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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十七年时期政治抒情诗的文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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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十七年时期政治抒情诗的文学特色——以郭小川和贺敬之为例10041218 姚芳琴摘要: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现象, “十七年‘ 诗歌无疑与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治抒情诗,具有独特的 审美价值和文学特色,推动了诗歌民族风格的丰富和发展而郭小川和贺敬之作为政治抒情诗的代表,他 们的诗歌以深重的 历史感和民族化、群众化的风格逐渐走向成熟关键词:十七年时期,政治抒情 诗, 审美价值,当代意义建国后的十七年(即 1949年至 1966年)诗歌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蓬勃发展纵观十七年诗歌,其主流是健康向上的,感情是真挚深沉的,个性是鲜明突出的,政治抒情诗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诗歌主流,诗歌创作有政治内容并不一定必然会损害艺术个性,虽然被动听命于政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期的政治抒情诗亦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成就,这一点需要我们肯定下面我就来谈谈她的独特文学性体现在哪些方面一、 内容上的体现(一)颂歌式的政治抒情诗颂歌式的政治抒情诗创作是从建国前开始的在 1940年代的延安和各解放区,由于政治生活的明朗和诗人情绪的高涨,出现了一批歌颂新生活、新政策、革命领袖的诗篇,如田间、艾青、柯仲平等人的诗作,它们可谓是颂歌式政治抒情诗的源头。

1950 年初期,郭沫若、何其芳、臧克家、公刘等诗人继承解放区诗歌传统,写出的《新华颂》 、 《歌唱祖国》等歌颂新生的共和国新的社会制度、你生活的诗篇,可谓是最早的一批颂歌式政治抒情诗当时的情景,诚如艾青在《中国新诗六十年》中所说:“我们告别了苦难的岁月我们走上了新的路程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过去唱着悲愤与抗议的诗人们,迸发出了新的热情,歌颂新的国家,新的生活,歌颂新的人民 ”[1](二)政论式“政治抒情诗”1955年郭小川《致青年公民》和 1956年贺敬之《放声歌唱》的发表,标志着政论式政治抒情诗开始取代颂歌式政治抒情诗,成为其后一个时期的主流现象政论式政治抒情诗要比颂歌式政治抒情诗主题庞大,内蕴丰富,结构宏伟尽管不乏歌颂类内容,主题性质上也倾向歌颂,但显然超出了单纯的歌颂,被赋予了鲜明的现实政治意义和丰富的哲理内涵《致青年公民》是郭小川第一首有影响的“政治抒情诗” ,有着鲜明的时效性和政治性《放声歌唱》这首诗中,贺敬之让感情的翅膀载起政治的语言,化抽象的概念为生动的艺术形象,以长卷的形式,在历史和现实交错的繁复画面中展开诗续,将政治议论高度抒情化二、艺术与审美价值体现(一)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十七年”政治抒情诗既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又吸收了民歌和外来诗歌的有益形式,并通过诗人的改革创新,为我国诗歌民族风格的形成积累了比较成功的经验。

例如,郭小川在诗歌创作内容上苦心孤诣,在诗体探索上永不止步他认真研读外国诗歌,并从中国古典诗歌辞赋的艺术表现和形式中汲取养分,为创造适合当代话语的富于表现力的现代诗歌形式,进行了试验和创新他凭借自己的艺术功底和胆量,开创了两种新诗体—“长短句体”和“新辞赋体” 另外,贺敬之对于诗歌的贡献在于对外来诗歌的创造与运用上他用“楼梯式”写成的《放声歌唱》 、 《十年颂歌》 、 《雷锋之歌》是在改造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创造的“阶梯式”诗歌排列形式,吸收中国古代格律诗顿数和押韵的规律及对仗工整的特点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成功作品改造后的诗体,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民族气派,增强了抒情性二)乐观主义革命精神的体现乐观主义、进取精神在政治抒情诗中,以一种生动而纯净的形式,鲜明而集中地呈现出来,富有感染力和推动力例如,在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中有所体现诗人采用充满革命激情而又富于鼓动性的语言,向人们揭示时代生活的真谛,召唤和鼓励青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敢于“向困难进军” ,勇于“投入火热的斗争” 全诗在用辨证而富有诗意的语言,说明和平时期困难的性质和它具有的双重性之后,在结尾直抒胸臆:“让我们/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不仅用言语/而且用行动/说明我们是真正的公民!”诗句响彻着时代的声音,体现着时代的精神。

三)把握、倾注时代情感郭小川,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把握住了时代的情感这种时代情感在他们身上最主要的表现为时代的自信和自豪感他们与时代是统一的,他们的感情与时代跳动在同一个节拍上,在他们的诗中从不缺少“我”———这个抒情主体诗中的“我”是诗人真实的自己,有着诗人的个性,独特的经历,独特的生活感受,以及真诚的情感正是他们的诗歌有真性情,真感情,才能感动自己,同时感动别人四)艺术和结构特色政治抒情诗在诗体形态上,表现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政论式的观念叙说的结合,通常采用大量的排比句式对所要表现的观念和情感进行渲染、铺陈讲求节奏分明、声韵铿锵经常使用马雅科夫斯基的阶梯式的组织方式,并不断融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对偶、排比方法,以加强形式感例如, 《回延安》是贺敬之抒情短诗的代表作诗人是在革命圣地——延安的革命氛围的熏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阔别十年后重返延安,激动的感情难以抑制正是在这种心境和情感状态下诗人大量地运用比兴、夸张、对偶,排比等修辞技巧和手法,采用信天游的民歌形式,淋漓尽致地抒写了对延安的无限深情和怀念诗篇始终贯穿了诗人对延安的热烈深切的情感,真挚动人诗中流淌着浓郁的陕北地方色彩三、 存在意义与当代价值(一)满足了当时社会的迫切要求在《美学论集》中说:“亿万人民改造世界的雄伟实践,为先进事业奋勇献身的英雄人物的高尚的思想、顽强的意志、丰富的情感、健壮的体魄,成为社会美的主要表现。

”[2]这种社会美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学艺术的审美要求和审美特性热情澎湃、昂扬向上、积极乐观、催人奋进的政治抒情诗,正是那个时代广大读者所欣赏、所喜爱的,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凝聚人心,鼓舞精神的巨大力量二)对当今社会的价值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人们的作品,无不饱含着一种壮阔的爱国情怀,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能给人一种血涌情起的感染就内容而言,他们的很多诗篇,今天仍能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引导他们不仅以诗歌来激发大众的政治热情、优化大众的精神境界,更以其对国家前途、人生命运的深刻剖解,来凝练民族大爱、构建生命框架的精神脊梁总而言之, “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不仅反映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展现的以爱国、敬业、求实、乐观等民族精神;又对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进行了创造性的吸收,进一步推动了诗歌民族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以郭小川、贺敬之为代表的“十七年”政治抒情诗人,在中国现代诗歌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探索上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参考文献:[1] 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J].文艺研究,1980 年,(5).[2], 《美学论集》[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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