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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范恩实 2012-09-18 09:23:08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 4期内容提要：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西岔沟墓地的文化渊源，探讨了乌桓与东胡、乌桓与鲜卑的文化关系，并对以往学界探索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成败得失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关 键 词：西岔沟墓地 乌桓 鲜卑 东北地区 东胡作者简介：范恩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东北边疆史。1956 年 5月间，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辽宁省西丰县执中村西北一里余的小山岗上，发现了一处汉代古墓群，发掘存留下来的墓葬 63座，出土文物13850余件。最初的发掘者认
2、为这是一处属于匈奴文化系统的古墓群。但这一结论不断遭到质疑，批评者又提出乌桓说、夫余说、鲜卑说。诸说各有短长，迄无定论。鉴于相关问题的重要性及以上有利条件，笔者以下尝试对西岔沟墓地族属这一学界难题提出新的解说。一、研究史回顾最早论及西岔沟古墓群族属的孙守道先生判定其为匈奴遗存，主要的证据有两方面：其一是时空线索，“这一墓地的基本时代是相当于武帝到昭帝时期，它的上限在武帝之前，它的下限有可能到宣帝初期”，而“根据史书记载，汉初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秽貊、朝鲜，西丰一地无疑被包括在内。至宣帝本始二年(前 72)遣五将军领兵十万骑出塞，匈奴远遁，自是匈奴遂衰耗，西岔沟墓地的下限及其被弃
3、置，也约当此时。”其二则是遗址所反映的游牧经济面貌。“匈奴说”提出不久，即遭到质疑。曾庸在辽宁西丰西岔沟古墓群为乌桓文化遗迹论一文中全面否定了匈奴说的立论基础。首先“西汉时匈奴的东境是否远及于此实不能不使人发生怀疑从地理位置来说，若把今西丰都划入到匈奴左部，那么和匈奴紧接的不是东胡而只能是濊族了，将东胡置于何地呢?西汉时从武帝开始不断对匈奴施加军事压力，使匈奴人活动地区不得不有所转移。例如元狩四年(前 119)时，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接着是在元封六年(前 105)以后不久，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我们假定匈奴在其强盛的时候曾经达到今辽宁东北，可是到元封六年以后就无论如何不
4、会在这里了。也就是说西岔沟遗物的年代下限应到元封六年为止，然而不可解释的事实是它的年代一直到西汉晚期，从这样来看这个假定是难成立的”。其次，就游牧经济而言，在这一带的游牧民族除了匈奴还有东胡。第三，西岔沟墓地出土文物与中国内蒙古以及蒙古、前苏联两国匈奴遗址或墓中出土的文物有显著差异。曾文在批驳“匈奴说”的同时，替代提出“乌桓说”。其证据也是两个方面：其一，根据汉书记载，公元前 78年“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渡辽将军击之”。应劭曰：“当渡辽水往击之，故以渡辽为官号。”据此判断西汉时期乌桓人疆域“东境应在今辽河以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今辽宁省的北部和东北部”，西丰正处在这一地区。其二，西岔沟墓
5、地的文化内涵，与史料记载的乌桓有相同之处，包括：(1)西岔沟所出铜铁制品相当多，与后汉书乌桓传所载“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相合；(2)西岔沟出土的铁制长剑、木柄长矛具地方特色，与匈奴不同；(3)西岔沟出土的玉石、琉璃饰物相当多，符合后汉书乌桓传乌桓妇女头上“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4)西岔沟出土的陶纺轮较多，与后汉书乌桓传所载妇女“能刺韦作文绣，织缕毡毼”相符合；(5)从整个西岔沟出土文物的特征来看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游牧民族文化，但还兼营农业，而据文献记载，在匈奴、鲜卑、乌桓中，只有乌桓是以游牧为主的同时还兼营一部分农业。由于 20世纪 60年代整个北方地区的考古工作尚在起步
6、阶段，因此上述讨论均缺乏深入的横向比较，虽然提出了结论，但证据还不够充分。到 1984年，又有两篇专论或涉及西岔沟墓地族属的论文发表。一是田耘西岔沟古墓群族属问题浅析。该文将西岔沟墓地与典型匈奴遗存(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伊克昭盟东胜县补洞沟以及苏联外贝加尔和蒙古发现的匈奴墓)、鲜卑遗存(完工、扎赉诺尔、舍根、北票房身村)相比较，发现彼此之间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既否定了“匈奴说”，也否定了“乌桓说”。同时，田文又提出“夫余说”，其证据仍然从时空线索及文化面貌两方面入手：其一，汉书地理志载：“北隙乌桓、夫余”，则汉之辽东、玄菟郡地当恰好插入二者之间，故曰“隙”地，其意辽东郡东北之西岔沟墓地当属
7、夫余。又据三国志东夷传，公孙度称雄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根据考古发现的汉代遗存，西汉时期的鲜卑大体分布在今西拉木伦河以北，辽宁西北部、内蒙古的奈曼旗，吉林的通榆、洮安至黑龙江省的大兴安岭地区；高句丽的分布地域，其西北界大体在辉发河、柳河一线。那么鲜卑、高句丽中间的宽阔地带自然非夫余莫属了。其二，从文化面貌看，西岔沟墓地与西团山文化有一定联系，出土的触角式剑剑柄与桦甸西荒山墓葬基本相同，剑首做柱状穿环的铜柄铁剑，形制与榆树老河深中层出土的相同，铁环首刀亦近似。由于西团山文化、桦甸西荒山墓葬、榆树老河深中层均被学界与夫余文化相联系，特别是榆树老河深中层已基本被确定为
8、东汉时期的夫余墓葬遗存，由此，作者把西岔沟墓地归为夫余遗存。然而田文的论断不能说没有问题，首先“北隙乌桓、夫余”的“隙”是否能释为“插入二者之间”恐有疑问，汉书地理志该句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隙，际也。”汉语大字典释“隙”为连接之意，都说明其与史记货殖列传所云“燕北邻乌桓、夫余”是一个意思。至于田文所引三国志东夷传的相关记载“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恐怕理解为政治意义较比地理位置更为可信，何况此已是东汉末的事了，用东汉末的记载解说西汉的历史，其证据意义也不能不令人怀疑。至于考古学上的误解，已有下述考古学者指出。1984 年发表的另一篇涉及西岔沟墓地族属问题的论文是张锡瑛的试论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
9、的“触角式”剑。文章从所谓“触角式”剑的典型特征“触角式”柄首的出现与传播入手，最后论及西岔沟墓地的族属。该文的结论为“乌桓说”，其中重要的工作是指出：“1978 年在吉林省通榆县兴隆山发现古墓，内出陶壶、鸣镝外，还有金耳饰，发掘者说：出土的金耳饰、陶壶和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的金丝或银丝的穿珠扭环饰和涂朱磨光长颈陶壶一样，其他如铜铃、铜饰件和珠饰等也颇为相近。通榆兴隆山墓的族属发掘者定为鲜卑族是可信的，鲜卑与乌桓都属东胡族，其物质文化相同是当然的事。”然而，由于非文章主旨，相关论证远不够深入。而且，乌桓与鲜卑的物质文化相似到什么程度?通榆兴隆山墓地是否是鲜卑遗存?都还存在着疑问。关于西岔沟墓地与
10、鲜卑、夫余文化的比较，迄今为止最系统、权威的讨论出自林沄先生。在西岔沟型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一文中，林先生指出西岔沟墓地这一类考古文化与后两者均有较大不同。特别是有关西岔沟墓地与榆树老河深的比较：“老河深和西岔沟两地的随葬品的确有很多共同性，但是陶器有很大差别。西岔沟墓地出土的陶器过去只发表了很少几件，其中只有一件高约 10厘米的小陶壶和老河深出土的一种无耳陶壶有点相似，其他如四耳陶罐、注壶、单把杯均为老河深所未见。我在辽宁省博物馆看到的实物中，则有和辽阳汉代墓葬、遗址所出完全相同的罐和豆，这也是老河深墓地完全没有的。还有口沿下饰堆纹并加施切割纹的侈口罐以及袋足鬲，更是老河深所未见
11、。西岔沟墓地简报中还提到该墓地除红褐色和灰黑色的夹砂粗陶外，有一部分是精制的红褐色砂质细陶，而且有篦纹磨光涂朱长颈红陶壶表明西岔沟墓地确实有不少陶器是和平洋墓地、兴隆山墓葬相同或很相近的，其余陶器也和老河深有很大不同。”从以上相关研究看，有关西岔沟墓地的族属问题还没有定论，各种观点均有较大漏洞。因此考古学者编订的秦汉考古类书籍，大多遍采诸说而不下判语。研究匈奴考古文化的马利清尽管提出其为西汉早中期匈奴统治下的鲜卑族墓葬的观点，但同时指明其族属在学术界仍有争议。可见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考古学者尚保持谨慎。但也应看到，今辽宁西丰地区，距离汉长城线不远，在这里存在一支文化发展水平较高而又不为汉
12、所知的部族的可能性很小，而综合文献记载的西汉时期辽东塞外的部族分布情况，在上述“匈奴说”、“乌桓说”、“夫余说”中必有一个是正确的。当然，最早提出的“匈奴说”由于反对的意见站得住脚而已基本为学界所放弃。与考古学界不同，民族史学界由于研究材料稀缺，因此尽管尚未取得一致的结论，但一些研究者已经迫不及待地取其一说而加以利用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称西岔沟墓地“一般认为属于匈奴部族集团，但也有认为应是东胡族的乌桓人”(11)。林斡所著东胡史较比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的进步之一，就是利用西岔沟墓地对乌桓早期文化特征加以描述，然而并未对为什么是乌桓遗存提出解释。(12)此外王锺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也采纳“乌桓说”
13、。(13)而研究夫余的学者大多采纳“夫余说”，例如李殿福汉代夫余文化刍议、(14)田耘两汉夫余文化研究(15)。然而不得不指出，这样的工作是很危险的，因为研究是环环相扣的，前面一环的错误会导致一系列的相关错误。例如将西岔沟墓地归为夫余遗存，显然会对夫余的文化、疆域以及汉与夫余的关系等问题产生新的解说，甚至影响到了高句丽建国史的讨论。(16)由此看来，对西岔沟墓地族属问题的研究，仍亟待深入。二、西岔沟类型出土文物分组研究要想把一处考古遗存与历史族群相对应，明确其文化面貌是必不可少的。西岔沟墓地尚未发表全部的发掘资料，仅据孙守道“匈奴西岔沟文化”古墓群的发现一文以及林沄等人研究文章的介绍，可以看出
14、西岔沟墓地的文化面貌是比较复杂的。此外，与西岔沟墓地文化面貌相同的考古遗存还有东辽县石驿乡长兴墓地、彩岚墓地。(17)其中上引林沄先生西岔沟型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一文对彩岚墓地的文化面貌进行过专门分析。综合上述报告和研究，可以将西岔沟墓地这一类考古遗存(本文以下暂命名为“西岔沟类型”)的出土文物分作 5组：其一是汉文化的，包括铁工具(斧、锛、钁、锄、刀、锥等)、陶器(灰色弦纹陶壶和绳纹陶罐、灰陶豆)、兵器(铁剑、环首铁刀、铁矛等)、马具、铜镜、服饰、货币、铁釜、铜壶等。其二是北方草原文化的，最主要的是铜饰板，西岔沟墓地共出土 20余面，花纹有双牛、双马、双羊、双驼、犬马、犬鹿、鹰虎
15、等。类似的铜饰板在彩岚墓地也有出土。此外还有铜泡、铜铃、铁镞、串珠、贝饰等。其中有一部分与目前认定的鲜卑遗存完工、札赉诺尔遗址出土文物相类似。其三是与北部平洋墓葬、通榆兴隆山墓葬相似的文化因素，如精制的红褐色砂质细陶、金丝或银丝的穿珠扭环饰、涂朱磨光长颈陶壶等。此外还包括铜铃、铜饰件和珠饰等。其四是与东北腹地有关的文化因素，主要是两类长剑触角式剑和长杆穿环铜柄铁剑。关于这两类剑的谱系渊源，前人已多有论及，如张锡瑛试论我国北方和东北地区的“触角式”剑、林沄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18)朱永刚吉林省及相邻地区出土铜剑的聚类分析兼论东北系铜剑的区系与流变(19)等。目前所发现的触角式剑包括吉林蛟河洋犁
16、地、吉林永吉乌拉街、长白飞机岭、桦甸西荒山、东辽石驿、柳河大泉眼、西丰西岔沟等地。根据朱文，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触角式铜剑，是蛟河洋犁地出土的 1件，年代下限约不晚于战国早期。现在的问题是，蛟河洋犁地发现的触角式剑是对头双乌型，而其他的所有触角式剑都是双鸟回首呈双环型，彼此间还有较明显的差距。张锡瑛文认为，触角式剑柄首上的动物，双鸟回首的双环在风格上与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一类柄首是一脉相承的。宫本一夫则明确把这种影响提早到蛟河洋犁地所出之对头双乌型，“型(蛟河洋犁地笔者)触角式剑的谱系，正如一般学界所公认的那样，应该来自分布于长城地带的笔者文中的 D式北方式铜剑在以当地铜剑为样本制造剑身的同时，又采纳了 D式铜剑的身柄分铸法和剑把纹饰”(20)。现在看来，这种触角式剑柄首的铸造方式渊源于北方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