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史-改革开放时期》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翻译史-改革开放时期（53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改革开放至今的翻译,Group members: 姬丽娟（0210654） 程茜茜（0210644） 张永平（0210663） 火婷婷（0210653）,背景概况,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社会历史的新时期。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相对应的是文化交流上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氛围。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国外国文字翻译的数量、题材以及择取标准等都有了巨大的突破。新中国建立后，曾经备受批判和排斥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通俗文学在新时期都得到了译介，世界经典名著的翻译呈丛书化、系列化出版。新时期迎来了我国历史上继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翻译之后的又一次翻译高潮。,翻译研
2、究的重心和特色,对翻译的原则、标准、方法等基本的理论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新时期翻译研究注意从新角度出发，与新学科相结合，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新成果。新时期的翻译研究对各种具体的、专门的、有些以前被忽略的翻译工作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更加注意介绍和引进国外翻译研究的成果，也更加重视对我国历代翻译经验的总结。这一时期我国译学界正式提出了建立一门“翻译学 ”的问题。,对传统派和西学派的认识,八十年代以来我国译学界争论两派的命名不够确切，尤其是把谭载喜、张南峰和谢天振称为“西学派”，容易引起误解，以为他们是与“传统派”相对立的主张照搬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其实“传统派”这一命名不确切，因为以罗新璋
3、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的是建立“自成体系”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而他们强调中外翻译理论是相通的，是有共性的。在此之前，国内译学界已经有两个现成的名称分别指称这争论的两派，即“特色派”和“共性派”。但在王秉钦的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中舍弃这两个现成的名称不用，却采用“传统派”和“西学派”这样两个不确切的名称，其背后折射出来的也许恰恰是国内某些学者对强调中西译学理论共性的一批学者的看法。,对传统派和西学派的认识,事实上，国内译学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批学者，他们认为新时期以来一批学者的著述里提到的一些国外前沿翻译理论，包括借鉴自各种文化理论的翻译理论，如解构主义理论、性别理论、后殖民理论、多
4、元系统理论，等等，都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它们属于西方，它们只能解决西方翻译中的问题，它们不适合中国国情，它们不能解决中国翻译中的问题。更有甚者，有的人不去对西方的翻译理论做一番认真深入的研究，仅凭着自己的主观印象，就轻率断言，“西方译论只能解决低层次的科技问题”，只有“中国译论才能解决高层次的文学翻译问题”。谢天振认为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对的。,生平简介,罗新璋（1936）,浙江上虞人。法国文学翻译家。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毕业。曾在国家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长期从事中译法文学翻译工作，1980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要译著,译有巴黎公社公告集、特里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
5、红与黑及栗树下的晚餐等编有翻译论集校读傅雷译文集全十五卷并有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中外翻译观之“似”与“等”、钱钟书的译艺谈、释“译作”等多篇论文行世。,罗新璋先生二三事,“傅译传人”罗新璋先生负笈北大期间，曾师从李健吾先生，但在译界，他却被誉为“傅译传人”。罗新璋先生对傅雷先生的译笔推崇备至，并且身体力行。为学习和研究傅译，他曾将好几部傅雷先生的译文，逐字逐句抄在法语原作的字里行间，单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就抄了120万字，此外，还抄了巴尔扎克的六部作品以及梅里美的嘉尔曼与高龙巴。著名翻译家、福克纳研究专家李文俊先生曾感慨地说：“他真是我所认识的翻译界人士中最肯下死功夫的一个了。”,有关这一点，
6、在傅雷先生60年代初致罗新璋先生的信函中亦有专门提及：“先生以九阅月之精力抄录拙译，毅力固可佩，鄙人闻之，徒增愧恧。惟抄录校对之余，恐谬误之处必有发现，倘蒙见示，以便反省，无任感激。”读傅雷家书、翻译论集、江声浩荡话傅雷等书可知，罗新璋先生与傅雷先生之间常有书信来往，故而早已突破私淑之情，与直接受业无异，而傅雷先生在信中对罗新璋先生亦多有褒扬，“傅译传人”可谓实至名归。,巴黎公社公告集,1973年，罗新璋先生被借调出国，赴法从事文物展的翻译工作。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罗新璋先生看到善本室珍藏的巴黎公社公告原件，便决心将其译成中文。由于当时复印术尚不普及，而拍成照片则成本太高，花费需近两万法郎，以他
7、当时的拮据窘况，自然无法缴纳这笔“巨款”，于是决心手抄。接连四十余天，每天四五小时，终于将桌面般大小的公告原件一份份抄录下来。而后凭借其在法文版中国文学多年职业训练练就的过硬本领，一遍遍地逐字校对，确保内容无误。回国后，罗新璋先生将总共389份文告译成中文，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史学界认为这是“重现公社光辉业绩的历史文献”，其中有“309件是第一次译成中文”。,红与黑,罗新璋先生于1991年1月开始翻译法国作家斯汤达的名作红与黑，当时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上班。“罗新璋先生每日黎明即起，从四点到七点十足工作三小时，译得千把字，然后去上班。白天若得空闲，他便查词典、翻参考书、润饰译文，
8、到晚上临睡前再重新复核一遍。全书四十万字，花一年多译成初稿。第二年，再改再抄，刻意求工，最后到1993年2月竣工，历时两年。”“名著从来须名译”，罗新璋先生的一段自述或许能帮我们悟出个中的道理：“中文的句子一定要精炼，要sobre（法文，即“朴实无华”之意）。如果说我译的红与黑还算成功的话，也就在这一点上。1993年2月交稿之后，我花了将近三个月的功夫，把全文从头到尾通篇再看一遍，把原译稿中那些可有可无的字全删去了，译本的质量可以说靠这一遍，当然从稿费上来说是有损失的，但是原来那些臃肿、累赘、笨拙的地方没有了。”,中国翻译理论“自成体系”说,“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
9、慢由合而分，逐渐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而事实上，一千多年来，经过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翻译学家、理论学家的努力，已经形成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识见超卓的前辈翻译家，已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奠定最初的基石。我们应当开创局面，在虚心学习外国先进译论，善于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发展我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建立卓然独立于世界译坛的翻译理论体系。”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生平简介,刘宓庆（1939），中国香港人，祖籍湖南新
10、宁，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研究生院主修语言及语言教学理论。 历任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教授或客座教授，并在联合国组织机构任翻译。后在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及国立及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执教，2006年受聘于上海同济大学外语学院任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主要译著,刘宓庆是国际上的知名学者。他的学术专著多达数百万言，其中包括文体与翻译、英汉翻译技能指引、新编当代翻译理论、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翻译美学导论、翻译与语言哲学、文化翻译论纲、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口笔译理论研究、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刘宓庆翻译散论等十一部。,刘宓庆探讨了现当代译学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更是我国当代翻译
11、理论的扛鼎之作。刘宓庆前期的学说建立在传统译论及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后期的理论观以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导向，具有超前性，在国际上很受学术界的重视。他的翻译理论提高了我国的译论在世界上的地位，因为即便在翻译研究极发达的西方也几乎没有人构建出如此完整、如此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理论特点继承与发扬；开拓与创新,刘宓庆非常珍视我国的传统译论，将其视为瑰宝。他在当代翻译理论前言中指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历史悠久，如果从最初的佛经译论（公元148年始）算起，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译论家，他们的主张和论述，大抵出于自己的力行心得，因而言微旨奥，论断精深，予后世极深的影响，其
12、中如玄奘（600664）与严复（18531921）的翻译思想和对策性主张，至今仍有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历史意义。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是中国和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视若珍宝，矢志于阐发和开拓性继承。”,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的短处和局限性,第一，传统译论在认识论上有问题，因而范畴研究十分薄弱，使翻译理论探讨带有明显的封闭性，千余年中甚少开拓。究其根由，受封闭性观念影响很深。翻译是一门综合性、跨学科性很强的科学和艺术，翻译学属于经验科学，如果不突破封闭性观念局限，使学科有一个科学定位，其发展研究势必备受束缚。因此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观念更新的问题：必须将翻译学视为一门开放性、综合性、跨学科性很强的
13、科学和艺术，力求在这个新观念指导下，构筑翻译学的科学构架。,第二，传统翻译基本理论命题有限，对策性较弱。古典译论家中不乏精言宏论，但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基本理论体系。这一点，毋庸争议，当然是受历史局限的影响，特别是受语言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因此，要建立和发展翻译学，我们必须首先致力于现代翻译基本理论的研究，在扎实的基础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中国自己的基本理论模式，作为现代翻译学学科构架的主轴或基础。我们必须矢志于这一项“系统工程”的奠基及开拓工作，将中国的译论整合到世界现代译论之中。 第三，传统译论的研究方法必须革新。,翻译理论体系的发展方略,一、注重中国译论的文化战略考量。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翻译
14、界的文化战略考量以民族忧患意识为特色，20世纪中期以后则以民族复兴意识为特色，中国翻译界大量翻译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欧洲先进思想的经典著作和以哈代、狄更斯为代表的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著作。这个近代中国翻译史上鼎盛的繁荣期饱含着久经酝酿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意识，这种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正是20世纪最后20多年中国译论发展的思想动力。民族文化复兴的使命是中国现代和当代翻译的开拓性创新研究的力量之源。,二、强调“重描写、重意义、重功能”的基本理论取向。所谓“重描写”就是重现象观察、重事实呈现；重个性、重差异；重规范的适应性分析和操作的可行性分析，避免开列限制性规则。从整体上说，描写性理论是翻译理论的最基
15、本的特征。所谓“重意义”，指的是重整体上的语义内容，而不仅仅是个别词句的意义。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重交流中的意义，建立功能主义的动态的意义观，即强调翻译要把握词语使用中的意义，而不是静态的、与语境脱离的孤立状态中的词语意义。汉语重意念，倾向于将语法功能意念化，因此中国的译论必须重意义而不执着于形式。而所谓的“重功能”指的是“重代偿功能”，即注重以功能来弥补、补足可译性上的缺失。这里所说的“代偿”当然不止于上面所说的意义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国翻译理论整体性建构的基本原则。,三、注重整体性整合研究。翻译学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多维性，因此翻译学的理论体系构建要求一个学科矩阵为之提供理论思想和方法上
16、的支持。对中国翻译学而言，语言学（语言哲学）、美学、认识科学、传播学、文化学都是这个学科矩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有“一盘棋”式的整体性整合研究才能使中国翻译学具有充分的科学性。,传统派的代表人物张柏然,张柏然（1943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翻译工作协会副会长。1966年南京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其间曾作为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和哈佛大学研究比较文学和美国文明史。现兼任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主任、全国辞书学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协会会长、教育部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基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还兼任学术期刊中国翻译、中国外语、译林的编委以及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的顾问。其主要研究领域是翻译学、词典学和语料库语言学，是当代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词典编纂家。研究方向：翻译学、双语词典学、语料库语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