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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谈三线建设的评价问题马泉山 2012-08-24 14:24:05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11 年 6 期【英文标题】Re-discussion on Evaluating the Third-line Construction【作者简介】马泉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100836【内容提要】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的三线建设，虽已过去几十年了，但对它的评价依然存在颇多争议。对三线建设作出分析评价，确非易事，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特殊性。有鉴于此，有必要提出三线建设二重性这一命题，即它既是旨在应对战争危险的特殊政治行为，又是谋求改善生产力布局的一般经济行为。由于战争没有绝对
2、确实性，只有相对确实性，因此政府的经济行为并不总是取决于经济学原则，还要考虑社会政治的要求。与此同时，评价三线建设得失时，还要面对其经济分析的特殊因素和难以避免的模糊性。总之，三线建设得失相比，得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是国家战略利益所系；失是得的必要代价，从根本上说是外部敌对势力强加给中国人的，也是暂时的，终归会得到补偿。【关 键 词】三线建设/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评价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投入 1000 多亿元资金，在大陆腹心地区展开的被称为三线建设的大会战，在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应该都称得上是浩大工程。几十年过去了，回过头看，对它的评价依然多有争议。此前，我在新中国工业经
3、济史(1966-1978)有关章节曾有论列，积近年思考补充如下。有必要提出三线建设二重性这一命题对三线建设分析评价，确非易事，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的特殊性。就其本真意义，是毛泽东决策的备战举措，显系国防战略范畴。不仅如他所说是原子弹时期的作战需要，而且与他本人的军事思想有着直接关系。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军事战略，从根本上说是防御性的。但毛泽东反对消极防御，更不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诱敌深入，“关起门来打狗”。这就需要有战略性的后方工业基地。从这一要求出发，三线建设就不完全局限于国防需求，它明显具有了开发落后地区的意义。可不可以说，从备战视角观察，三线建设不失为一项创造，它体
4、现着国防战备与经济建设的一定结合。这是在战略层面上的平战结合与军民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提出三线建设二重性这一命题，即它既是旨在应对严重战争危险的特殊政治行为(军事不过是政治的继续)，又是谋求改善生产力布局的一般经济行为。前者居于主导地位，后者则是它的基础和载体。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反之，前者又使后者一般经济行为的属性被淡化而不易受到重视。二者相辅相成，构成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提出三线建设二重性的命题，有着事实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曾就划分三线的原则解释说，划分一、二、三线，主要考虑国防与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也考虑经济建设的需要。划归三线的范围不能太小，以利工业的
5、合理布局。一、二、三线也不能按行政区划去划分，是着眼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考虑大山、大河、天险等等地形特点以及铁路交通、工业分布与国防力量的现状这些因素。1三线建设二重性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却是必要的，它对于我们的研究有着方法论的意义。下面，将首先从政府一般经济行为讨论起。从这一层面观察三线建设，其实就是资源配置向中西部的倾斜。这个过程，早在“一五”时期就开始了。中国历史遗留的东部(一般为汉民族居住区)经济发展水平高，西部(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落差，到近代以降愈发严重。新中国建立前，仅有的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东部沿海少数大城市，内地极为稀疏，广袤的西部地区几乎是空白。截止到
6、1965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 63%仍集中在东部沿海 11 个省、市、区(不包括台湾省，下同)，三线 11个省、区只占 18%。工业生产与原燃料产地和消费地脱节，远距离运输，相向运输；资源相对富集的中西部得不到很好开发。根本改变这种既不合理又不经济的状况，当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而如果没有大的决心，任其长期存在，对经济发展未必有利，更遑论国家长治久安。问题是向三线地区高强度投资，国民经济如牛负重，这就需要从特殊政治行为的层面去寻找原因。三线建设这一属性存在的前提是，认为中国正面临外敌入侵或遭受核打击的现实危险，必须抢时间建立国家的战略纵深，打造战时可依恃的后方工业基地。举全国之力，组织会战，
7、势在必行。由此，不妨把政府特殊政治行为大致概括为：(1)超强的投资力度。1965-1978 年三线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占同期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 40.7%，比“一五”、“二五”时期分别高出 12.1 和 4.4 个百分点。(2)超常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占比。1965-1975 年三线地区特别是其中8 个重点省，该占比在工业基建投资中高达 95%左右。2(3)选址布点的特殊要求：靠山、分散、隐蔽。上述几点，都不是一般经济行为所能解释，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注定它的投资效益不会良好，机会成本必然较高。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一直有一个颇为纠结的问题，即从事后并没有出现当时担心的局面，反证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过分，
8、反应过度。战争没有绝对确实性，只有相对确实性应该承认，包括军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远不如自然科学缜密，更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试验室里模拟需要的条件，收集必要数据，检验最后的结果。人们说历史不能假设，也正是这个意思，亦即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的不可复制性。拿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说，除非战争确实来临，否则是很难验证的。战争这个怪物，具有很大的或然性或曰盖然性。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就指出过这一点，但被他过分夸大，陷入了神秘主义。毛泽东说，“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他又说，“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
9、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毛泽东认为，“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征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320 世纪进入 60 年代，美国政府僵化的意识形态，推动它再一次同中国走向对抗。解密档案证明，1964 年前后美国确实制定了入侵中国甚至不惜实施核打击的计划，并进行实战演练。4在此前后，它一面支持台湾当局窜犯东南沿海地区，妄图建立进犯大陆
10、的“游击走廊”；一面又把战火点燃到中国南大门，宣称在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那样的“庇护所”，对中国进行露骨的战争威胁。60 年代的中苏关系也发生极大变化，赫鲁晓夫意欲从军事、外交入手控制中国受挫后，接连施加政治经济压力，加紧针对中国的部署，图谋联美制华、反华。之后的苏联新领导，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沿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导弹发射架瞄准中国，一再武装挑衅，秘密策划启动核按钮。苏联宣扬“有限主权论”，并以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实践这一侵略理论。毛泽东从这些可寻的征兆、可察的端倪、可供思索的大量现象中引出中国面临严峻形势的估计，部署三线建设，及至(1969 年)号召准备打仗，并不使人感到意外。战争的
11、辩证法有时好像有意捉弄人似的，你准备了，敌人有可能不来；你不准备，敌人又有可能来。这两种情况在战争史上都不乏先例。前者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傅作义集团企图偷袭石家庄，当得知中共已有准备，遂无功而返。后者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的闪电战。不能说斯大林对战争毫无警觉，但他疏于准备又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毛泽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准备搬家，吃了大亏，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很被动。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可能同他的战争理念不无联系。他太过相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作用，而这也是希特勒用来麻痹苏联的一种手段。历史上发动战争的一方，总是竭力伪装
12、自己，借以迷惑对方，以便收到一旦进攻时的战果最大化。希特勒巧妙地施展了这一手段。有研究者披露，1940 年 12 月苏军情报局获悉希特勒决定东进苏联，斯大林表示质疑。他要情报部门切实弄清，希特勒是真的在做进攻苏联的准备，抑或不过是虚张声势。军情局研究认为，有两个关键性征兆可供判断，即德军是否着手准备大量羊皮军服，是否以临界点更低的燃油料更换现用的燃油料。原因是冬季在苏联作战，无此准备是不可想象的。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接到德军在靠近苏联一侧集结的情报，随写信给希特勒。希特勒辩称，德军东调是为避开英国对德国中西部的轰炸。军情局后来跟踪了解，德军并无上述准备的迹象。1941 年 6 月 21 日军情局
13、局长据此向苏共中央汇报，德国入侵的准备工作目前尚未开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翌日清晨希特勒就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占了很大便宜。他的如意算盘是，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入冬前 3 个月内征服苏联，自然也就无需做过冬的准备。5这个历史教训至少提供两点警示。其一，如毛泽东所言敌之一方确乎“很不确实”，要像了解自己那样完全了解敌人以为决策根据，是危险的。其二，准备的损失和不准备的损失相比，后者要比前者大得多。毛泽东的理念是：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仗。我们的工作要放在“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基点上。应该说，这是洞穿底里、立于不败之地的箴言。政府
14、经济行为并不总是取决于经济学原则三线建设经济评价的一个尖锐问题，是它的机会成本。按照经济学原则，将资源首先配置在投资回报高的东部地区，有助于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投资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等于损失这部分机会收益，支付较高的机会成本。这并非虚言，何况三线投资占比 40%左右也不能认为是最佳值，宁可说它多少带有无奈的成分。这不是妄断，有如下佐证：毛泽东当年说三线建设他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莫及。不妨设想，如果他早讲几年，未必需要那样高的占比，三线建设也许会安排得从容些，国民经济方方面面也可能会有较好的协调。毕竟是“后悔莫及”，加大投资力度也许是可能的选择，此其一。其二，机会成本说的应用，也还
15、有值得讨论之处。发展经济学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较为发达地区和其他欠发达地区的关系问题。前者往往具有区位优势，经济发展条件较好。后者多为内陆地区，发展条件诸多不利。两相比较，在投资环境上，前者显见比后者优胜。所以，在区域政策选择上，有些发展经济学家从效率优先的目标出发，主张采取非平衡发展战略，将资源首先配置在较为发达地区，待这里发展到一定程度，投资环境将会变得相对不利(成本上升导致投资回报下降)，那时，投资必然回流落后地区，区域发展差异随之逐渐缩小以致消失。然而，事实同这种理论假说非但不一致，相反，区域发展落差甚至越来越大，危及社会安定，影
16、响经济发展。如土耳其、印度、委内瑞拉、加拿大、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历史上都曾出现过由区域不平等引起的冲突，某些国家由于缺乏成功处理这类冲突的能力，险些走向崩溃的边缘。6中国前 30 年区域政策总的取向是，向经济比较落后的中西部适度倾斜，走逐步缩小历史遗留的区域发展差异的路径，而不是相反。“一五”计划被认为是编制比较好、执行也比较好的中长期计划，作为计划核心部分的苏联援建项目，并没有按有人主张的都放在东部沿海，而是较为均衡地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工业布局初步展开，大大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1952 年内地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 39.3%，沿海地区占43.4%；到 1957 年内地上升为 49.7%，沿海地区下降为 41.6%。内地投资比重的提高，一些新建项目建成投产，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有所上升，1952 年占 29.2%，1957 年上升到 32.1%。7中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