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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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形象【摘要】出生于北京市民阶层的现代作家老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而尤其让我们关注的是老舍在其小说中成功刻画了“老派市民”这一形象。这些市民思想愚昧、夜郎自大、墨守陈规、保守庸俗、苟安懦弱。作者通过对他们的描写,展现了旧北京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成分,实现了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关键词】老舍;老派市民;“国民性弱点”出生于北京市民阶层的作家老舍,选择了他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作为毕生书写的对象,在他的作品中,有黑暗势力对贫弱者的凌辱和践踏,底层人民的悲苦与不幸,挣扎与抗争,以及市民阶层所固有的国民劣根性,都得到了极大限度的反映。老舍在其小说创作中,刻画了一系列

2、“老派市民”的形象。如二马中的老马, 离婚中的张大哥, 牛天赐传中的牛老者和牛老太太,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祁天佑,祁瑞宣, 正红旗下中的大姐等。这些“老派市民”扮演了封建枷锁中的奴隶,表现了北京市民被精神鸦片毒害而身心异化乃至整个国民被人性异化的程度。老舍通过对他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态度,日常言行的描写,展现了旧北京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成分,实现了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一、 老派市民的文化特征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生活在古都北京,保持着京城的生活情调。古老的文化积淀和生活方式形成了他们一种固定的思维,这种思维充满了封建腐朽文化,即等级思想,宗法观念,家长作风。封建特权。官本位。这些文化毒害了人

3、的灵魂,束缚了人的思想和手脚,使得人们不敢越“雷池”半步。在残酷的,封闭的封建统治中,人们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驯服工具,没有也不敢有一点点“奢望” 。 二马中的北京人老马是老舍塑造的一个迷信、中庸、懒散、马虎的奴才式人物。作为旅居英国伦敦的华侨,老马从古老的北平来到工商业发达的西方,继承了亡兄遗留的古玩店生意。他身处“金钱世界”的资本主义的都市,不喝一口洋人的咖啡,恪守着中华民族尊卑长幼和重儒轻商的古训,仍然保持着一副老北京人的做派,几乎成了“伦敦的第一个闲人” ,他“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也不出门” ,整天只是优哉游哉的“叼着小烟袋,把火添得红而亮,隔着玻璃窗子,细细咂摸着雨、雾、风的美

4、。 ”他不懂商业,也不愿学习如何经营。他思想封建,尽管在经商却总想做官。自我封闭,生活在国外,却决不接受外面的一切,奴性十足,到处讨好洋人。他太老了,尽管至于五十来岁,却像暮年之人,颓废至极,不愿用心,凡事连三分钟热情都没有,但却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 “马先生唯一增光耀祖的事,就是做官。虽然一回官儿都没有做过,可是做官的那点虔诚劲儿是永远不会歇松的。 ”这是一个封建文化熏陶下的市民旧知识分子。这一类老派的北京市民形象,是老舍塑造的最成功的,思想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人物形象系列。老马先生的形象不仅仅是她老马一个人,而是一个整体,是整个旧中国国民的代表。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揭示了“老中国的儿

5、女们”的种种民族劣根性。正如老舍在二马中这样振聋发聩的指出:“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 ,出窝儿老就是耳聋痰喘咳嗽的!” ,在老舍看来,一个国家里如果到处充斥着这些出窝儿老,那么整个民族会越来越老,直至“一声不吭的呜呼哀哉了!”这一类形神兼备的概括和议论,实在是显示了“感情走在理智前面”的老舍深邃敏锐的社会洞察力。老舍运用了环境的差异,把“老北京”放入了经济发达的大英国首都,以“老北京”的封闭、愚昧、僵化来衬托出中西文化思想的巨大差异,衬托出“老北京”的落后性。尤其是在中西文化比较之下表现人们的思想精神,表现了英国社会对中国人的歧视、偏见、侮辱,这样就更加突显了人物的悖谬性。牛天赐

6、传中的牛老者是中国旧式商人,他所习惯的商业经营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面前显得那么原始,以至不管是干哪门子生意,样样生意不通,都落得个赔本倒闭加霉气。牛老者的屡遭失败说明,经营方式、手段的落后是表面的,其落后的实质是思想文化的落后,传统中腐朽的文化抑制了“老派市民的大脑” ,蒙住了人们的眼睛,致使旧中国商人大多思维模式陈旧,思路狭窄,经营管理理念落后,只能是在小农经济的框架内活动。就牛天赐传里的牛老太而言,虽然没受过什么文化教育,大字不识一个,却也无师自通地成了不可就药的“官迷” ,她临死前还给儿子留下遗嘱:“要强,读书,做个一官半职的,我在地下喜欢” 。腐朽的文化,是使人们愚昧落后的精神痼疾,它

7、对国民的心灵腐朽了两千多年,在国民性塑造过程中它扮演了精神鸦片和铁镣枷锁的角色,把国民牢牢拴在封建统治的每一张圣旨上面,严重影响了国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严重影响了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上演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历史。二、老派市民的性格特征 1愚昧无知和骄傲自大。老舍笔下的老派市民生活在皇城根下,认为皇帝就是“天” ,北京就是“地“, “天地”之大就数北京了,北京外不管什么地方甚至外国的任何城市都不在话下。 离婚中的张大哥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他始终相信:“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他没有看过海,也不希望看,世界的中心就是北平” 。他乐安天命,墨守陈规,好脾气,讲交情,善于成人之美。他跟大多数北京人

8、一样,即使从来没迈出过北京的“门槛” ,也可以毫不顾忌的没事走遍天下的人。 骆驼祥子中的痞子式人物刘四跟女儿虎妞吵翻之后, “打算上天津或上海玩玩去” 。他说:混了一辈子没出过京门,到底算不了英雄。可实际上,他目中无人,霸气十足,好像天下就数他了。他一瞪眼和他哈哈大笑,自能把人弄的迷迷糊糊的,仿佛一脚登在天堂,一脚蹬在地狱,只好听他摆布。贵族之气是北京城的灵魂。张大哥的“世界中心论” ,老马在伦敦所表现出的老北京人的“风度” ,祁老人面对亡国的灾难仍不失北京之“气节” ,牛老太太的凡事必以“崇官”等等都尽显了北京的贵族之气。老舍描写的这些老派市民形象,多是由家境小康到败落无着,即使他们穷困潦倒

9、,但仍不失贵族的精神。他们物质生活的平淡、困苦,被充满文化气息的自高自大的精神生活所冲淡甚至掩盖。特别是北京老派市民,虽然是平民但身心受到“皇城气”的滋养,故以贵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井底的视觉产生了认识上的狭隘,加上物质生活的困苦,更加突显了“虎死不倒威”的贵族气,大北京气。能写出渺小中的自大,寒酸里的高贵,这是老舍作品的一大特色。北京长期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特别是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在精神丰厚的北京交会、集结、消融,共同养成了北京老派市民气度非凡,一览众山小的贵族精神。而这种贵族精神的实质就是一种夜郎自大、唯我独尊。二马中的老马是在封建小生产社会土壤里培植的具有自以为

10、是的民族心理的代表,面对着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伦敦市民生活的都市化,他都无动于衷,既不学做生意,也不接受资本主义先进的东西,表现了自以为是、唯北京独尊。他努力表现出儒雅和风度,让“洋人”知道他是一个有一肚子学问的人,一个干大事的人,一个了不起的人。老马认为,北京城里的“一切”都比伦敦的好,他只能用北京的“办法”来处世、来经营。老舍跨越空间距离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劣根性,搬到资本主义强国的环境中,与英国的民族性加以比较,与英国的民风民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劣根性通过资本主义的民族性来加以表现和批判,一个地域的落差和一种文化的反差使老派市民的“国民性弱点”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人们眼前。2安分守

11、己,与世无争,大都没有“向上爬”等“非分之想” ,非常知足。他们生活的目的往往不在于要取得没有得到的,而在于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已经取得的。 离婚中的张大哥是一个知足任命,墨守陈规的人,他安于自己的小康生活,远离一切政治是非,在他身上集中了老派市民的本分,知足和庸俗。正像老舍说的:“他骑自行车稳稳地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到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 ”他的婚姻观及人生态度深刻表现出了因循守旧,敷衍妥协、封闭自足的传统文化基因。他小心翼翼尽力维持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社会变,害怕人情变,害怕婚姻变。他的生活理想让人看得十分清楚, “张大哥对儿的

12、希望不大只盼他成为活的下去的,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有家有室的,一个中等人。科长就嫌稍微过了点劲,中学教员又嫌低了一点儿大学不管什么样的大学毕业,而后闹个科员,名利兼收,理想的儿子。做事不要太认真,交际可得广一些,家中有个贤内助最好是个老派家庭的,认识些个字,胖胖的,会生白胖小子。 ”就连他的儿子被陷害抓进监狱,富有社会经验的他除了“狠命的请客”之外毫无办法多少生命的活力、理想的热情、正义的追求都在这敷衍、中庸与“和气”之中消磨殆尽。张大哥的生活理想和处世哲学真实的反映了老派市民安分守己的内心世界,张大哥一生所要实践的神圣使命是做媒人和反对离婚。对张大哥来说, “离婚”意味着一切既成秩序的

13、破坏,而他一生的“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 “凑合”着过日子。张大哥的这一人生哲学的基点是婚嫁观念,体现了传统文化封闭、自足的一面,也体现了对人性摧残的一面,既婚姻家庭稳定的基础是女性的付出,同时,也是对女性的奴役。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一辈子都不变,即使丧失,也要守寡一辈子。然而,小说描写的张大哥自家的经济纷争和危机,张大哥的儿子没有按照“既成秩序”结婚成家,反而被抓进了监狱,对张大哥奉行的“中庸” , “调和”是一种充满幽默的鞭挞。小说描写的他为女儿婚事痛心疾首的悲伤,讽刺了他的人生哲学,揭示了代表民族性的张大哥的“哲学困境” 。老舍描写的张大哥的家庭纷争及其危机蕴含了传统的民族生存方

14、式的危机,同时,也反映出了张大哥的哲学与现代社会变革的尖锐对立,暴露出其狭隘与可悲。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代表。他谨奉“知足保和” ,根据自己几十年生活积累的一成不变的人生经验,总以为在小羊圈胡同中,只要备足三个月的粮食和咸菜,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住大门,就能使自己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平安无事。战争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仿佛是家庭邻里发生的一次纠纷,与自己无关,暴露了“自扫门前雪”的思想。在国难当头之际,这种思想显得太渺小、零散、无力,没有一点民族独立和尊严的味道, “知足保和” ,就真的能保全自己吗?事实并非如此,北平八年沦陷,祁老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不但没有消灾

15、避难,而且全家人经受了战争风雨的洗礼。祁天佑遭受日本人的凌辱,投河自杀,祁瑞丰蜕变、堕落而死,祁瑞全毅然离家参加抗战,祁瑞宣被捕入狱。惊心动魄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打破了祁老人几十年一成不变的平静生活,他的生活经验受到残酷现实的无情挑战,在漫长的战乱与饥荒中,祁老人的存粮只是杯水车薪,眼睁睁的看着曾孙女饿死。血溅家园的残酷现实最终惊醒了祁老人,他悲叹:“白活了七十多岁” 。然而,老舍在篇尾安排了一个微妙细节,显示祁老人的觉醒是有局限的,这一点反映了老舍文化反思的深刻、独到之处:抗战结束之际,祁老人教导重孙小顺子:“只要咱们能活下去,打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使我饿死了,你也要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

16、那个四世同堂的老祖宗。 ”老舍于此揭示了文化痼疾、文化惰性根深蒂固到令人惊悸的地步,却往往在不被觉察的世代承袭中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枷锁。“四世同堂”是旧礼教文化的象征,但是在这个“礼教堡垒”中却发生着新旧文化的冲突、裂变,蕴育着具有反抗精神的新文化萌芽,这种文化矛盾集中体现在祁家的第三代身上。瑞宣是祁老人的长孙,一个处于文化变迁时代的矛盾人物。他接受了近现代的科学教育,受过“五四”洗礼,渴望新文化,同时又深陷“孝悌之道”的纲常伦理中。作为“四世同堂”的当家人,瑞宣维护旧有价值、秩序,因袭着旧文化的沉重包袱。他为人善良、正直、知书达理,有道德操守,可是缺乏勇毅果敢的精神,惯于隐忍、顺从。他是家庭中孝悌的儿孙、理想的丈夫和父亲,却又是一个血与火时代软弱的逃避者。老舍生动的将这个人物形容为“时代是钢铁的,而他自己是块豆腐” 。国家沦陷、民族危亡使瑞宣陷入痛苦的心灵折磨:一方面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日军占领北平是他有如“热锅上的蚂蚁,出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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