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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湖湘文化的源流及其孕育的近代湖南人精神摘 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地域文化五彩缤纷。湖湘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脉。而湖湘文化的历史传承和长期积淀，是湖南人才成长的内在和根本原因。湖湘文化以其深厚的底蕴,造就了近代湖南人才辈出的空前盛况。.近代湖南人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表现，体现了一种广为国人传颂的近代湖南人的精神，即：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经世致用的求是精神，坚忍不拔的执着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关键词：湖湘文化 源流 湖南人精神一、湖湘文化的源流湖湘文化的“湖”是指洞庭湖， “湘”是指湘江。湖湘文化主要是指以今湖南为主体
2、的近代区域文化。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 ”所谓“洪杨之难” ，是指洪秀全，杨秀清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在与太平军交战中一战成名，由此确立了湖湘文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从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举凡一切军国大事，几乎都少不了湖南人的身影。 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发达，有两大源头；其一是传统楚文化的孕育，这是间接源头；其二是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这是直接源头。（一）间接源头传统楚文化的孕育 湖南曾是楚文化重要腹地，屈原南游沅湘，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诗篇，尤其是相传作于湖南的天问 ，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质问。这种精神后来深深扎根于湖湘文化的土壤
3、之中，可以说，楚文化的因子已逐渐融汇到湖湘文化的小传统之中，成为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湖南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保证了这些楚文化因子不致流失，当近代西方文明冲击湖湘大地时，楚文化因子历久弥珍，喷然而出，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二）直接源头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是宋代理学阵营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创始人胡宏，字仁仲，号五峰，福建崇安人，后迁居湖南衡山，隐居衡山 20 余年，终老于此。张木式，字敬夫，号南轩，今四川绵州人，8 岁随父亲张浚到长沙定居，后拜胡宏为师，成为胡宏的得意弟子，其学术思想较之乃师更胜一筹。张木式的名声之大，还引起了另一位大学者朱熹的注意，由此导致了学术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
4、 。当时(1167 年)朱熹 37 岁，张木式 34 岁，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 2前列。这二位青年才俊，在岳麓书院幽静的环境里，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的人和人性的秘密，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他们的学术讨论是公正无私的，研究探讨的结果是：两人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 “朱张会讲”以及朱熹在岳麓书院的讲学，几乎成为湖湘文化的精神象征。 二、湖湘文化的个性特征纵览湖湘文化古今发展变化的脉络及其丰富内容，通过对其层垒积淀的透视，可以发现它大体上具有如下三大特征：（一）湖湘文化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从宋代湖湘学派创立时起便已形成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湖南士人中
5、代代相传，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故此也就造成了湖湘文化中政治意识极为强烈的现象。特别是到了近代，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可以说，近代湖湘文化各个层垒上的代表人物，无论是进步的还是守旧的，都说得上是相应阶段上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在理论上、实践上实行的都是“学与政兼” ，甚至完全使学从属于政。戊戌时期，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都立志要作务实笃行、经国济世的政治干才。第一批招取的 40 名学生中，在短短的 10 余年里，有大半死于国事，于中国政治有重大影响的就有蔡锷、范源濂等 10 余人。（二）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的是屈原，继为贾谊。此二人虽不
6、是湖湘本土人士，但他们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动人事迹，以及遭谗被逐的共同遭遇，却深深地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湖湘人民。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湖湘学者运用儒家的“华夷之辩”理论，坚持抗金、抗元主张，反对妥协投降。二是许多湖湘士人还直接投身到抗金、抗元的第一线。到明末清初，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王夫之身上。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早年举兵抗清，后兵败返乡，遁迹乡里，陋居山洞，誓不降清。进入近代，随着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更加发扬光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近代湖南士人几乎都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当
7、作自己的神圣职责与使命。其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焕发出了一种百折不挠和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再次，近代湖南士人为了最终达到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目的，注重把抵制外国侵略与学习西方有机结合起来。湖南人不仅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也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教制度。在这一方面，郭嵩焘与曾纪泽是先行者。湖南新政运动中所取得的各项成果，可以看作是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早尝试。 3在学习和宣传以及实施西方民主共和制度时，湖南人中不仅出现了杨毓麟、陈天华、章士钊等一大批文字宣传家；而且也出现了为民主共和的实现而浴血奋战的实干家，如黄兴、宋教仁等。袁世凯复辟帝制，奋起捍卫共和成果、护国讨袁的是
8、湖南人蔡锷。当民主共和被后来的军阀政客偷梁换柱，仅仅变成一块空招牌时，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湖南志士又乘时而起，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转而以俄为师，把反帝爱国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发展到了崭新阶段。（三）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奋斗与创新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就在于它具有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这种文化交融主要体现如下四个方面：其一是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其二是与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这里讲的不同地域，既包括湖南内部的不同地区，也包括湖南以外的国内其他地区。其三是与不同学
9、派之间的交融。杨昌济曾坦言：“余本自宋学入门，而亦认汉学家考据之功；余本自程朱入门，而亦认陆王卓绝之识。 ”他甚至以子思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号召，希望“承学之士各抒心得，以破思想界之沉寂，期于万派争流，终归大海。 ”杨氏的这种认识和主张，充分表现了湖南文化的开放精神。其四是与外国文化之间的交融。明末清初，大批耶稣会士来华，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传授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到了近代，曾国藩首倡清政府派遣出洋留学生。戊戌期间谭嗣同等人摆脱传统束缚而大力提倡西学，甚至樊锥、易鼐等人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黄兴、宋教仁等人探索民主革命的救国道路，易白沙、杨昌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对于湖南新
10、文化运动方向的探索，以及毛泽东等人后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尝试等等，都蕴含着博采众家、广为交融的开放精神和独立奋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三、湖湘文化孕育的近代湖南人的精神“湖南人精神”是一个没有明确定义过的名词，它拥有得更多的是一种时代的精神，代表的是湖南人民在近代救亡图存，爱国奋斗的精神，所以本文拟研究的湖南人的精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近代”湖南人的精神。近代湖南人的精神只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湖南人的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一种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近代湖南人的精神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一般性，又表现出了湖湘地域人民和地域文化承载的特殊性。 4（一）忧国
11、忧民的爱国精神爱国是湖湘文化的悠久传统，尤其是近代，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民族矛盾的上升与激化，中外冲突与民族战争的频繁发生，爱国主义更是大为发扬。 “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故感觉外患最敏” ，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并非湖南人特有，而是在近代较之其它省区，湖南人救亡图存的反帝爱国思想表现得更为突出。甲午战争后，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谭嗣同满怀信心地写道:“万物昭苏天地睹，要凭南岳一声雷。 ”唐才一常引用外国舆论说“振支那者唯湖南” 。南学会的成立即出于“保湖南以保中国”之意。 时务学堂公启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 ”杨度的湖南少年歌称:“中国如今是希腊，
12、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湖南少年歌所表现的爱国精神和祟高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可以说己成为近代湖南志士的群体意识和普遍心态。1918 年杨昌济在论“湖南人在中国之地位”时就曾自豪地写道:“德国之普鲁士实为中枢，日本之鹿儿岛多生俊杰，中国有湘，略与之同。 ”“湘省士风，云兴雷奋，感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 ”青年向警予也深情地表达了这种忧国之患、爱国之情和救国的自信:“抑吾尤有感焉者，风景不殊，山河犹昔，
13、叹桃源之幽遂，渔父余韵，久沁心脾，异日者又恶知夫湖南这果不为中国之普鲁士也。 ”这是向警予 20 岁在周南女师读书时在一篇作文中表达的思想，足见近代湖南爱国责任感之“流风余韵”确己“久沁心脾。（二）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陈独秀的迎湖南人底精神写道:“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或长或短，不算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不是真生命。大问题是什么?真生命是什么?真生命是以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底问题。社会上有没有这种长命的个人，也是社会的大问题。Oliver Shreiner 夫人的小说有几句话:你见过野牛，他们怎么过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
14、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 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永远纪念底价值。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己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字申。 ” 5这是一种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近代湖南志士以身殉国的事屡见迭出，十分引人注目。为了收复被俄侵占的边防重镇伊梨，69 岁的左宗棠“舆栋出征”早已传为佳话。谭嗣同舍身变法，变法不成则杀身以殉所信，其为救国强国而英勇献身的精神可惊天地而泣鬼神。20 世纪初的十余年
15、间，蹈海投江以身殉国的湖南人就有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易白沙。仅以陈天华为例，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青年革命宣传家，他的著作中最激情洋溢，悲壮感人的正是坚决而彻底的反帝爱国思想，他以血泪斑斑的文字揭露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惨祸，号召人民勇于斗争，奋起反抗，坚信“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 ，“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之理” 。正是基于反帝爱国思想，陈天华认为清政府丧权辱国，已成为“洋人的守土长官” ，所以要拒洋人、要爱国， “只有讲革命独立” 。与当时一些革命党人从种族观念出发倡言排满革命不同，陈天华是从反帝爱国出发引出要反清革命的结论。正是具有极其强烈的爱国思想，陈天华既由爱国而革命
16、，又由爱国而自杀。望以死使留学诸君有所警动， “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王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 。很清楚，陈天华之蹈海为的是警醒同胞力除“放纵卑劣”之迹，以实际行动回答日本报章的蔑视。他是为真诚救国而献身的，蹈海自杀虽然不足为取，但他的挚烈的勇于奉献和牺牲的精神却可与日月同辉。（三）经世致用的求是精神自王夫之以来，湖南人经世致用的求是精神代代相传，到清道光时期，形成了以陶澎、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湘系经世派。他们批评“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都是“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 ”力提倡“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强调“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的学风。左宗棠“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潜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 。他亲自撰写了农学、地图等实用之书。在具体工作中，他还提出了“以求实效” “实事求是”的原则。曾国藩发展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说:“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采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