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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年来广州人衣食住行发生了巨变大洋网讯近日，广州市城调队公布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与五年前的今天相比，近6 成广州人认为生活发生了改善。 据悉，该项调查随机抽选了广州市 8 个区的 400 户居民，被调查对象均为家庭中具有经济决定权的人，其工作单位分布在 16 个行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变化一：经济发达有钱人多 调查显示，五年前，广州市年人均收入在 2000 元以下的居民家庭有 5，如今已下降到 18。目前，年人均收入 10000 元20000 元的家庭由原来的 223上升到265，人均收入 20000 元以上的家庭由原来的 48上升到 9。 变化二：电器要讲究手机最普及 据调查，家用电器等耐
2、用消费品在广州市民家庭已基本普及，需求已从改革开放后的普及型、实用型向享受型方向转变。 调查显示，五年来，广州市居民家庭拥有率增长最大的是手机，增加了 50 个百分点。而家庭普及率最高的是住宅电话，增加了 235 个百分点。另外，空调拥有率增加了30 个百分点；影碟机增加了 315 个百分点；个人电脑增加了 308 个百分点；家庭汽车增加了 23 个百分点。 变化三：房子宽环境美 调查显示，五年来，广州市人均居住面积增加了 352 平方米，由 961 平方米增加到 1313 平方米。另外，五年来广州市民家庭住房的产权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调查资料显示，房改后，居民家庭拥有自有产权房（包括原有的
3、私房、购买公房及商品房）已占 76。在居住环境条件改善方面，居民家庭认同改善最大是周边的卫生和绿化环境。 变化四：不骑“单车”坐享“巴士” 据调查，居民认为广州市交通“有很大改善”和“有些改善”的认同率为946。有 953的居民认为，现在出行的方便程度和舒适程度都比五年前提高。 调查资料显示，五年来，居民上班或上学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很大的变化，其中骑自行车下降了 207 个百分点；坐公共汽车上升了 95 个百分点；选择骑摩托车、“打的”和开私家车的也日渐增多。 变化五：逛公园喜旅游 据调查，外出旅游成为人们的时尚。有 701的人可以考虑、或完全赞同自己花钱外出旅游。在娱乐休闲活动中，市民最喜爱的
4、娱乐活动为去公园或娱乐场，其次为参加体育活动、短距离郊游等，旅游仍将是广州市居民休闲度假的热点。 变化六：懒煮饭重健康 调查资料显示，五年前，广州有 448的居民家庭每天要花费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去做一顿晚餐，现在只有 331的居民家庭愿意这样做。虽然居民做饭时间比五年前减少，但在饮食上更重视营养和健康。关注度最高的是包装食品的保质期、成份。 变化七：着衫变讲究越来越贪靓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的穿衣观念在不断改变在穿着打扮方面，居民较五年前，最重视是服装的款式，其次依次是：服装材料的质料，服装的色彩和发型。 变化八：存钱的少投资的多 对积蓄使用的情况五年后发生了改变，现在储蓄
5、的比例减少了，投资比例上升了，说明市民的投资意识逐年增强。我市对外开放 20 周年后的今天，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有了巨大变化，一桩桩、一件件，真切实在，有目共睹。十年前，老百姓的“衣” 是色彩沉重的土布衫、老棉袄；岁月是在“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中捱过的。现在，老百姓春夏秋冬四季衣衫件件新，不仅如此，还要讲究穿起来是否舒服，是否有气质，是否显派头。于是，真丝、纯棉、彩棉、羽绒等诸多面料，哪样舒服穿哪样；职业装、休闲装、运动装、礼服等各类款式的衣服，装点了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杉杉” 、 “花花公子” 、 “金利来”、 “李宁”、 “阿迪达斯” 等等各种国内外知名品牌成为人们显示身份的好
6、标签。二十年前，老百姓“食” 的是红薯、成鱼就稀饭等粗茶淡饭，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些肉。现在，老百姓的菜篮子越来越丰富：猪牛羊肉、鸡鸭鹅以及各类海鲜应有尽有，天天像过年。此外，人们也越来越注重饮食的营养搭配，科学饮食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如今，老百姓的饭量比以前大为减少了，可是食谱却越来越精致和科学了。早餐不再是十几年“一贯制” 的白粥+ 咸鱼，牛奶、面包、鸡蛋成了主角。餐桌上主食、精粮地位下降，蔬菜、水果、杂粮受宠，从量到质的变化，是营养摄取比例的上升。而且，人们开始越来越讲究食物的绿色、无公害。二十年前，老百姓的“住” 是靠几代人积攒建成的瓦屋或单位分给的一两间房子，一家三代十几口人住在
7、一起，拥挤不堪。现在，老百姓住上了三房一厅、四房两厅的套房或有天有地的小楼房。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市民更注重居住环境，绿化指数以及房屋的建筑风格、装修风格。许多家庭甚至拥有多套房子，还可以向外出租，日子过得非常滋润。二十年前，老百姓“行” 大多数是靠脚走路，小部分家境较好的人家有辆自行车则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厂。二十年后，钦北铁路通车、南北高速公路通车、北海飞机场建成使用我市道路交通越来越顺畅。出门“打的 ”已成家常便饭，大街小巷明显增多的公交车，也方便了百姓的出行。越来越多的轻便机动车、摩托车也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尤其是近一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开上了自己的私家车，驾校里学汽车办驾照的学员逐年
8、增多。尽管目前购汽车的家庭比例还不是很大，但汽水在我市家庭中的拥有量正呈上升趋势，以步代车的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了。时光在一天天、年年中悄悄滑过，不经意间北海人的衣食住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要稍加回忆，每位北海人都能深刻感受到改革开放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如今，北海人家庭消费已由过去单一的“ 温饱 ”型转为向 “小康”型迈进。北海人的消费观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以“衣”为例，过去人们喜欢穿“的确良 ”、涤纶等化学纤维材料做的、耐穿的衣服。现在人们更注重服装的舒适程度，喜欢用棉花、麻、蚕丝等天然纤维做的衣服，认为这种料子既环保又舒服；以“食” 来说，过去只求果腹，现在不仅讲究吃山珍海味，还
9、讲究纯天然和绿色无污染；拿“住” 来说，过去没有钱是绝对不敢起房子的，更不会去借钱起房，通常是铆足劲攒钱， “三代积攒一代住” ，而现在，钱不够便向银行贷款或是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再没有过去那种怕负债的沉重心理。如今在北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的三居室住房已是司空见惯。适中的房价加上住房消费贷款，很多月收入在 1500 元左右的年轻人都购置了一套房；拿“行”来说，过去如果能拥有一辆“凤凰 ”或“永久”牌自行车便已经很满足了，而现在，老百姓虽有了摩托车、电单车，可是还是想办法赚钱或者贷款买一辆小汽午，真正实现“小康” 。见微可以知著，以小可以喻大。我市人民衣食住行的变化像一块平面镜，真实而生
10、动地反映出我市对外开放 20 年来，我市经济、科技、文化、卫生等各方面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沧桑二十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相信再过二十年，我市人民的衣食住行会有更多令人欣喜的巨变，到那个时候，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一定是一幅国富民强、兴旺发达的时代新画卷。（解放初期的衣食住行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55 年过去了，我做为解放初期进驻天津的第一批建设者，目睹了天津市半个多世纪的变迁。抚今追昔，感慨颇多，尤其是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衣食住行，两相对比，着实让人惊出意外。徘徊在霓虹灯下，聆听节奏分明的现代音乐，进城前夕和进城后的
11、情景不由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先说“住”我们天津日报、新华社天津分社的部分同志，刚进城住在山西路民国日报董事会，除副社长的卧室有一张双人床外，其他同志多数睡在地板上。李麦找了一张旧床屉，放在一个角落，用屏风挡住，算是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我和闻远、宋红光等晚上都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好在那时每间屋都有地毯，对我们在农村睡惯门板床的人来说已是很高的享受了。后来，我们搬到天津日报社宿舍文化大楼，其实是一座危楼，每间屋只一张木板床，互相只有一板之隔，彼此打呼噜、放屁、说梦话、翻身时床板的响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我住三楼，与谷峰相邻。我俩每人的妻子来聚，只能说悄悄话。后来，我搬到一楼一间没窗子的小屋，阴暗潮湿
12、，经常在屋子四角撒白灰。一直到新华分社成立，我才有了一间正式的住房，但只有一个后窗，不通风，也不见阳光。虽然如此，但大家都觉得比在农村时条件好多了。再说“吃”进城初期，我们还实行供给制。科长以上干部吃中灶，一般记者、编辑吃大灶。大灶是大家一起吃大锅饭，每天窝头、米饭、蔬菜，很少吃肉，但油比农村时多了，逢年过节还会餐。这对农村来的同志已很满意了。我有幸在中灶食堂用餐，每天大米、白面、炒菜，觉得真像生活在天堂一样。副社长王亢之，总编朱九思、范瑾、邵红叶、董东以及郭小川、孙犁、方纪、李麦、林间等，每天在饭桌上见面，谈形势、论报纸、说工作，许多问题在饭桌上就解决了，真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工作餐。后来又增
13、加了山东大汉鲁西良，他讲话声如洪钟，而且不时发出爽朗的大笑，饭桌上更活跃了。新华分社独立建制后，我搬到多伦道山西路口，与天津工人报共吃一个食堂。工人报社长张高峰经常和大家一起在院里蹲着吃饭，边吃边谈、关系十分融洽。那简朴的生活，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多么令人怀念啊！三谈“行”、报社只有两辆“华沙”牌轿车，供社长、总编开会用。记者一律自行车代步，新华分社社长鲁西良也是骑自行车采访。编辑同志没有配备自行车，出门多半是步行或乘公共汽车。我第一次乘卧车还闹出了笑话。那是在 1950 年 4 月 20 日，美国“加利福尼亚金熊号”轮船，撞沉了我国“新安”号客轮。黄敬市长邀国际法专家魏文瀚来津研究如何处理。
14、王亢之同志通知我立即到黄敬市长家采访。为争取时间，他还派杨师傅开车来接我。第一次乘小汽车，我连开门也不会。杨师傅把我送到河北路重庆道拐角处的黄市长家，会议已开始，在座的还有许建国、马次青、章文晋。会开了两个多小时，黄敬送走客人后，拉我们到二楼，打开留声机，对章文晋说：“小章，咱们跳舞吧！”许建国邀我一起跳。我摇摇头说：“我不会。”许建国拿起一把椅子当“舞伴”，伴随着优美的舞曲，兴致勃勃地跳起来。我尴尬地在一旁看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就溜出来。走出大门，我喊了一辆三轮车，拉我回到分社。过了老半天，杨师傅来找我说，他一直在重庆道停车处等我，等到车都走光了，不见我出来，他只好开回报社。这说明
15、，我这土包子坐卧车，连规矩都不懂。四说“衣”进城初期我们确实是“衣冠不改”，记者们都是穿军装，有军管会的胸章，朝气蓬勃，精神抖擞。我们一批编辑，都是便衣。我穿的是妻子亲手缝制的半大棉袄，土布棉裤，有同志说我是“拉胶皮”的装束。1 月 16 日，我第一次和青年记者高静、孟帆一起去南开大学采访，学生们对他俩十分热情，把我冷在一旁。原来他们看我穿的便衣，腰里佩带手枪，以为我是“特务”。经孟帆说明，学生们才热情地对待我。三个人走出校门，不由哈哈大笑。此后，到 1952 年“三反”“五反”运动，报社、分社没出一个“大老虎”，也没出一个“小老虎”。1963 年又一次三反运动，我只检查了一件错事：出国时借用
16、方纪的皮箱锁被弄坏，请记者“走后门”修理了一下。从 1960 年 4 月我进报社到 1983 年 4 月离开，从未动用一分钱公款请客。我和副总编林锋、肖元，将三人的夜餐费和稿费集中起来，用作招待兄弟报社来天津日报参观的同志。至于人民日报、新华社的个别朋友，就由我自费设家宴招待了，连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来也不例外。后记1948 年 12 月，在胜芳集结了数千名准备接管天津的干部。在一次大会上，黄敬市长讲了话。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是：“进城以后，我们要衣冠不改旧家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作风！”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警示着每个人。进城两个月后，我又听了市委传达毛主席“两个务必”的教诲，对艰苦奋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时代在前进，艰苦奋斗的内涵也有了新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在思想上、工作上、学习上特别是党性锻炼上。我们并不提倡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要回到解放初期的清贫生活。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衣食住行不断改善无可厚非，但进城初期那种坚持“两个务必”、清正廉明的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