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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和启示课题研究人:2010 级 2 班 王珂前言 随着十二五规划的出台,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过去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三十年,是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三十年,是航天事业不断创新的三十年,是体育事业蒸蒸日上的三十年。接下来是否还能创造又一个辉煌的三十年?古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十分丰富,我希望能通过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从中得到启示。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人物都希望通过变法来富国强兵,变革过程中的方法和教训也值得我们借鉴,于是我选择了研究十一世纪最著名也是后世争议最大的王安石变法,希望能从中得到启示。研究过程根据实际情况,我选择采用文献调查法进行研究。
2、通过登陆新浪网.百度百科.百度文库.网易新闻,查阅北宋政治改革家 王安石(邓广铭 著). 王安石变法的终结试论元祐更化等材料,总结出了这份报告。研究成果第一部分:史实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王安石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 、均输法、青苗法、 免役法( 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 内容:一机构改革制置三司
3、条例司 王安石设立置制三司条例司来作为三司的上级机构,统筹财政,是当时最高的财政机关,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制订国家一年内的收支,并将收入定其为定式。 市易法 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 开封设“市易务” (市易司) ,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 ”市易法增加了财政收入。 保甲法 畿县保甲条例颁行规定乡村住户,每五家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有两丁以上的农户,选一人来当保丁,保丁平时耕种,闲时要接受军事训练,战时便征召入
4、伍。以住户中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用以防止农民的反抗,并节省军费。二改革赋税方田均税 方田均税条约规定“方田”和“均税” 。 “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 “均税”是以“ 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均输法 此法已久,早在西汉桑弘羊时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 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从便变易蓄
5、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 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 青苗法 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募役法 又称“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
6、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三兴修水利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用工的材料由当地居民照每户等高下分派。只要是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如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四军队改革裁兵法 整顿厢军及禁军: 一、 规定士兵五十岁后必须退役。 二、 测试士兵,禁军不合格者改为厢军,厢军不合格者改为民籍。 将兵法 又叫“置将法”。废除北宋初年定立的更戍法。用逐渐推广的办法,把各路的驻军分为若干单位,每单位置将与副将一人,专门负责
7、操练军队,以提高军队素质。 保马法 神宗时,宋朝战马只有十五万余匹,政府鼓励西北边疆人民代养官马。凡是愿意养马的,由政府供给马匹,或政府出钱让人民购买,每户一匹,富户两匹。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负责赔偿,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马匹,徒增民扰。不久废止,改行民牧制度。 军器监法 熙宁六年(1073 年)七月颁行免行法。八月广设军器监,负责监督制造武器;并且招募工匠,致力改良武器。五科举改革三舍法 希望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 科举考试,选拔真正的人才。 “三舍法” ,即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 “上等以官,中等免礼部试,下等免解”,后来地方官学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贡举法
8、王安石认为 “欲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 。改革贡举法,废明经、存进士,熙宁三年(1070 年)三月,进士殿试罢诗、赋、论三题而改试时务策。熙宁四年(1071 年) ,二月,颁新贡举制,废明经,专以进士一科取士。另设“明法科”,考察律令和断案。 惟才用人 凡是有志于改革的人才都被委以重任,不少人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变法结果:积极作用 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北宋熙宁六年(1073 年) ,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 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 )、岷(今甘肃岷县) 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 5 州,拓地2000
9、余里,受抚羌族 30 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变法失败 熙宁六年( 1073 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 ,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告诉皇上说旱灾是王安石造成的,神宗大受刺激,对变法产生重大怀疑。王安石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 ,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熙宁七年(1074 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出知江宁府。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熙宁八年二月,召王安石回京复职,继续执行新法。熙宁九年(1076 年)爱子王雱病逝,王安石求退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失败原因 变法触动了
10、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同时改革的最主要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发生了动摇,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从各项经济上改革内容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新法规模甚大,其中理财方面最为重要,受到时人抨击。平情而论,王安石变法遭到失败,也不能完全推到守旧派反对上,他的政策和做法都值得检讨。下列可就四方面论之: (一) 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 (二) 政策执行不力 如青苗法、
11、免役法之实行,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 (三) 刚愎自用 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例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
12、,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 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他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变法失败后四十一年,北宋灭亡(1127) 。第二部分:讨论后世评价:明代杨慎的铅丹录对王安石极尽毁谤之能事,谓为“古今第一小人”。最严厉的指控是:“王安石的变法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入清后蔡上翔则有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为王安石之辨诬,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当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
13、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 梁启超的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代表作,在史料上大量参考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 ,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说他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垢”,称王安石是“ 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 青苗法和市易法实为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雏型,免役法堪称“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熙宁八年(1075 年) ,农田水利法推行五年之后, “荆公初执政,即分遣诸路常平官使专领农田水利,吏民能知土地种植之法,陂塘圩土旱堤堰沟洫利害都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随功利大
14、小酬赏。其后在位之日,始终汲汲尽瘁于此业。史称自熙宁二年至九年,府界及诸路所兴修利水田凡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为田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云。 ”,“荆公所开水利,不可悉数,其大者曰浚黄河,清汴河。 ” 梁启超对变法的结论是“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邓广铭、漆侠皆肯定王安石变法。王曾瑜则以聚敛为由,否定王安石变法。然而由于中国古老文化复古情绪严重,以及触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因而王安石在史书中并没有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台湾学者柏杨先生甚赞王安石改革精神。他在书中这样写道:“王安石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与政治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的整顿恐怕早就亡国了早亡给西夏了,还用不着
15、金国动刀动枪,凡是抨击王安石最烈的或对王安石人格和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 1 块钱,他准是条大酱缸蛆。 ” 列宁称王安石为 11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启示:史学界、学术理论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时间褒贬不一。梁启超则给予了王安石及其新法以全新的评价:“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 ”他对王安石的道德情操、学术修养和政治抱负给予了全面的高度肯定。 事实上,在梁启超的时代,中国已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于是,王安石就被发掘成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 那么,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抛开深刻的社会制度根源,重要的一条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被异化为官员鱼肉百姓的
16、“正当”手段,缺乏有效的监督保障。比如,实行青苗法,政府规定利率为 20%,官员擅自提到 30%,结果新法实行之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政府要平抑物价、抑制私商,官员就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市场、货源、价格被政府高度垄断,百姓被盘剥更严重。虽然变法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却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我发现历史上很多次变法失败的原因当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只是少数清醒的人从上而下却脱离基层老百姓的变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莫不如此。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众,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所谓的改革成果也只会是一堆泡沫,最终飘散在历史长河中。同时必须把握好改革力度与社会承受力之间的张力,防止改革中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在立法与用人的双向关系上,不能有所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