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市民更注重居住环境,绿化指数以及房屋的建筑风格、装修风格。许多家庭甚至拥有多套房子,还可以向外出租,日子过得非常滋润。二十年前,老百姓“行” 大多数是靠脚走路,小部分家境较好的人家有辆自行车则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厂。二十年后,钦北铁路通车、南北高速公路通车、北海飞机场建成使用我市道路交通越来越顺畅。出门“打的 ”已成家常便饭,大街小巷明显增多的公交车,也方便了百姓的出行。越来越多的轻便机动车、摩托车也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尤其是近一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开上了自己的私家车,驾校里学汽车办驾照的学员逐年
8、增多。尽管目前购汽车的家庭比例还不是很大,但汽水在我市家庭中的拥有量正呈上升趋势,以步代车的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时光在一天天、年年中悄悄滑过,不经意间北海人的衣食住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稍加回忆,每位北海人都能深刻感受到改革开放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如今,北海人家庭消费已由过去单一的“ 温饱 ”型转为向 “小康”型迈进。北海人的消费观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以“衣”为例,过去人们喜欢穿“的确良 ”、涤纶等化学纤维材料做的、耐穿的衣服。现在人们更注重服装的舒适程度,喜欢用棉花、麻、蚕丝等天然纤维做的衣服,认为这种料子既环保又舒服;以“食” 来说,过去只求果腹,现在不仅讲究吃山珍海味,还
9、讲究纯天然和绿色无污染;拿“住” 来说,过去没有钱是绝对不敢起房子的,更不会去借钱起房,通常是铆足劲攒钱, “三代积攒一代住” ,而现在,钱不够便向银行贷款或是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再没有过去那种怕负债的沉重心理。如今在北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的三居室住房已是司空见惯。适中的房价加上住房消费贷款,很多月收入在 1500 元左右的年轻人都购置了一套房;拿“行”来说,过去如果能拥有一辆“凤凰 ”或“永久”牌自行车便已经很满足了,而现在,老百姓虽有了摩托车、电单车,可是还是想办法赚钱或者贷款买一辆小汽午,真正实现“小康” 。见微可以知著,以小可以喻大。我市人民衣食住行的变化像一块平面镜,真实而生
10、动地反映出我市对外开放 20 年来,我市经济、科技、文化、卫生等各方面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沧桑二十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相信再过二十年,我市人民的衣食住行会有更多令人欣喜的巨变,到那个时候,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一定是一幅国富民强、兴旺发达的时代新画卷。(解放初期的衣食住行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55 年过去了,我做为解放初期进驻天津的第一批建设者,目睹了天津市半个多世纪的变迁。抚今追昔,感慨颇多,尤其是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两相对比,着实让人惊出意外。徘徊在霓虹灯下,聆听节奏分明的现代音乐,进城前夕和进城后的
11、情景不由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先说“住”我们天津日报、新华社天津分社的部分同志,刚进城住在山西路民国日报董事会,除副社长的卧室有一张双人床外,其他同志多数睡在地板上。李麦找了一张旧床屉,放在一个角落,用屏风挡住,算是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我和闻远、宋红光等晚上都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好在那时每间屋都有地毯,对我们在农村睡惯门板床的人来说已是很高的享受了。后来,我们搬到天津日报社宿舍文化大楼,其实是一座危楼,每间屋只一张木板床,互相只有一板之隔,彼此打呼噜、放屁、说梦话、翻身时床板的响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住三楼,与谷峰相邻。我俩每人的妻子来聚,只能说悄悄话。后来,我搬到一楼一间没窗子的小屋,阴暗潮湿
12、,经常在屋子四角撒白灰。一直到新华分社成立,我才有了一间正式的住房,但只有一个后窗,不通风,也不见阳光。虽然如此,但大家都觉得比在农村时条件好多了。再说“吃”进城初期,我们还实行供给制。科长以上干部吃中灶,一般记者、编辑吃大灶。大灶是大家一起吃大锅饭,每天窝头、米饭、蔬菜,很少吃肉,但油比农村时多了,逢年过节还会餐。这对农村来的同志已很满意了。我有幸在中灶食堂用餐,每天大米、白面、炒菜,觉得真像生活在天堂一样。副社长王亢之,总编朱九思、范瑾、邵红叶、董东以及郭小川、孙犁、方纪、李麦、林间等,每天在饭桌上见面,谈形势、论报纸、说工作,许多问题在饭桌上就解决了,真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工作餐。后来又增
13、加了山东大汉鲁西良,他讲话声如洪钟,而且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饭桌上更活跃了。新华分社独立建制后,我搬到多伦道山西路口,与天津工人报共吃一个食堂。工人报社长张高峰经常和大家一起在院里蹲着吃饭,边吃边谈、关系十分融洽。那简朴的生活,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多么令人怀念啊!三谈“行”、报社只有两辆“华沙”牌轿车,供社长、总编开会用。记者一律自行车代步,新华分社社长鲁西良也是骑自行车采访。编辑同志没有配备自行车,出门多半是步行或乘公共汽车。我第一次乘卧车还闹出了笑话。那是在 1950 年 4 月 20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熊号”轮船,撞沉了我国“新安”号客轮。黄敬市长邀国际法专家魏文瀚来津研究如何处理。
14、王亢之同志通知我立即到黄敬市长家采访。为争取时间,他还派杨师傅开车来接我。第一次乘小汽车,我连开门也不会。杨师傅把我送到河北路重庆道拐角处的黄市长家,会议已开始,在座的还有许建国、马次青、章文晋。会开了两个多小时,黄敬送走客人后,拉我们到二楼,打开留声机,对章文晋说:“小章,咱们跳舞吧!”许建国邀我一起跳。我摇摇头说:“我不会。”许建国拿起一把椅子当“舞伴”,伴随着优美的舞曲,兴致勃勃地跳起来。我尴尬地在一旁看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就溜出来。走出大门,我喊了一辆三轮车,拉我回到分社。过了老半天,杨师傅来找我说,他一直在重庆道停车处等我,等到车都走光了,不见我出来,他只好开回报社。这说明
15、,我这土包子坐卧车,连规矩都不懂。四说“衣”进城初期我们确实是“衣冠不改”,记者们都是穿军装,有军管会的胸章,朝气蓬勃,精神抖擞。我们一批编辑,都是便衣。我穿的是妻子亲手缝制的半大棉袄,土布棉裤,有同志说我是“拉胶皮”的装束。1 月 16 日,我第一次和青年记者高静、孟帆一起去南开大学采访,学生们对他俩十分热情,把我冷在一旁。原来他们看我穿的便衣,腰里佩带手枪,以为我是“特务”。经孟帆说明,学生们才热情地对待我。三个人走出校门,不由哈哈大笑。此后,到 1952 年“三反”“五反”运动,报社、分社没出一个“大老虎”,也没出一个“小老虎”。1963 年又一次三反运动,我只检查了一件错事:出国时借用
16、方纪的皮箱锁被弄坏,请记者“走后门”修理了一下。从 1960 年 4 月我进报社到 1983 年 4 月离开,从未动用一分钱公款请客。我和副总编林锋、肖元,将三人的夜餐费和稿费集中起来,用作招待兄弟报社来天津日报参观的同志。至于人民日报、新华社的个别朋友,就由我自费设家宴招待了,连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来也不例外。后记1948 年 12 月,在胜芳集结了数千名准备接管天津的干部。在一次大会上,黄敬市长讲了话。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是:“进城以后,我们要衣冠不改旧家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作风!”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警示着每个人。进城两个月后,我又听了市委传达毛主席“两个务必”的教诲,对艰苦奋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时代在前进,艰苦奋斗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在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特别是党性锻炼上。我们并不提倡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要回到解放初期的清贫生活。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衣食住行不断改善无可厚非,但进城初期那种坚持“两个务必”、清正廉明的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