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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科举考试及其考后分流张爽 何娅 王金鹏 童鹏飞（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民族学院，重庆 400715）摘要：本文以明代生员科考历程及其考后分流为载体，以当时的生员为研究对象，从中分析出科考试失败后生员们对于以后人生路途的各种选择，以及这些生员在分流后对所处群体产生的影响。进而与今天大学生毕业后所面临的种种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问题相结合，希望以史为鉴，给这些社会现实问题提供相应的参考思路。关键词：明代生员；科举；分流；大学生中国科举制度自隋朝开始止于清末，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制度。随着世卿世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的没落，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于隋
2、朝登上历史舞台，经历唐代的勃兴，宋代的改革，至于明代发展到顶峰。经过历史长河的发展和沉淀，形成了重视读书、重视考试、读书做官的“科举情结” 。基于明代人口大幅的增长，读书应试群体也相应剧增。而科举考试的最终效益“名利”却没有相应增长，从而导致考试竞争激烈，考后分流严重，对社会影响深远。为了稳固政权，笼络人心，发展社会，统治者最大程度地完备了科举制度。然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物极必反”的原理，使其科举制度周延圆润的同时，弊病也暴露出来。一、明代科举考试概况。1、取士途径。一般而言，选拔人才不外乎两种办法，考察推荐和考试选拔。两者孰优孰劣，实践做出了答复。朱元璋建立政权伊始，沿袭宋制，开科取士
3、。但数年后，他发现， “所取多后生少年，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寡 1P1696”。于是，在洪武六年（1373）二月遂诏令罢废科举，实行荐举。但由于荐举没有客观标准，被荐举者名不符实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并未达到选拔人才的预期效果，遂弃之。并于洪武十五年重新开科举，两年后颁行科举之式并“以为永制 1P1696”。此后，科举制度除少数方面有变动外，基本上是五百多年一成不变。虽然明史选举志载， “学校” 、 “科目” 、 “荐举” 、 “铨选”均为选官途径，但“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 1P1675”，因此，有明一代，实际上是科举独尊。2、取士程序。明代科举考试建立了严格的考试程序体现其相对公平性。根据
4、史料和传统观点认为，该体系自下而上由乡试、会试、殿试所构成。但实质上，在乡试之前还有一次资格考试，有的学者称为“科考” ，也有的称为“童试” ，它关系着试者能否取得正式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其中式者称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乡试，也称为“秋试” 、 “秋闱” ，是明代严格意义上的科举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三年一开科，考试地点在各省的省会城市。通过乡试者，称为举人，也称乙榜出身，有资格参加下一级的考试。同时也可以任知县、教职等，有官可做，跻身权力阶层。落第者仍称生员，要么继续再考，要么另谋生路。会试，也称为“春闱” ，一般是在乡试之后的第二年二月举行，地点设在京师，由礼部主持，其中式者称为“贡士”
5、 ，同时可参加下一级殿试。殿试，也称廷试，即由皇帝在殿廷之上亲自策问考生，不行黜落，只进行名次等级的排列。一甲三人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至此，科举完成了最终的选拔使命。3、考试内容和文体。郑若玲认为：“考试内容的选定，也是对文化的一种选择。 2P61”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逐渐占据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故以儒家文化经典四书五经作为考试内容。但其立论必以朱熹学说为依据，缩小了考试范围，僵化了考试形式，致使随着时间的推移，禁锢了应试者的思想文化，削弱了其创新能力，抑制了其可持续生命力。科举发展至明成化年间创造了新的考试文体八股。开
6、始先揭示题旨，为“破题” 。接着承上文而加以阐发，叫“承题” 。然后开始议论，称“起讲” 。再后为“入手” ，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起股” 、 “中股” 、 “后股”和“束股”四个段落，而每个段落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其所论内容，都要根据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代圣人立说” ，不许作者自由发挥。八股文僵化呆板的形式、不变的考试内容，使科举走入“偏难险怪”的死胡同，以致士子在文字游戏中耗尽智慧，故一直以来为人所诟病。但近年来，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刘海峰先生认为，八股文有“牢笼英才、驱策志士，规范竞争、引导备考，严定程序、防止舞弊，客观衡文、快速评卷，训练思维、测验智力
7、，训练协作、锻炼字句 3P33”等六项功用。总之，一方面，八股文体现的公平理念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八股文短利长弊，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积弊终会掩盖其长处，彻底爆发。4、考试制度的特色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代已完备成熟，进一步显示了考试制度的特色。 （1） “科举必由学校 1P1675”。“科举必由学校”实现了科举与官办学校教育的紧密有机结合。虽然科举与学校结合的趋向早在科举制确立和发展之初就已出现，但是各朝各代往往厚此薄彼，只是到了明代才紧密的结合起来。教学内容完全以科举考试内容为中心，考生也以学校生员为主体，这就为统一考试内容、文体形式和考生的知识素养提供了前提，有利于考试公平，也有利于朝廷对社
8、会思想的控制。但是这种结合使士子知识结构和职业选择单一化，视科举为唯一，从而加剧考试的竞争激烈程度，使之产生更为严重的考后分流群体。（2） “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1P1702”弘治四年（1491） ，礼科给事中王纶所言：我朝科举之法最为尽善， “取之有序，进之有等 4P934”，这就反映了明代科举功名等级与任官等级完全相对应的特点，体现了铨选中的公平原则，同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最重要的是，钱穆认为，这项考试制度里有了培养人才的机构，科举本身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但是明代的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可以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许多政治知识，静待政府之大用，
9、 5P116具有观政进士的特点。明代科举制度因这些特色而达到非常成熟的状态，但同时由于竞争激烈，造成了大量的科举落地生员，其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便极为突出，下面就这一问题作简要浅析。二、明代科举考试考后分流中举即可为官，而生员入仕则需通过出贡、纳贡、荐举等途径。但是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中曾说，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地方官的选用上是以“未曾出仕的举人为重点 6P150”，可知也有中举而未做官的，不过这毕竟是少数。读书人深知“十年寒窗无人问，金榜题名天下知”的艰辛与残酷，就如黄仁宇先生所言：“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誉，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然这条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
10、力就能够达到目标。 7P244”然而在科举这条独木桥上，千军万马的士人唯有少数成功。钱茂伟先生在其国家、科举与社会一书中得出了“明代乡试录取率在 4%左右，会试录取率在 10%左右 8P123”的肯定性结论。因此，更多的士人，尤其是乡试落第者则需要面临现实的生存发展问题。下文就这一问题作浅要的分析。1、处馆成为私塾教师。士人以读书为本，以出仕为目标，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固然是其理想状态。然而，科举竞争的残酷则又迫使大部分人无法达到这一目标，再加上生计所迫，则教书育人便成为他们发挥特长和养家糊口的较好选择。与此相应的，明中叶以后，先前完备的官学体系，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之前仅作为补充的
11、“乡学” 、 “义学”等开始突显其作用。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倡导和民众对于功名的向往，地方私塾逐渐兴盛。明代乡学或义学的数量有很多，地方官、乡绅和生员自己都有创办，这就为生员们提供了为数客观的“就业岗位” 。这种生员处馆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沈如松，武康人。以易补博士弟子员，称高材生。 “然家故贫，罂粟数绝，不能衣食父与母。稍稍以易授州里子弟，或馈之金，辄函封以献其父。客游东吴，半以易授诸生，借诸生所遗以膳母。 9 P592-593”又如生员计先， “为人颇刚直明敏，往年馆乡人韩湘家 10 P6b”。生员处馆不仅日渐成风，更有一些生员因为成绩突出，名气日增，以致被很多名门大户延至其家，聘为西席，或
12、礼致外地授课。莆田陈太和，就是因为处馆名气大，后南安黄天保礼致于九日山，设帐授徒。 “凡与诸生讲仪，文字间往往必求古人精意所在，不至浅浅然突然涉其流而已。用是诸生咸有所启发劝勉，勃勃乎其有生意焉。 11P682”处馆成为塾师，不仅保存了“斯文”形象，也能够养家糊口，是生员们选择最多的一条出路。2、弃儒经商，货通天下。士商关系事实上在明代已经产生了广泛的互动性，商儒之间互相转换已有相当的频繁度。明代经济发达，尤其是中期以后，城市的日趋繁荣和市场的长期发展使得士人对于商人的态度也在逐步转变。正如李梦阳明故王文显墓志铭所云：“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
13、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轻，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 12P332”这种舆论思想的传播映衬在城市和经济繁荣发展的背景下，也使得人们对于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四民划分逐步模糊和摒弃。除了一部分生员是商人家庭出身外，也有很多在仕进无门的情况下，行陶朱公之义来谋取生活所必须的物质基础，甚至富甲一方。如濮阳人刘滋，本是生员，后因家贫，只好卖掉仅有的不足二十亩的田地，“逐十一之利，十余年至数万金 13 P69-70”。又如钱塘徐国宁，原为弟子员， “后累事为商 14P228”。传统中国社会中，士商通常并不相通，而这在明代却屡见不鲜，这种现象为众多的求仕无门的生员
14、提供了广阔的思路，也成为明代社会发展的新动向。3、入幕为宾。“幕府”一词起自战国时期，原指将帅在外的营帐。明代的幕府则始于元末群雄混战，将帅自置幕府，便与用人。明统一全国后，这一习惯被基本保留了下来。幕主官僚因为事务繁杂且又多懒惰成性，故需要有人帮助自己处理一些事情或提供一些意见。而生员本以学问出身，很多人通达实物，或许面对刻板的考试稍欠火候，但精于实践应用，这正与幕主的需要相得益彰。因而亦有为数不少的生员选择了这一条出路，并且出了不少名人，干出了不少成绩。例如徐渭，自称“间尝一配笔操铅，以奉侍幕下 15P319”，入幕胡宗宪帐下。还有何心隐，少补博士弟子员，也被胡宗宪“礼聘之，赞谋帷幄，以平
15、倭寇 16P120-121”。通常生员入幕会做一些处理典章文牍，帮助办理政务，提供参谋意见之类的工作，幕主相应的付给脩金以供其生活。可见生员入幕不仅可以养家糊口，也是一条发挥才能而窃为官僚的路子。4、成为民间讼师。明代的讼师极具痞性，是一种专门的职业，需要有专业的技能，以起讼灭讼、帮人打官司获利谋生。而在当时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又被称为“讼棍” 、 “讼鬼” 、 “杠棍” 。这种种称谓更说明了这些讼师的无赖性 17P334-335。生员往往轻讼于官，明太祖朱元璋在学禁十二条中明确规定， “生员事非干己之大者，毋轻讼于官 18P452”。朝廷对于生员往往施之以礼，不会轻加凌辱，生员初也多以礼为尊，自
16、爱以彰其体面。但这一规范在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世俗性和利益诱惑的强烈冲击下，至明中叶后几乎已体无完肤。生员们多以其间之利而不顾体面，四处撺掇，上下翻飞，荡尽斯文。而地方官之声誉又往往赖于生员们的舆论，多委曲求全，所以两者相合，遂成此陋习，以致被视为“学蠹19P21”。如明末“刘洪畴、李明侯、施眉轩、王锦侯、龚幼墨”五位生员号称“五尖嘴” ，平日里多聚在申明亭， “批手本，作保证，兜揽官司，代写词状 20P20b-21b”。这虽可使生员发挥其长，获取利益，但终究是一条不太光彩的出路。5、弃儒从医。医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需要有深厚的知识功底和实践经验方可从之。生员作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四书五经之外，也多涉猎其他知识，其中就包括医学。再加上儒学本身也带有去疾养生的道理，因此生员从医无疑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在科举路子日渐狭窄的情况下，改行当医生，悬壶济世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通常说来生员从医有两种情况，一是考试不通，别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