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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译的尴尬庄子英译中专有名词的处理及译学思考 赵彦春 吴浩浩 上海大学 闽南师范大学 摘 要： 音译是一种翻译方法, 却被奉为翻译原则, 运用于中西方一千多年来的专有名词翻译实践中。由于音译只是源语言的语音转写, 在带来便利和“保真”的同时也会引发很多问题, 即转码时符形、符指、符释之间的关系割断, 导致文化信息丧失, 甚至造成译文的悖谬。本研究以庄子的 4 个英译本为例, 从认知符号学角度讨论音译带来的问题, 即译名不一、词义空缺、词义变化等。本研究提出译者可以挖掘源语和译语的认知系统资源, 采用符形替换法、移植借用法、编码重构法来解决音译带来的问题, 以确保译文文化自足和文本自足。新的方法
2、将引发认知符号学的理论构建、音译范围的重新确定和翻译本体论乃至语言本体论的系统思考。关键词： 音译; 信息丧失; 庄子; Deficiencies of TransliterationA Case Study of Proper Noun Translation in Zhuangzi and Reflections on TranslatologyZhao Yan-chun Wu Hao-hao Shanghai University;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ransliteration is a translation method. H
3、owever, it is adopted as a principle to proper noun transla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In fact, due to its limitations as a means of phonetic transcription, it causes many problems despite the convenience and“fidelity”that it might bring to the target text. Specifically,
4、transliteration break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representamen, object and interpretant in transcoding, hence it causes the loss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Or even worse, it can lead to absurdity of mean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bes into such problems as inconsistencies, semantic vacancy and semantic
5、 distortion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four translated versions of Zhuangzi. Hereby, it proposes applicable strategies, i. e. substitution of representamen, transplanting of object and re-encoding of terms based on cognitive resources of both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These strategies may guarantee
6、the cultural and textual adequacy in the target text. And they may evoke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izing of cognitive semiotics, re-defining of the scope of transliteration and ontological reconsiderations of translation and language.Keyword： transliteration; loss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Zhuangzi; 1
7、引言音译 (Transliteration) 在中国翻译史上属于玄奘所说的“五不翻”, 在西方基督教翻译史上属于译名问题 (Term Question) 。音译, 顾名思义, 是一种译音代义的方法。 (刘祥清 2000:38) 音译除了玄奘所说的理由之外还有易于操作的特点, 被广泛用于专名翻译中。但是这种“依声托事”的方式, 往往佶屈聱牙, 未必能传递原文的符指和符释。例如:“盗跖”如果音译为 Daozhi, 西方读者不仅苦于拼读, 而且难以洞察人物的生理特征, 也不能理解庄子盗跖第二十九篇中他为什么非但不听孔子的规劝, 反而斥责孔子。如果译文将原文的意义进行编码, 如 Thief Baref
8、oot, 读者在头脑中能立即产生相应的印象, 即“光脚的大盗”, 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孔子如此粗鲁。然而, 自玄奘以来, 专名翻译往往被认为在“五不翻”之列, 即:秘密故不翻;多义故不翻;此无故不翻;顺古故不翻;生善故不翻。 (转引自任荣政等 2012:16) 然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速, “五不翻”的范围也在缩小。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略称阿耨三菩提、阿耨菩提, 在玄奘看来, 符合“顺古故不翻”的佛教专名, 而今译文发生变化。原音译名并不能反映佛教专名的实义, 相反, 它需要冗长的注释才能使人明白其真实指称。如“肇论曰:秦言无上正遍知。道莫之大, 无上也。其道真正, 无法不知, 正遍
9、知也。苑师云:阿, 此云无;耨多罗, 翻上;三藐, 翻正也;三, 遍也, 等也;菩提, 觉也。” (佚名 2017) 可见, 音译并不完全如译界想象的那样, 带来语言的经济性, 它反而需要读者花时间追溯到原文产生的语境去理解其含义, 然而并不是每一位读者都有这样的资源和精力。就上例而言, 人们逐渐接受它的意译“正遍知”, 因为该译名更具有联想性, 人们可以根据符形产生的意象想到无所不知的智者。玄奘自己的译例尚且被当今发展的宗教现实所淘汰, 那么“五不翻”在今天的翻译实践中, 是否还应当拥有往日的权威。笔者认为, 应辩证地看待其科学性和可行性。然而, 很多译者依然奉“五不翻”为圭臬, 将译文中能
10、承载原文符指 (object) 和符释 (interpretant) 的符形 (representamen) 的语码弃之不用, 而使音译泛滥, 导致译文的可读性和准确性大打折扣。更有甚者, 还生造出读音不顺畅、词形不美观的符形。这类音译不仅不能达到交流的目的, 还会给译文尤其是经典著作的译文造成伤害, 甚至成为文化交流的路障。译者是遵守既有的原则还是在重重矛盾中找到解决之法, 成为当下译学亟需探讨的问题。认知符号学是一门从认知角度研究意义的科学, 它试图对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文化符号进行认知研究, 寻求对人类意义生成的理解。 (苏晓军 2007:121) 认知符号学为基于符号的中外文化交流提供理
11、论基础。因此, 本研究以认知符号学为视角对专名音译展开讨论, 结合庄子各英译本专名的翻译, 指出其存在的问题, 分析其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法。2 文献回顾认知符号学 (Cognitive Semiotics) 的出现得益于认知科学和符号学的发展与融合。皮尔斯全面提出符号学概念和研究范围, 认为符号不仅包括语言符号, 还包括非语言符号, 并给予它们相等的认识论地位 (卢巧丹卢燕飞 2005:49-51) 。他的这一观点突破索绪尔基于语言的符号学认识, 丰富人们对意义的理解, 即意义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 在符形、符指与符释的动态关系中获得解读和发展。由此, 在翻译活动中, 意义不局限于字面意义, 而需
12、要译者通过洞悉符号背后的认知、心理、社会等关系, 结合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等, 从而获得其在译文中的意义。认知科学是 20 世纪新兴的研究门类, 它主要研究人脑或心智的运作机制。认知科学主要关注感知、注意、记忆、语言、思维与表象、意识等, 这些都与符号有关联。因此在这一背景下, 认知符号学应运而生。“认知符号学”这一名称首次出现在 Daddesio 的论思维和象征:认知科学和符号学的相关性 (1995) 一书中。之后, 丹麦的 Case Western Reserve 大学于 2007 开始出版认知符号学期刊, 标志着该学科正式问世。 (胡壮麟2013:6-10) 该杂志主张将认知科学
13、和符号学结合起来研究“意义”, 其“最终目的是对人类意义产生的领域, 以及具身化和非具身化的各种方式提供新的见解, 从而在人类认知和人类符号经验和行为方面进行创建、对话、辩论和合作”(胡壮麟 2010:21) 。认知符号学的诞生在客观世界、语言、认知 3 者之间架起桥梁。对于翻译而言, 符号的意指和能指连接起符号产生的环境和主体。翻译不再是符号之间的孤立转换, 而是文化与认知的交流。在中国, 苏晓军首先指出认知符号学研究应包括语言的所有文化符号, 并探索在其他领域里意义生成的方法, 如语言和注意力系统的关系, 图像构建、音乐结构、姿态活动等。 (苏晓军 2007:121) 刘丽总结认知符号学的
14、操作性方法, 如符合表征的认知规律和认知图式, 从理论上确定认知符号学的研究范围, 即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符号。同时提出研究途径:语言的智能处理, 包括语言的原则和心理机制共同作用;编码解码过程, 即人们对信息的注意、表征、记忆、思维的认知过程 (刘丽2013:22-25) 。认知符号学的发展对意义产生的途径提出新的看法。传统语义学提出表达式的意义、含意以及表达式组成的系统等问题 (彭爱和 2009:14) , 但缺乏各种含义之间的关联和理据, 从物理存在到心理存在缺少一以贯之的中介。而在认知符号学视域下, “意义中介不再纯粹是语言行为的产品, 而是认知、精神、价值行为的产物” (同上) 。翻译
15、是一个意义与文化、心理、社会等因素交互影响的过程, 翻译的载体和翻译的产物文本体现出符号与外界的有机联系, 同时翻译的产生也涉及符号的理解、编码、操作与接受。因此, 认知符号学能运用于翻译理论的发展并指导翻译实践。段芸从认知符号学的角度分析诗歌翻译的符号特征, 包括物理特征、指示性和心理性 (段芸 2011:184-187) , 为诗歌翻译的实践提出指导原则。可惜的是, 目前认知符号学与翻译的融合研究并不多, 缺乏从认知符号学角度来解析专名翻译的过程与效果。鉴于此, 本研究尝试通过分析认知符号学与专名翻译的关系, 找出认知符号学视角下翻译研究及实践的方法。专名 (proper noun) 的意
16、义取决于其来源和历史, 而非该名词的音响形象, 后者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前者作为符号的表面特征, 而非本质属性。因此翻译时, 把握专名的指称和意义在译语中的再现远比再塑其音响形象重要。认知符号学的发展为研究专名翻译提供理论基础和解决途径。专名是指包括人名、地名、机构、事件等名称的一类词 (陆涓 2011:125) 。其涉及范围极其广泛, 很多植根于深厚的文化, 这些都决定专名翻译的难度。考虑到保留源语文化的必要性和翻译的难度, 国内外学者对专名翻译提出音译理论和策略。Catford 指出翻译专有名词时, 音译能够催生接受语中最近的音位对等词 (Catford 1965/2000:23, 56-61, 65-66) 。但是, 音位对等词并非意义对等词, 或者他们之间相去甚远。Krings 将音译视为基于音素“翻译为另一种书写系统”的重要过程。至于为何重要, 则言之不详。此外, Krings 的书写系统限于符形, 对于符号的指称和意义却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熊欣提出音译是为了把源语中的概念意义与文化语境完整传递到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