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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春秋时期历史概述1.春秋时期的各国争霸公元前 770 年，邵周平王放弃丰、镐迁都洛阳起，到公元前 476 年（周元王元年的前一年）止，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春秋时代。春秋时代的诸侯国与西周时期的封国相同， “邦域”以外还有其势力范围。 左传载，齐桓公侵蔡犯楚，楚王责齐师侵到“风马牛不相及”的边远地区时，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左传僖公四年） ，如此辽远的地带实非齐侯政令所能及，便是其例。直到春秋战国之后，齐人还自己说它的疆土“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 （管子小匡 ）而已。在各诸侯国势力范
2、围内的小国，除沦为奴隶主贵族的采邑外，多数降为附庸。随着殖民封国的推展，这种附庸，便逐渐沦亡，所以赵佑温故录说：“鲁属国之邦域者多矣，自向为莒入宿，被宋迁邾，与鲁世相仇杀。鲁又灭项，取须句，取邿，取鄟，取，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 。这种灭亡人国的现象，非独鲁国而已，西周三百多年间灭国以千数， “名邑废邑”（管子地图 ） ，必定星罗棋布。至于象卫国太子蒯聩，闲来无事，登城赏景，望见一处部族，问知是戎州，就说：“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 （左传哀公十七年） 。这样，不明不白被翦灭的又不知有多少。所以周初号称千八百国，到了春秋时代仅余一百四十八国，其中比较大的只有齐、晋、楚、秦、鲁、曹、郑、宋
3、、卫、燕、陈、蔡、吴、越等十四国，最大者则为齐、晋、秦、楚四国。2.周王室的衰微西周末年，关中地区因受战争和灾荒的破坏以及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东迁后的王室实力，大为削弱。晋文侯和郑武公帮助平王迁都洛邑，作为王的左右卿士掌握了王室的政治大权。郑武公的儿子庄公继续作为周室卿士时，竟然打起“以王命讨不庭” （左传隐公十年）的旗帜，联合齐、鲁，攻打宋、卫，制服陈、蔡，打败北戎，独揽了王室大权，所以平王欲立唬公为卿士加以牵制。但是，郑庄公却因此埋怨平王，平王为了表示对郑庄公的信任，便和郑国交换太子为质，此即左传所说的“周郑交质” 。平王死，桓王将使虢公执政，剥夺郑伯的权力，郑伯不满，派祭足帅师在夏季麦熟
4、时“取温（周地，今河南温县）之麦” ，秋季又“取成周（今河南洛阳）之禾” （均见左传隐公三年） 。桓王终于罢了郑伯，郑伯因而不朝，桓王遂率陈、蔡、卫三国之师伐郑，结果被郑国打败， “射王中肩” （左传桓公五年） 。这一仗不仅打败了王师，更重要的是使周天子的威风扫地， “受天有大命” 、 “匍有（敷右）四方“（大盂鼎 ）的牌子也被打掉了。这时的周“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 （郑玄诗谱王城谱） 。按照周制，天子要定期“巡狩、考察诸侯政绩；而诸侯也须定期朝见天子“述职” ，天子重新宣布一次诸侯的爵位，这是王权的重要标志。可是，这时的诸侯已不再按“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礼记王制）的规定向
5、王室述职纳贡。与此相反，倒是天子对诸侯聘问起来，据载“春秋之世，鲁之朝王者二，如京师者一，而如齐至十有一，如晋至二十。.天王来聘者七，而鲁大夫之聘周者仅四，其聘齐至十有六，聘晋至二十四” 。周王室由于失去了进职贡纳的收入，经济上贫困到不得不向诸侯国去“求赙” （左传隐公三年） 、 “求车” （左传桓公十五年） 、 “求金” （左传文公九年） ，所谓“天子不私求财”2（左传恒公十五年）的尊严也就无法顾及了。3.列国争雄的序幕春秋初年，晋有内乱，楚国势力尚未达到中原，洛邑以东地区的诸侯中以宋、卫、齐、鲁、陈、蔡、郑为最强。郑国除作周卿士、挟天子令诸侯外，还有着在春秋各诸侯国中比较发达的经济、政治上
6、的有利条件，因而列国争雄的序幕首由郑国拉开。郑与宋近，又是势均力敌，郑国在庄公时代采取了远交齐、鲁，近攻宋、卫的政策；宋也常常联合卫、陈、蔡以敌郑，但多为郑国所败。郑国在几次胜利中声威大振，齐、鲁两国听从了它的指挥，宋国归服之后不久，卫国也来讲和，于是郑庄公成了春秋初年的霸主。正当各国畏服郑国的时候，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 701 年）郑庄公死去，发生内乱，郑国因而中衰。原来庄公的太子忽是邓国女邓曼所生，庄公又娶宋国雍氏女雍姑，生一个儿子叫突，庄公死后，庄公太子忽即位，是为昭公。雍氏在宋国贵族中很有势力，于是把祭仲诱骗到宋国，逼他立公子突，否则就要杀死他，祭仲为了保全性命，只得依从。公子突回国即
7、位，是为厉公，昭公逃往卫国。厉公即位后，宋人逼讨贿赂很急，宋郑间的关系日趋恶劣，几乎打了起来。当时的鲁国，从中调停不成，约与郑国会盟于武父地方，联兵伐宋。第二年郑国又联合纪、鲁两国，与宋、齐、卫、燕四国开战，结果四国联军大败。但是，宋国不服，又联合了齐、蔡、卫、陈伐邓，焚了郑国的渠门，一直打进大街，又侵扰郑国东郊，夺取了牛首（郑郊，今河南许远县东北）地方，郑国由于寡不敌众，败北。在郑国败弱之际，内部又产主了矛盾。郑厉公是祭仲拥立的，所以政事被他所把持，厉公对此不满，准备派祭仲的女婿雍纠在郊区设宴时杀死他。雍纠不知怎么把消息透漏给他的妻子雍姬，雍姬就去问她母亲说：“父与夫孰亲？”其母回答说：“人
8、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 （左传桓公十五年）雍姬听了这话，便把雍纠的阴谋暗示其父，于是祭仲把雍纠杀了。郑厉公见事机已泄，逃往蔡国，昭公回国复位。先前被郑国所灭的许国，也乘机复了国。不久，厉公又引动郑国南郊的栎邑（今河南禹县）人民杀其守将檀伯而占其地，与郑昭公政权相对立。庄公十四年（公元前 680 年）在外流亡十八年的郑厉公复位时，齐桓公已经上台六年，形势大变，加之内乱一直困扰郑国，使他无暇外顾，郑庄公所开创的有利形势，终也失掉。4.管仲治齐与齐桓公称霸齐在今之山东省，先以营丘（今山东昌东东南）为都，几世后，迁都至临淄（今山东临淄） ，地处黄河下游。齐于周武王时受封后，太公因“齐地负海舃卤
9、，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 （汉书地理志下 ） ，也就是说“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 （史记齐大公世家 ） 。齐地虽然位于中原边陲，由于东边东莱，有广阔的发展余地，东北临渤海，有鱼盐之利，到了春秋初年，齐在诸侯国中已最强大。公元前 685 年，齐襄公死，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齐，使齐国的社会、经济更有飞速的发展。管仲（？公元前 645 年） ，名夷吾，字仲，或称敬仲，齐颖上人，桓公称他为仲父。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纠败，召忽死，而管仲由其好友鲍叔推荐给齐桓公为相，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面临着齐襄公遗留下来的残局，管仲在内政上首先提出了“叁其国而伍其
10、鄙” （国语齐语 ） ，即“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 （国语齐语韦昭注）的制度。其内容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 ”十五个士乡又分为三部分，这叫“参其国” ；把原来的“鄙”划分为五个属，叫做“伍其鄙” ；“乡”和“属”的下面又各有四个等级，都分别设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 （国语齐语 ） 。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公3社农民都有自己的固定居住地区，不能随便迁徙流动。所谓“成民之事” ，就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处” ， “使（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 。因为这样才能使公社农民各有所务， “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
11、，是故其父兄之数，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才能使他们的子孙“恒为士“、 “恒为工” 、 “恒为商“、 “恒为农” 。管仲就这样发挥了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 （以上均见国语齐语 ）的原则，纠正了由于社会变动而带来的四民流动杂处，重新固定生产活动以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公社继续成为一种基层组织，加强对公社农民的控制。在这个基础上，管仲又采取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把十五个士乡内每五个士乡为一帅，有一万人，由齐君率五乡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同时，把“轨” 、 “里” 、 “连“、 “乡”的政治组织形式和“伍” 、 “小戎” 、 “卒” 、 “旅”的军
12、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加强了国家对常备军的控制。在这种军政合一的形式内， “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处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继续着，即“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 。因为利害福祸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 。在这样的组织情形下， “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 。管仲利用公社残留的血缘宗族关系的力量，实现建设一支能“方行于天下” 、 “莫之能御” （以上均见国语齐语 ）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 。所谓“修旧法” ，是整饰旧制度的意思， “业” ，韦昭注云：“犹创也” ，颇是，指注入符合
13、新时代的新内容。这样，管仲就为自己能够在较大辐度内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 （国语齐语 ） ，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贱” （国语齐语韦昭注） 。 “择其善者而业用之” ，当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与俗同好恶”， “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史记管晏列传 ） 。 “柄” ，是后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权观念。 “六柄” ，约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 ，即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 韩非子中就有二柄篇 。 “六柄”的加强，也就是君权的强化，开始了国君集权的序幕。管仲如何择旧法而慎用六柄， 史记 、
14、 国语齐语没有记载，但姜齐曾转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 ，並且说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稗辅先君，而成霸法” （国语晋语四 ） 。由此可见，管仲虽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 ，但能使民“畏威如疾” ，当是管仲“严刑”的结果。如果承认“严刑”自管仲起，所谓“法家”也当自管仲见其端倪。管仲还规定，国中有“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 ， “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 （国语齐语 ） ，由乡长推荐，试用为官。试用称职的，正式委任为吏。任官称职的，要经过君主当面审核，才能令他协助上卿治理政事。这就是“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
15、（国语齐语韦昭注）的选拔人才的三选制。这种三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在经济方面，当时的井田制度虽然没有解体，还实行着“井田畴均”的生产方式，但已采取了“相地而衰征” （均见国语齐语 ）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质好坏而征收赋税。这是促使生产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工商业，管仲在“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的同时，还规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齐语 ） ，把全国的山林河泽统一管理起来，这样就几乎把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他还主张“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 （史记齐太公世家 ） ，或言“通轻重之权，檄山海之业” （史记平准书 ） ，以至“通货积财
16、，富国强兵” （史记管晏列传 ） 。 “轻重鱼盐4之利”和“徼山海之业”是否就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现在虽无可征信的材料，但从管子书中管仲反对向“树木” 、 “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耳”的“山海”就是铁和盐看来（管子海王 ） ，当时可能已经有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此外，他又设轻重九府，采取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征等措施，使齐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具备了争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春秋初年，各国的对外政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关系：一是华夏对夷狄，二是诸侯对周天子，三是诸侯对诸侯。齐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他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国也争取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时，戎狄势力很盛，对华夏族的一些小国有极大的威胁。鲁闵公元年（公元前 661 年） ，狄伐邢（今河北邢台） ，前 660 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