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摘要】 吴又可的戾气学说虽然深刻地揭示了戾气致病的总的规律和特点，区分了戾气致病与六淫致病的不同特点，对临床上全面认识疫病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但其完全割裂了戾气与六淫的联系，使之无法与中医理论体系内的药性、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贯通，难以融入中医理论体系有鉴于此，笔者根据《内经》的疫病理论，结合历代医家治疫实践，分析了吴又可的戾气学说的利弊，提出了六淫为六气之太过，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以期使戾气学说融入中医理论体系 【关键词】 戾气； 六淫； 六气； 审因论治自吴又可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之后，备受推崇，被誉为“温病病因的伟大创见” ［1］ “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 ［2］ “诚瘟疫门中字字金针，无可訾议”(《 温疫论类编· 自序》)于是在中医疫病学说中就形成了一种理论与临床相悖的情况，即在理论上认为戾气是六淫之外的一种特殊邪气，在临床上却按照“六淫学说”进行审因论治即使在现代微生物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医在临床上治疗疫病仍离不开“六淫学说” ，如张立山等［3］认为 SARS 的病机特点为热毒犯肺，酿生湿毒笔者认为这种理论与临床脱节的现象不利于中医疫病学2说的发展，因此提出戾气为六淫之极的观点，以就正于同道。
1 《内经》的五疫属六气变化范畴《素问· 刺法论》提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这里的五疫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疫病，这些疫病的病因到底是非风、非寒、非暑、非湿的戾气，还是由六气变化所致？从《内经》的本意来看，应该是由六气变化所致，在《素问· 刺法论 》 中将疫病的产生原因归结为五运六气之司天在泉的异动所致， “假令甲子刚柔失守，刚未正，柔孤而有亏，时序不令，即音律非从，如此三年，变大疫也 ”也就是说甲子司天之年刚柔失守，司天未能迁正，在泉便孤立而空虚，四时次序不按节令的寒温，气候像音律一样不能相应，三年左右就可能发生大疫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也认为疫病的产生与运气变化相关， “太阳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先天，……初之气，地气迁，气乃大温，草乃早荣，民乃厉” ，“阳明司天之政，气化运行后天，…… 二之气，阳乃布，民乃舒，物乃生荣，厉大至，民善暴死” 以上说明《内经》认为导致五疫发生的病因是五运六气运气变化，而运气变化的核心内容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因此，可以说《内经》对五疫病因认识属六气变化范畴2 古今治疫，均按“六淫学说”进行审因论治3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说其宗族死于伤寒的有十分之七，可见当时伤寒是指疫病。
《伤寒论》一书是对东汉末年频发流行的寒性疫病的病程规律及其常见证候的临床记录和理论升华，其论治不离风、寒、暑、湿，其用药不离寒、热、温、凉；吴又可的《温疫论》虽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也曾设想不需辨证求因的特效治疗， “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 但其未能发现真正意义上的治疗疠气的特效药物， “至于受无形杂气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 因此其对疫病治疗初期用化湿清热的达原饮，中期用辛寒清热的白虎汤等，仍然离不开六淫病因治疗的体系清代余师愚著《疫疹一得》 ，详论疫疹，对疫病的辨证论治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医疫病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余氏论治疫病仍未离开六淫病因治疗的体系，认为疫证的发生应责之于火毒如《疫疹一得》中说：“瘟既日毒，其为火也明矣，且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日君日相，内阴外阳，主乎动者也，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胜火则涸，故《易》曰：‘燥万物者，莫蠼乎火’ ，古人所谓元气之贼也以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也” 其对疫病治疗主要用清热解毒的清瘟败毒饮和清心凉膈散为主方；清代疫病大师杨栗山在理论上继承了吴又可的学说， “杂气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燥、非火，天地间另为一种，偶荒早涝、疵疠烟瘴之毒气也” ，在临床上将戾气改头换面，复归于六4淫病因之中，认为疫病“得于天地之杂气，怫热在里，由内而达于外，故不恶寒而作渴，此内之郁热为重，外感为轻，兼有无外感而内之郁热自发者，又多发在春夏，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证自解矣” ；近代中医治疗疫病莫不以“六淫学说”进行审因论治，如商让成等［4］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梅琰等［5］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张立山等［ 3］治疗 SARS 等。
可见，在临床上，辨别疫病病因的六淫性质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历代医家对疫病病因性质的认识，主要是根据疫病发病后的临床表现，再根据六淫性质进行分析而得来的3 吴又可戾气学说的缺陷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以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可以说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共同建构了中医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促进了中医理论体系的迅速发展，今天的中医学仍然离不开这两个学说精气、阴阳五行等概念不是从实体上来认识事物，而是从功能的角度来把握对象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六淫病因学说也不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物质，而是根据人体患病后的反应，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总结出的的六类证候中医对病因的认识主要是通过“辨证求因” ，是以“证”为中心推理出来的，钱天来将中医病因学说立论基础和认识方法精辟归纳为“受本难知，发则可辨，5因发知受” 可以说六淫病因学说的意义不仅在于探知致病原因，重要的是说明其病理演变的规律，对辨证论治有着无可取代的指导价值而吴氏的戾气学说试图寻找导致疾病的各种不同物质实体，吴氏通过对众多温疫的发病规律和临床特点观察分析，提出了一整套关于疫病的论述，客观地预测到了致病物质的存在，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急性传染病的发病原因及传染流行的本质，虽未明确疠气就是病原微生物，却与现代的病原微生物思想惊人的相似。
由于疠气学说是通过对温疫传染流行的实践调查而推测出来的，而不是根据证候表现探求的，因此也就无法用中医理论体系内的知识明确其病因性质，与以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辨证求因的病因体系存在着认识论的差异，不符合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中医学观点，加之疠气属性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使之无法与中医理论体系内的药性、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贯通，缺少与临床沟通的中间环节，疫病治疗无法以戾气为依据，不能指导临床治疗，所以未能融入中医理论体系4 戾气与六淫的区别与联系中医对疫病的治疗未脱离“六淫学说” ，在临床上戾气所致的疫病也表现出寒、暑、燥、湿等六淫特性，那么，是否能把戾气和六淫从理论上合二为一呢？答案是否定的其一，戾气有着不同于一般六淫邪气的流行性和强烈的传染性，诚如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 疫疠病 》 中所言：“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6至灭门，延及外人” ；其二，起病急剧，病情险恶，传变快，致死率高，与一般六淫邪气致病大不相同，吴又可所描述的“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此证不服药，或投缓剂，羁迟二三日，必死设不死，服药亦无及矣。
尝见温疫二三日即毙者，乃其类也” ，就是对致病的这一特点的真实写照除此两点，戾气致病还有一些与六淫致病不同的特点，吴又可《温疫论》论述较为详细，兹不赘述吴氏的戾气学说虽不能用其直接指导临床治疗，但其深刻的揭示了戾气致病的总的规律和特点，区分了戾气致病与六淫致病的不同特点，对临床上全面认识疫病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难得的科学预见，为中医的病因学说注入了新鲜活力，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唯其“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之说，完全割裂了戾气与六淫的联系，有矫枉过正之弊，古今治疗疫病的临床实践证明，疫病虽与六淫所致的一般疾病不同，但其在临床上常表现出风、寒、暑、湿等六气变化的特性，这些六气特性说明戾气与六淫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从六气推究，因六淫属六气变化所致，可以说六淫为六气之太过与不及，从哲学的观点来看，事物的变化有量变和质变，变化到了极端就会产生新的物质，这种新物质不会完全割裂与旧物质的联系，必然带有一些旧物质的特性，六淫与戾气的关系正是如此，六淫为六气之太过与不及，当属量变的范畴，当这种变化到了极端就产生了新的物质—戾气，戾气虽与六气、六淫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仍具有一些六气、六淫的临7床特性，概括起来就是六淫为六气之太过，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
5 明确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的意义明确戾气为六气变化之极在理论和临床上均有较为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看，在中医理论未能突破精气学说及阴阳五行学说形成新的医学体系之前，明确戾气与六气的关系，理论上可根据其寒热等属性确定其病因属性，能使戾气学说与现有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药性、病机、证候、治法、方药等理论贯通，使其融入中医理论体系从临床上来说，明确戾气与六气的关系，一方面可根据戾气与六淫的联系，结合疫病的临床表现，确定疫病病因的寒热等属性，为疫病审因论治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可根据戾气与六淫的区别，进一步探讨疫病与普通六淫所致疾病的不同特点，为从临床上更加准确的把握疫病的特性打下基础参考文献】［1］甄志亚．中国医学史［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113.［2］李 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53.8［3］张立山，武维屏，侯一军，等.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30 例临床观察［J］.中医杂志， 2004，45 （9）：675.［4］商让成，王宝民，张世伟. 辨证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60 例［J ］ . 陕西中医，2002，23（9）： 771.［5］梅 琰，瞿万琼. 泻下通瘀汤治疗流行性出血热少尿期63 例［J ］ . 时珍国医国药，2001，12（8）：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