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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Income Doubling Program)日本 19611970 年间的经济发展计划。该计划由池田勇人内阁制定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 。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其具体目的是 10 年后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 1 倍以上。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7.8，人均国民收入
2、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6.9。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1.6和 11.5，超过计划规定的目标；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 1 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 1960 年的 395 美元，增加到 1970 年的 1592美元；10 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 83 。1970 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通货膨胀 、两极分化、大都市人口过密化和农村人口过疏化等问题愈益严重。简 介 ：在国家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能够使民众有更强购买力？如果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 GDP
3、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工人和农民收入倍增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1960 年，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这个人口数字达到美国一半的国家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1967 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 年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 2 大经济强国。为此本期话题讨论日本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的一些经验教训带给我们的一些启示。资料来源：日银日本经济为中心的国际比较统计制图/赵斌注：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 20 万-
4、25 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 2-3 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 60 年代后半期为 6 万日元左右，70 年代前半期为 13万日元左右。这 10 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 10 万日元左右） ，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 70 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月工资在 20 万-25 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 100 万日元。为什么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20 世纪 50 年代可以被认为是日本 60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资源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
5、加快了发展的脚步。1953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并未就此稳定。1960 年，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条约签署了补充修订协议，引发了东京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此外，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在南九州岛 Miike 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在当时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57 年 12 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 49 万人，1958 年 3 月增加到 92 万人。这时任首相的池田勇人决定将国内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发展。1960 年年底，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了为期 10 年的“国民收
6、入倍增计划” 。池田勇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快就可以稳定在年均增长 7%左右。在此基础上，日本应当在 1970 年把国民生产总值从 398 亿美元增加到 720 亿美元。不过，在当时的贸易支付差额和产能限制的情况下，许多人，包括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对日本政府设定 7%的经济增长目标表示反对，认为这可能会加重通货膨胀的压力。普通的日本人一开始也并不相信这一计划。他们认为，虽然从表面上看，人们的收入翻一番是有可能的，但是通货膨胀会抵消名义上的收入增长。令日本民众惊讶的是，这一计划超过了预期，在短短 7 年内就使日本人的收入翻了一倍，比制定该计划时预计的时间缩短了3 年。在短短 10 年中，普通
7、人的收入真的翻了超过一番，从 1960 年到 1973 年，日本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甚至增加了 2 倍。失业率也保持在 1.1%-1.3%的低水平。日本经济学者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的这种高速增长时期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列岛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似的。如何解决国民收入分化问题？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 ，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这一计划规定：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6.9。从具体措施方面来看，解决收入分化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
8、要目标之一，为此，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资制” ，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希望以此消除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此外，政府还增加了公共投资，制定了从 1961 年开始的公路建设五年计划、国有铁路的柴油机化和复线化，60 年代初日本政府公共开支平均每年增加 25%左右；在减税方面，计划从 1961 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 1000 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的债券市场。另一方面，池田内阁 1961 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 。1963 年政府又制定了中小企业
9、基本法 ，通过各种措施推动中小企业的设备现代化和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了国民财富增加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首先让我们看看“国富” ，1955 年日本国民财富总额为 20.2970 万亿日元，1970 年增加到 160.5450 万亿日元，增长了约 8 倍。而国民生活和社会文化各项指标即“民强”如各种家庭耐用消费品彩电、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微波炉、热水器、立体声音响等等普及率甚至达到 90%以上。日本人均报纸消费量比美国还要高。日本人成为了亚洲人中衣食住行水平最高的。教育的普及率提高也非常迅速，高中升学率 1960 年到 1975 年从 57.7%上升为 91.1
10、%，大学升学率也从 10.3%上升为 34.2%，日本摇身一变成为高学历社会。日本如何推动居民储蓄转化投资？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关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成功的原因，Nakamura 在他的 战后日本经济中指出，上世纪 60 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出口，而是投资。从 1952 年到 1970 年，日本私人投资的数字增长超过 10 倍。一方面，这得益于日本货币和财政当局五六十年代实行的合理政策，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为高投资率提供了足够的资金。1974 年，日本人均可支
11、配收入当年增长的幅度高达 24%.尽管如此，高储蓄并不等于高投资，因此，日本政府还实行了控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以促使国内的高额储蓄能够转化为高额投资。同时，由于平衡的预算，政府开支也没有影响私人投资。可以说，直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开始实施，对于经济将继续增长的信心才真正传递给了日本消费者。这一计划酝酿出的信心成为了日本消费者对之前的消费水平感到不满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旦他们对经济增长习以为常，生活水准的实际改善就成为了消费者群体关心的主要问题。工资上涨，而生活开支增加速度低于通货膨胀速度，消费热潮随之出现。与之相应的，过去以出口为主的日本制造企业也开始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孙执中在战后日本经济史 19
12、452004指出的战后日本的消费革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55-1964 年，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三大件是热门货，获得迅速普及，这是所谓的“旧三大件” ，这些商品当时的价格平均在 5 万日元左右（按现在汇率约3000 左右人民币） ，约相当于日本职工 2-3 个月的工资。第二个阶段是 1965-1974 年，“3C”时代终于到来了、所谓“3C” ，指的就是汽车（car） 、彩电（colorTV）和空调（cooler ） ，这就是“新三大件 ”。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 20 万-25 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 2-3 个月的工资（按制造业平均月工资计算，上世纪 60 年代后半
13、期为 6 万日元左右，70 年代前半期为 13 万日元左右。这 10 年间平均计算约为每月 10 万日元左右） ，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 70 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 20-25 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 100 万日元。1961 年第八届东京车展挤满了汽车发烧友，他们感到，拥有自己的汽车的时代开始了。1961 年 10 月 25 日举行的第八届东京车展，其展示区域比前一届几乎扩大了一倍，展览时间也被延长到晚上 8 点。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再次出现了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类似的机遇住房、医疗、城市建设和城市交通都出现短缺，但是日本政府没有选择 60 年代那样的拉动内需为主的
14、发展道路，而是选择将日本经济更加紧密地与美国联系起来，并且试图通过扩大产能保持单向的贸易优势。但是其实际结果却是与国际和国内需求不相一致的巨大产能过剩。而这导致了日本至今尚未克服的银行危机和经济萧条。专家评析从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看“经济增长”与“国民增收”的同步性如何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民收入也能同步增长，是当前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透过日本池田内阁 1960 年 12 月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611970 年度） ，日本高速发展时期的一些经验教训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1.理论根据以下村治为代表“高速增长论”作为“代表并体现了战后日本高速度发展期的经济政策构想”的“
15、国民倍增计划” ，诞生于激烈的争论之中。如何解决过剩的生产能力与市场销路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理论界有两派观点：一是“稳定成长论” ，以后藤誉之助为代表，认为日本经济已经结束战争后的恢复时期，不可能再有新的高速发展，今后只能“稳定”增长。一是“高速增长论” ，下村治为代表，认为日本正处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基础都处于技术改造时期，只要采取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就可以继续高涨，并精密计算出国民收入在今后 10 年可增加一倍。池田勇人组阁后，内阁会议制定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权衡下村 11%与经济企画厅 7.2%两个对立的方案，池田内阁以头三年 9%的增长率落定。这一计划更主要的意义，是作为计划背景的对
16、高速增长的自信，为政府和经济界提供了日本经济看好的前景。2.“经济增长”为手段， “国民增收”是目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 10 年，计划以“高速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完全就业”为目标，最大限度地实现增长；计划国民生产年增长率平均 7.2%；到 1970 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增加 1 倍以上，最终达到 26 兆日元目标。为此，计划雄心勃勃地提出了 5 个中心议题：充实社会资本；引导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缓和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计划的正文分为四部：总论、政府公共部门的计划、民间部分的预测与诱导政策、国民生活的将来。在计划目的的阐述中，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