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意义 罗迪江 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 生态翻译学在翻译理论研究的整体推进中显示出越来越明显的贯通融合性它以生态学作为翻译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确立了生态思维与翻译活动之间的有效契合, 并通过生态取向的整体主义方法为翻译活动提供一种新思路, 它所独有的生态范式和生态结构, 赋予翻译活动整体的研究视野, 这使它与传统翻译学形成鲜明对比, 为当代翻译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路向关键词：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翻译; 方法论; 作者简介：罗迪江 (1974—) , 男, 壮族, 广西忻城人;广西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基金：2017 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 (JGY2017097) “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科技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机制研究”The Method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anings of Hu Gengshen's Eco-TranslatologyLUO Di-j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the research of translation theories as a whole, eco-translatology makes a manifestation of ever more marked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ed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fers to ecology as the foundation and premis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ranslatology and constructs a useful conne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thinking and translating. In a sense, it provides a new thinking way to translating by means of ecology-oriented holism and endows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on translating by virtue of its unique ecological paradigm and structure, which endows methods and paths which we can treat in process of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translatology.Keyword： Hu Gengshen; eco-translatology; translation; methodology; 引言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之作始于生态翻译学先驱者胡庚申的《翻译适应选择论》 (2004) , 成熟之作源于《生态翻译学:诠释与建构》 (2013) 。
作为一种相对年轻而又成熟的生态分析方法的确立, 生态翻译学迎合了 20 世纪 70 年代哲学的生态整体转向趋势, 其兴起和发展与 20 世纪以来全球性的生态思潮与生态研究取向具有密切关联生态翻译学大力倡导从宏观生态理性角度来研究翻译, 并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基本思想, 系统地论述了翻译的生态范式、生态理性、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平衡和谐、生态移植、译者责任、适者生存等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 逐步健全了生态翻译学的学科体系, 充分证明了生态翻译学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就此而言, 生态翻译学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 并为考察翻译生态范式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思路一、翻译生态取向的路径突破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中, 生态分析 (生态取向) 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工具日益显示出其独有的功能和巨大的魅力它作为一种翻译活动的解释方式和翻译理论的探索方法, 本身就处于动态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 生态思维的引入和生态翻译学的提出, 无疑是翻译学发展的路径突破与方法超越因此, 对生态翻译学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来源的考察与探究, 以及对生态翻译学形成的基本脉络和理论特征的分析, 将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生态翻译学在当代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分析中的重要意义, 更加合理地把握其方法论体系。
一) 生态翻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联序链胡庚申 (2004) 对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关联特征进行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基础上, 并且接受了“译者 (译品) 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的论断胡庚申 (2010a) 明确指出, 翻译生态与自然之间的关联性、类似性和同构性是生态翻译学的存在性和客观性的重要理据;寻找关联、相似或同构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化繁为简的过程, 是一个寻找规律、逼近规律的过程虽然国际翻译界曾经以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讨论, 例如彼特·纽马克 (Newmark1988:95) 的翻译生态学特征、罗森纳·沃伦 (Warren 1989:6) 的翻译认知和生存模式、戴维·卡坦 (Katan 1999:45) 的翻译生态环境, 但他们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系统地从生态学的视角探讨翻译活动, 更没有从理论层面上构建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模式在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下, “生态”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翻译特征, 成为了构造生态翻译的新的“根隐喻”, 使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获得了内在关联, 使适应/选择成为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关联序链的核心概念, 其意义就在于“使翻译生态与翻译环境构成一个新的具有动态性、层次性、个体性等特征的和谐共存、生生不息、水乳交融、互相交织的范畴” (方梦之 2011) 。
自此, 翻译生态取向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它旨在回答生态翻译学的本体论问题:“何为译”———翻译即适应与选择;“谁在译”———译者主导、译者中心;“怎样译”———汰弱留强/求存择优、选择性适应/适应性选择;“为何译”———适者生存、强者长存、译有所为 (胡庚申 2010b) 在生态翻译学领域里, 以生态的方式看待与探究翻译理论, 成为了胡庚申的特识生态”具有了翻译方法论的意义, 既成为胡庚申翻译思想的主导概念, 又成为生态翻译系统中深层次的核心概念, 对生态翻译学的思维方式与翻译活动起到重要的作用由此而言, 翻译活动是生态的那么, 它要走向何处或说它生态的趋向是什么呢?对此, 胡庚申 (2011) 为指明了明确的方向:“生态翻译学以生态整体主义为视角, 以华夏生态智慧为依归, 以‘自然选择’原理为基石, 是一项探讨生态翻译、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跨学科研究换言之, 作为一个具有显著‘跨学科’性质的生态学翻译研究途径, 生态翻译学倚重翻译‘生态’、取向文本‘生命’、关注译者‘生存’, 是一项利用生态系统的理性特征、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学进行综观的整合性研究”即, 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要完成真正的和谐统一与互联互动, 翻译生态环境要成为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的翻译存在的基础, 成为对译者而言生态存在着的既关注文本生命又关注译者生存的“存在者”与“此在者”。
二) 生态翻译学建构的基础:生物进化论21 世纪初叶由胡庚申创始的翻译适应选择论被视为生态翻译学的奠基之作与经典思想它以自然生态与翻译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分析对象, 运用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解释翻译过程, 以适应选择为机制对翻译活动的刻画作为展开过程, 以适者生存与汰弱留强作为译品生存的结果, 其主要工作就是对达尔文核心思想的利用与移植, 以及对生物进化论思维的引入和借鉴生态翻译学的思想来源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与达尔文的思想相对应, 生态翻译学明确肯定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联通融性, 强调了翻译的实现就存在于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的生态翻译活动中, 源于文本生命、适者长存与译者生存之中的翻译活动, 从而摒弃了微观层面的单一模式的传统翻译论思想生态翻译学特别强调翻译的整体主义思想, 并且立足于翻译活动的生态环境, 由此任何翻译活动不再是单一静态的, 而是整体动态的由于翻译本身是一个整体的生态活动, 因此, 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某种翻译策略而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多维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累计结果” (胡庚申 2004) 可见, 胡庚申将生态翻译学的任务确定为“选择”与“适应”在翻译活动过程中寻找到最佳适应与优化选择的翻译方法论具有重要意义。
胡庚申 (2008a) 明确指出, 将“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运用到翻译中去就是:译者 (译品) 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 要接受翻译生态环境的支配从这个意义上说, 生态翻译学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在理论分析的基本模式和倾向性等方面都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性与交叉通融性这种关联通融性一出场就超越了传统翻译意义上对翻译活动的理解, 它将翻译活动定格于一种宏观生态理性的视域里, 一种翻译本质有望企及 (具有深层意义的译论基础与译学体系) 的理想和憧憬, 为翻译生态环境下的翻译生态、文本生命、译者存在、适应/选择、适者长存等生态翻译提供了生存的依托、存在的庇护所、生命的栖息地、适者的守护人与适应/选择的优先权三) 生态翻译学形成与应用的理论必然性首先, 翻译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翻译过程的整体主义思想是生态翻译学理论建构的起点生态翻译学试图在方法论与认知论层面上建立一种关于翻译的生态范式, 其实质是强调翻译作为生态取向与自然生态的一致性, 并将其范式看作是从生态学视角以适应与选择为核心理念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综观的生态范式其次, 生态翻译学为不同翻译学理论与不同翻译研究途径建立了可供沟通的桥梁与渠道。
从方法论特征来看, 生态翻译学相对于语言学视角、目的论视角、文化学视角等翻译研究途径来说具有较大的方法论包容性和理论优势它的立论视角是“生态”, 是从生态的视角对翻译进行整体论思想的跨学科研究它强调“牵一发, 动全身”的整体性与生态和谐性特征, 它蕴含着“译学”“译论”与“译本”三个研究层次的关联, 是其他别的翻译研究途径难于比拟的, 因此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包容性就理论优势而言, 我们可以在一种生态系统中将翻译活动整体化与生态化, 从而体现出“学” (译学) 、“论” (译论) 、“本” (译本) , 或者使“人” (译者) 、“本” (译本) 、“境” (译境) 关联互动, 有机融通、“三效合一”, 构成一个平衡和谐的翻译研究“共同体” (胡庚申 2013:21) 由于生态翻译学具有跨学科性与整体论性, 在方法论上它力图从整体性对翻译活动进行生态介入与范式转换, 并对翻译活动与翻译方法分析的整体背景下提出了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的双重要求总而言之, 生态翻译学主张基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相关性, 将翻译活动置于翻译生态环境之中, 从适应/选择机制出发, 将翻译生态、文本生命与译者生存等生态概念结合起来, 从而对翻译活动的表征状态及其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较好而有效的描述与解释。
它将翻译活动的内部翻译生态、外部生态环境及其相互作用整合成一个整体的生态体系, 用以说明翻译生态与翻译环境之间的共生互存与和谐统一关系, 而这种关系的形成自始至终是受适应/选择机制调节的, 因而它在本质上脱离了那种单一平面化的翻译模式的困境, 给出了一条较合理的生态化路径与整体论方法21 世纪初叶以后, 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方兴未艾, 朝向“生态”而蓬勃发展它在其产生和演化过程中, 广泛融入了现代整体主义分析的整体性思想, 并与当代翻译哲学与翻译理论对译者、译文、译品、译论、译学的反思紧密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