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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和启示课题研究人：2010 级 2 班 王珂前言 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出台，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过去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三十年，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三十年，是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三十年，是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三十年。接下来是否还能创造又一个辉煌的三十年?古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十分丰富，我希望能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从中得到启示。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人物都希望通过变法来富国强兵，变革过程中的方法和教训也值得我们借鉴，于是我选择了研究十一世纪最著名也是后世争议最大的王安石变法，希望能从中得到启示。研究过程根据实际情况，我选择采用文献调查法进行研究。
2、通过登陆新浪网.百度百科.百度文库.网易新闻，查阅北宋政治改革家 王安石(邓广铭 著). 王安石变法的终结试论元祐更化等材料，总结出了这份报告。研究成果第一部分：史实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 、均输法、青苗法、 免役法( 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内容：一机构改革制置三司
3、条例司 王安石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市易法 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 开封设“市易务” （市易司） ，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 ”市易法增加了财政收入。 保甲法 畿县保甲条例颁行规定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
4、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二改革赋税方田均税 方田均税条约规定“方田”和“均税” 。 “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 “均税”是以“ 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均输法 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 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从便变易蓄
5、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 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 青苗法 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募役法 又称“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
6、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三兴修水利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四军队改革裁兵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 一、 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 二、 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将兵法 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
7、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 保马法 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 熙宁六年（1073 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五科举改革三舍法 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 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 “三舍法” ，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 “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
8、王安石认为 “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 。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 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 年） ，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 惟才用人 凡是有志于改革的人才都被委以重任，不少人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变法结果：积极作用 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北宋熙宁六年(1073 年) ，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 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 )、岷(今甘肃岷县) 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 5 州，拓地2000
9、余里，受抚羌族 30 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变法失败 熙宁六年（ 1073 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 ，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 ，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熙宁七年（1074 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熙宁九年（1076 年）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失败原因 变法触动了
10、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四方面论之： (一) 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二) 政策执行不力 如青苗法、
11、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刚愎自用 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
12、，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变法失败后四十一年，北宋灭亡（1127） 。第二部分：讨论后世评价：明代杨慎的铅丹录对王安石极尽毁谤之能事，谓为“古今第一小人”。最严厉的指控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入清后蔡上翔则有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为王安石之辨诬，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当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
13、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 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参考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 ，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 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 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熙宁八年（1075 年） ，农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后， “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沟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
14、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利水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 ”，“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 ” 梁启超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王曾瑜则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然而由于中国古老文化复古情绪严重，以及触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而王安石在史书中并没有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台湾学者柏杨先生甚赞王安石改革精神。他在书中这样写道：“王安石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与政治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的整顿恐怕早就亡国了早亡给西夏了，还用不着
15、金国动刀动枪，凡是抨击王安石最烈的或对王安石人格和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 1 块钱，他准是条大酱缸蛆。 ” 列宁称王安石为 11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启示：史学界、学术理论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时间褒贬不一。梁启超则给予了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 ”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学术修养和政治抱负给予了全面的高度肯定。 事实上，在梁启超的时代，中国已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于是，王安石就被发掘成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 那么，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抛开深刻的社会制度根源，重要的一条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被异化为官员鱼肉百姓的
16、“正当”手段，缺乏有效的监督保障。比如，实行青苗法，政府规定利率为 20%，官员擅自提到 30%，结果新法实行之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政府要平抑物价、抑制私商，官员就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市场、货源、价格被政府高度垄断，百姓被盘剥更严重。虽然变法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却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我发现历史上很多次变法失败的原因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只是少数清醒的人从上而下却脱离基层老百姓的变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莫不如此。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众，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所谓的改革成果也只会是一堆泡沫，最终飘散在历史长河中。同时必须把握好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力之间的张力，防止改革中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在立法与用人的双向关系上，不能有所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