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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化自觉与大国文化崛起王岳川 向云驹关于文化崛起对话(之二)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谋求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世界格局出现了全新走势，世界局势更加纷繁复杂，充满挑战，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在新世纪成为最引人瞩目的国际话题之一，也成为民族国家持久发展的新动力，人们更加趋同于这样的共识：越是世界化，越需要民族化；越是经济全球化，越需要文化本土化；越是现代化，越需要多样化；越是科技化，越需要人文化。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就是民族个性的表征，一个人没有文化会轻飘飘，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则会危机四伏，一个民族如果文化沉沦、丧失灵魂深度，其处境将极其危险。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战争早已在各国之间悄
2、然兴起，对此，我们该如何应对？（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争端意在何方？向云驹（中国艺术报社社长）：当今世界，文化问题不仅与经济、政治相交融，文化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生死存亡的必答问卷。2010 年，美国新闻周刊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进行了一次全球网民投票，评选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最具影响力的 12 个文化大国，并选出每个文化国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 20 个文化符号。投票结果显示，文化大国排序美国第一，中国第二，然后是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德国、俄罗斯、西班牙、印度、希腊、韩国等。在文化国家代表性文化符号中，网民选定的中国符号是：汉语、故宫、长城、苏州园林、孔子、道教、孙子兵法
3、、兵马俑、莫高窟、唐帝国、丝绸、瓷器、京剧、少林寺、功夫、西游记、天坛、毛主席、针灸、中国烹饪。在这一当代人的他者中国观中，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是人类史上古老文明之一，也是古老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国文化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语言、古迹、建造、古帝国的辉煌、独特的贡献于古代世界的生活器物、文学、戏曲、当代政治家、饮食和诊病的技艺。文化背后所蕴含的力量开始为各国所重视，争抢文化所有权的争端在世界各地不断上演，对文化权的争夺主要表现为国际争端与国内争吵两种。就以大家都耳闻目睹都很熟悉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吧。目前，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得如火如荼，各国都看到了“非遗”申
4、请成功对本国和当地文化、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利益。最近，韩国的端午祭的“申遗”成功、蒙古国的“马头琴”已单独入遗、越南的铜鼓文化入遗、吉尔吉斯的史诗和阿肯弹唱已入选世界“非遗”名录，这些遗产因为具有跨界性，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在理论上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韩国遗产的内容与形式等方面又近乎无知、盲目激动，由此在国际学术界造成不良影响。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最经典的文明形式之一。中华文明自有甲骨文文字记录、表达、传播以来，便在历史的高端运行，并且酝酿和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文明高峰和文明高潮。但 19 世纪末 20 世纪以来，中华文明在他者眼中的地位似乎处于一个降序状态
5、，尽管中国当前的 GDP 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似乎并未改变文化身份、文化地位下降这一状况，并且连古已有之的文化文明都受到质疑和冲击。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王岳川：云驹兄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感同身受，深有体会。我曾经在日本金泽大学任客座教授两年，近年来又到过世界几十个国家，期间触及和发现了许多中国文化的海外形象与处境问题，和我们在国内所感受的大相径庭。东亚各国对中国 19 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 世纪以降的文化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跟上。一手强一手弱的局面，带来的负面效应肯定很多。不光是韩国申请一个端午祭的问题，连中
6、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象征的“四大发明” ，在国外都受到了质疑。如前所述，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的佛国释迦塔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1966 年 10 月）为据，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 。一些韩国学者撰文，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 706 至 751 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有的韩国学者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那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到了 1978 年，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将这一消息传进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其实，1974 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
7、品梵文陀罗尼咒 （公元 650670 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 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公元 695699 年） ，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如果说，韩国质疑中国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 15 世纪 “创造”的，还有人认为是约翰芒特兰或者劳伦斯克斯特发明了合金活字印刷，也有人认为是约翰福斯特才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在西方学术界的长期争论中，最后形成这样的共识：“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对各个时代的潮流和尝试进行了综合。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将合适的纸张、具有特定的连续性的墨水、合
8、适的印刷机，以及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出上千个字的打字设备组合到了一起。西方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杰作是 15 世纪 50 年代于美因茨出现的。 ”事实上，这种发明比中国活字印刷晚了约四百年，当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所以，又有人辩称“他也可能曾受益于远东的某些思想，那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利用某种活字进行印刷，并且发明了纸、丝绸、火药和瓷器” ，这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什么叫“可能曾受益”？什么是“利用某种活字”？这无异于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取消了毕昇的活字印刷的发明权。甚至有人怀疑毕昇的存在，认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见出土，其记载仅见于沈括梦溪笔谈 ，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这就
9、完全不顾事实了。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 10411048 年）由毕昇发明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述了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及具体工艺过程，是真实可信的。“四大发明”中遭遇挑战的还有“造纸术” 。除了一些 18-19 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 1415 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说法。甚至， “1981 年，印度作者戈索伊（Mrs.Pratibha PrabhkarGosaui）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 （Pulp and Paper Canada） ，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 327 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
10、度人所发明 ”。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 （kakali）字是 7 世纪才出现的，而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另外，前面已经提到，日本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连续通过所谓的考古发掘，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进到了 50 万、60 万、70 万、100 万年。日本人究竟起源于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要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考古发掘就成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专门作假的“神手” 。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到 100 万年？而且近年来扬言要推进 100 万年挖出原始人遗骨？因为他要通过日本历史来改变整个世界历史！他在
11、2000 年的 10 月被媒体揭露曝光，成为震惊考古学界的丑闻。这说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有所抬头，某些人已经在不择手段地粉饰甚至。向云驹：确实，有的国家不惜手段，、粉饰历史，而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但近现代以来，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入，我们对自己的传统却弃如敝屣，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新”事物的追求、对经济利益的过度强调，使我们的文化迷失了方向，被我们自己不重视的东西，反而成为别国、别的民族视若珍宝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端午节，被韩国抢在前面申请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请入遗的越南的铜鼓文化，实际上与中国广西壮族、瑶族等民族的铜鼓相类；蒙古国
12、的“马头琴”已单独入遗，实则我们国家完全可以申请为共有的项目，后来的“长调民歌”即如此；吉尔吉斯的史诗和阿肯弹唱已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我国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史诗则迟迟未进入申请，一开始也未与其进行联合申报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虽然后来有所改变。20 世纪末以来，人类的文化遗产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全球化使人类观察文化有了一个全人类的高度和全世界的广度，这种新的文化观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创造和伟大遗产都成为人类共有共享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打破了文化形态的隔阂，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记忆遗产、景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遗产、农业遗产、工业遗产等等全都成为不可忽视的人类遗产的组成和不同
13、的形态。在这样的时代，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度观照自己的文化经典和民间文化遗产才能真正把握其精要，形成深刻的文化自觉；以他者的广阔视野比较和发现发达社会异域文化的精彩呈现，才能从中获得文化发展的趋向与规律的启迪。在全球性的文化视野中，各国文化的发展必须求诸己身。王岳川：对，在全球化语境中，各国文化的发展必须求诸己身，这也正是各国近年来文化争端频出的重要原因。各近年来，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 ，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还要改书法、书道为韩国的书艺。其中高丽纸与书法问题是我亲眼目睹
14、亲身经历，每每想起都让我感到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巨大压力。2005 年， 10 月 2 日，在我赴韩国参加 “国际书艺学术大会” ，我翻阅了中韩日三国专家论文集，令我大吃一惊。韩国全州历史博物馆馆长李东熙教授的文章韩国书画用纸的来历、韩国造纸术的发展及其书画纸的特征中第十九页赫然写道：“晋代的王羲之兰亭序写到蚕茧纸上的纸，据说是高丽纸” 。这是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他就不用“据说”了。在第二十二页，他大胆地说“王羲之所用的纸和中国人喜欢的高丽纸，均为经过加工、适宜书画的韩国高丽纸”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知道， 兰亭序是王羲之写于公元 353年，是他五十岁时创作的一幅精品。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的
15、兰亭序 ，并且为王羲之翻案，把他尊为书圣，将兰亭序列为天下第一行书，还让冯承素双钩廓墨成了兰亭序神农本摹本。我在故宫博物院看到过神龙本兰亭序 。我也仔细看过兰亭序的用纸是蚕茧纸，当然不是韩国人用的高丽纸！于是，我向李东熙提出了质问：“第一，请你出示你认为王羲之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证据。 ”我请他出示原文。他说，我不能出示原文，因为没有原文。我感到简直不可思议，就批评说：“在中国做学问的方法叫做“二重证据法” ，提出者是王国维。还有“三重证据法” ，提出者是饶宗颐。三重证据法指的是二重证据法加上甲骨文。就是地下出土之文物，加上地上之文献资料。这是我们做学问的最可靠的基础。你提不出来任何证据，
16、将莫须有的东西随口说成实际的东西，这不是做学问的道理，是非常卑劣的做法。第二，从历史来看，韩国的纸是中国输入的。而公元 105 年蔡伦造纸。公元四世纪中后期才传到韩国。而王羲之生于 303 年，死于 361 年，活了 59 岁。在中国纸刚刚输入韩国，王羲之已经去世了。这个时候韩国就出现了比中国纸还要好的纸，而且让书圣王羲之作为创作用纸，完全是天方夜谭，无中生有！绝无可能！第三，王羲之老家在临沂，后来因为战争南渡到了浙江绍兴。如果韩国纸张要经过东北、华北、中原传入浙江绍兴，完全违背历史。第四，韩国人说王羲之用的是高丽纸，完全是异想天开。韩国的高丽纸在宋代才有一份关于高丽纸的记录，到了明朝高丽纸才多了起来。事实上，高丽纸进入中国并用于书画，是宋明的事情。如果这次国际会议上我部队韩国全州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李东熙教授的谬说加以批驳，那么韩国媒体就会说中、日、韩三国已经达成共识：王羲之的书法就是高丽纸作的。如果对某些备有用心的人任意篡改中国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