埠际贸易与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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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埠际贸易与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形成上海因港口而兴,其经济繁荣与城市发展离不开商品流转的贸易。1843 年开埠后上海港口优势得到全面发挥,很快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与国内埠际贸易的汇聚枢纽,为贸易服务的航运、商业、金融及工业随之兴盛,逐渐发展成为对全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重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埠际贸易,作为上海向全国传递其经济影响的重要途径,与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发展紧密相联。鉴于近代上海埠际贸易的重要性,以往对上海经济、城市、贸易、港口的研究成果中,几乎均有章节对之有所涉及,在此不赘述。已有研究为该课题的深入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那就是对上海埠际贸易只限于笼统的讨论,没有对之做明确

2、的划分与界定,更没有对其不同性质埠际贸易各自代表的意义予以应有的重视。这样不利于分辨上海不同性质埠际贸易前后相继的发展,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上海贸易与经济地位的变化。上海埠际贸易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可以根据贸易性质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几种类型,分别反映上海不同经济功能的影响力:1.外贸埠际转运,即上海与各口岸之间开展的与对外进出口相关的贸易往来,这是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影响力的重要体现;2.内贸埠际直运,20 世纪后的内贸埠际直运是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影响力的重要体现;3.内贸埠际转运,是上海作为全国内贸中转枢纽港影响力的体现。篇幅有限,本文讨论侧重一种或几种埠际贸易进行探讨。希望以此为线索体现上海不

3、同经济功能的前后发展及其相互支持,揭示上海埠际贸易变迁与其多功能经济中心发展之间的联系,为上海经济和城市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一埠际贸易的宏观变化与上海外贸中心和工业中心地位1.外贸中心在埠际贸易中影响的下降上海开埠后不久便取代了一口通商时期广州的地位,成为全国外贸中心,与各口岸间的外贸埠际转运此后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上海埠际贸易最重要的内容。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及其辐射范围,是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影响力和辐射力的重要体现。图一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占全国外贸比重图(18641930) 18641904 年间,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平均约为 36%,最高达到 43.9%(

4、见图一) 。以一口转运占全国外贸如此之重,体现了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对国内口岸的强大影响。从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对各区域影响力来看,在表一所取的五个年度里,经上海外贸转运占华北和东北口岸进口总值平均 70.1%,占其出口总值平均 42.7%;经上海外贸转运占华中口岸进口总值平均 82.1%,占其出口总值平均 69.2%;而华南口岸则因邻近香港,同时直接对外贸易能力也较强,因此与上海外贸埠际转运联系松散。故这一时期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影响范围集中在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的主要口岸,时人有对上海外贸地位的评论:“上海港益发达,而吸收中国北部中央部及扬子江一带,外国贸易全数也。”上海外贸转运的对象口岸分别又

5、是各地区中心市场,均连接着更为广阔的腹地。因此上海外贸埠际转运虽然对华南口岸影响较小,但通过与华北、东北及华中主要口岸及其广大腹地相连,已将其外贸转运的影响辐射到大半个中国。18641904 年这一时期无论从比重来看,还是从辐射范围来看,都充分体现了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重要性,是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在埠际贸易中的影响达到鼎盛的时期。19051930 年间,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外贸中所占比重呈持续下降趋势,19051915 年间平均比重为 30.7%, 19161930 年间平均比重降为 20.1%,到 1930 年已降至最低值 15.9%(见图一) 。与前期相比,上海外贸转运对国内口岸的影响力

6、已大大减弱。从外贸埠际转运辐射范围来看,受日本大力发展对华贸易影响,华北和东北主要口岸转向以直接对日贸易为主,同时各口岸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因此直接进出口在其外贸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增长。1930 年华北和东北主要口岸直接进口比重已达到 80.5%,直接出口比重已达到 66.9%,经上海转运大大降低,已基本脱离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影响范围。时人对此敏锐地观察到, “北清诸港,其贸易上,不恃上海为转枢,故自输入观之,前年来货物增加,如日本棉丝,直输入于牛庄、天津之额,年见其多”,而华中口岸的直接进出口能力增长则相对缓慢,幅度也小,仍以经上海外贸埠际转运为主(见表二) 。由于华南口岸本来对上海外贸转运

7、依赖不多,上海外贸转运影响力便由原来辐射华北、东北及华中的大半个中国,变成只集中在华中地区,其在全国的外贸转运范围大为缩减,影响力也大大减弱。到 1930 年,从比重上看,上海外贸转运在全国外贸中所占份额已大大减少;从辐射范围上看,上海外贸转运的影响缩减为集中在华中地区,不再具有辐射大半个中国的影响力。上海作为外贸中心在全国埠际贸易中的影响力已从鼎盛走向中落。2.工业中心对外贸中心地位的强大支持尽管上海外贸埠际转运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自 20 世纪初开始便不断下降,但上海外贸总值在全国外贸总值中的比重并未随之呈现同样的大幅度下降。18641904 年间上海在全国外贸总值中的比重自始至终保持在40

8、%以上,其外贸值的变化始终直接影响着全国外贸的变化,因此到1930 年上海仍然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全国外贸中心地位。然而上海对外贸易的内容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20 世纪上半叶上海的全国外贸中心地位,已经不再是依靠曾经兴盛之极的外贸埠际转运,而是靠其自身在对外贸易中消费与输出的增长。如图二所示,上海自身的消费与输出在 18641915 年间占全国外贸总值比重年平均为 18.2%, 1915 年后这一比重持续上升, 1930 年已在全国外贸总值中占 28.7%,接近 1/3。上海自身的消费与输出之所以大幅增长的原因,与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的发展息息相关。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正式允许外资在华设厂,掀

9、起了外资设厂的高潮,上海成为外资设厂的集中地,同时私人民族资本工厂也在上海不断开设。18951911 年间,上海近代工业中心已经初步形成(11)。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上海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 ,更进一步奠定了上海在全国工业中心的地位。上海工业的发展,加大了进出口中上海自身的消费与输出,更为其外贸中心地位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图二上海自身的消费与输出占全国外贸总值比重图(18641930)(12)上海自身的消费与输出,主要指上海留存本地消费的进口洋货与上海自身出口的土货,与转运无关,其中上海留存本地消费的进口洋货在全国进口中的比重增长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工业的发展,上海生产所需的原料、燃料及机

10、器等商品,大量由国外进口,并留存上海本地供工业生产消费。19151930 年上海进口净值中原料、燃料及机器类商品已由18%上升为 36%(13),其中以棉花、小麦、烟叶等生产原料的增长为主。上海是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需从国外进口大量棉花,因此上海本地消费的进口棉花增长尤为明显,1930 年的进口净值已是 1895 年的近 3 倍。上海工业所需机器设备也需大量由国外进口,上海海关曾在 20 世纪 20年代对 270 家经营较好的工厂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其中有 146 家有国外进口的机器,8 家有上海仿制的进口机器,77 家兼有中外机器,只有39 家工厂用的是中国旧式的设备(14)。此外,上海进口

11、的电器材料、钢铁五金、安尼林染料等其他工业所需生产资料也成倍或数倍地增长,上海进口的这些商品要占全国进口的 60%70%(15) ,其中大多数留存本地消费。可见,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地位的兴起,使上海本地对于原料、燃料及机器等生产资料的进口和消费大量增加,促进了在对外贸易中上海洋货进口净值在全国进口中比重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上海洋货外贸转运比重的下跌。与上海进口净值在全国进口中比重的大幅提升相比,上海自身土货出口在全国出口比重的增长幅度较小,因为上海本地生产的工业品如面粉、纱布等多以国内为市场(16)。尽管如此,1915 年后上海自身土货出口在全国出口中占据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由 19

12、15 年的 11.0%增长到 1930 年的 18.2%(17),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上海土货外贸转运比重的下跌。可见如果没有工业的发展,上海在全国外贸中的比重将随着外贸埠际转运比重一同下降。正是由于上海工业中心的发展,使得上海本地的消费与输出大幅增长,弥补了上海外贸埠际转运比重的减少,才使上海得以保持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不变。因此将埠际贸易进行细分研究,便很好地揭示出在对外贸易中,上海工业中心对其外贸中心地位曾给予了非常重要的支持作用。3.埠际贸易中影响由外贸中心向工业中心转化在国内埠际贸易中,上海外贸中心影响向工业中心影响转化。20 世纪上半叶上海虽然仍是全国外贸中心,但在埠际贸易中对国内口

13、岸的外贸转运影响已显著下降。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内贸埠际直运的发展取代了之前外贸埠际转运的地位,上海开始以另一种埠际贸易方式对全国口岸产生强大影响,显示出其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实力。在这种贸易往来中,主要是上海将自身工业制成品输往其他口岸供其消费,而其他口岸将原料运往上海供其生产。以海关数据计算,如果取全国各口岸土货进口净值总和作为全国内贸的土货实际流通值计算的话(18),1929 年上海内贸埠际直运在全国内贸中所占的比重已达到 63%,其中上海本口土货出口所占的比重尤为明显。1871 年上海本口土货出口值为 10 879 086 海关两,1929 年已增至 314 381 402 海关两,在全国

14、内贸值中的比重也由 26.2%增长到 45.7%。上海土货进口净值的比重增长则比较迟缓。 从商品结构来看,上海出口国内的本口土货内容有了性质上的改变(见表四) 。在 1895 年之前,绸缎、棉花、大米构成了上海本口土货出口国内的主体,而大米主要是由于上海承担海运漕粮的任务,并不属于商品流通范畴。1895 年前上海工业尚不发达,因此上海本口土货出口以农产品和手工业品为主,在全国内贸中影响并不十分大(20)。 马关条约签订后,工业开始显著发展。上海纺织工业在全国始终占居主导地位,而上海的纱厂尤其是华厂所生产的纱布,大都行销国内市场。作为全国仅次于东北的面粉生产中心,上海各厂生产的面粉也几乎全部销于

15、国内(21)。上海生产的纸烟出口国内增长亦十分迅速。这些都体现在上海内贸中,这一时期棉纱、机制面粉、纸烟在上海出口国内的本口土货中已上升为主体。上海运往国内口岸的本口土货,由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主,转变为以机制工业品为主,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并且上海这些产品的输出在全国内贸流通中已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在埠际贸易中对其他口岸影响力的增强。上海留存本地消费的进口土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 世纪后半叶,其他口岸运来上海的土货中,上海留存本地消费的以茶叶、糖、烟丝为主,19 世纪末又增加了土产鸦片。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20 世纪上半叶棉花、小麦、烟丝烟梗、煤等工业原料与燃

16、料,则成为了上海进口土货消费的最大宗,也正是上海棉纺织业、面粉业和卷烟业几种重要工业发展的体现(见表五) 。正如上海海关十年报告所述“上海凭借其地理位置控制着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业基本原料,这些原料来源是稳定的”(22)。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上海对土货的消费能力在全国内贸中逐渐突出起来,消费的土货中以工业原料和燃料居多,体现了其作为工业中心在埠际贸易中对其他口岸土货流通的牵引力。 20 世纪上半叶,上海在全国埠际贸易中外贸埠际转运的影响已走向中落,实际到 1930 年,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对国内其他口岸的中转影响已经很有限了。但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上海内贸埠际直运在全国埠际贸易中的影响继之而起,体现了上海作为全国工业中心对国内其他口岸的强大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上海在国内埠际贸易中的影响力经历了一个由外贸中心向工业中心的转变过程。二对象口岸的微观研究与上海航运中心、商业中心、金融中心的形成开埠后,上海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与各口岸间的外贸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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