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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走出去”的国家风险与应对措施李福胜一、 “走出去”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一大趋势伴随我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资本积累增加，我国的本土资本也在寻求海外有市场、技术、资源优势的土壤，中国企业集团的跨国经营已成为一种趋势。在宏观政策层面，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海外建厂设点，开拓国际资源和市场，寻找拉动过剩劳动力就业的新领域。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统计，2004 年我国各类企业的对外投资已达 360 亿美元，我国商务部和国家统计局也正式发布了200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2005 年，我国企业的“走出去” 步伐进一步加快，全年对外直接投资（FDI，非金融类）总额
2、69.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8%；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和新签合同金额分别为217.6 亿美元和 296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24.6%和 24.2%；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和新签合同金额 48 亿美元和 42.5 亿美元。截至 2005 年底，我境外企业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517 亿美元，累计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358 亿美元。市场分布从过去主要集中在港澳、北美、中东等少数地区扩展到非洲、拉美、东欧、俄罗斯以及亚洲等 160 个国家和地区。在方式上也日益多样，包括境外工程承包、资源开发投资、特许经营、全散装件（CKD）和半散装件（SKD ）、设 立技术研发中心和销售中心、为规
3、避贸易壁2垒和分散经营风险的各种策略（如离岸注册等）、跨国并购等等。“走出去” 既是 贯彻中央的大 战略，也是企 业自身利用国际市场、资源以及多样化经营贴近资源和客户、分散风险的需要。企业“ 走出去” 可以提升国家的 产业结构、 稳定国家的经济发展、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其经济和社会效应都十分明显。二、境外经营活动面临东道国的国家风险走出国门承包工程、进行劳务合作、开展海外投资，要面对国际经济活动中客观存在的各种风险。其中，国家风险是经常被忽视的,然而国家风险管理却越来越显重要,“走出去” 中遇到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问题也比比皆是。2004 年 4 月，8 名中国工人在伊拉克
4、遭绑架；2006 年 2 月，3 名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遇袭身亡。据统计，2005 年是中国外交部发布出国特别提醒数量最多、频率最高的一年。在外交部网站上有百条出国特别提醒，绑架、恐怖袭击、抢劫、政变、动乱、灾害，甚至劳务纠纷、非法移民、留学等不一而足。国家风险涉及一国的政治、社会、法律、宗教、经济、金融、外债等多个层面，表现为战争、恐怖行为、内乱、政变、冲突、人畜疫病流行、地震及其他自然灾害等;对国际商业活动也可能采取罚没、收归国有、禁止出入境、废除债务、毁约或强行终止合同等。国家风险可以相互影响，如政治与经济关联，形成连锁风险3反应，扩展成为综合的国家风险。又由于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
5、济联系，国家风险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在国际间相互传染，形成各国所在的地区风险（如拉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甚至全球风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关于国际贸易和信贷的“ 君子协定”中就 给出了国家 风险概念和含 义的解释。它认为，国家风险包含五个基本要素：由债务人的政府或政府机构发出的停止付款的命令、政治经济事件引起的贷款被制止转移或延迟转移、法律导致的资金不能兑换成为国际通用货币或兑换后不足以达到还款日应该有的金额、任何其他来自外国政府的阻止还款措施、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包括战争和内 战、没收、革命、骚乱、民变、飓风、洪水、地震、火山喷发、海啸以及核事故）。1991
6、年“海湾 战争”以后，1996 年 12 月启 动的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 划成为伊拉克与外界开展 经贸 往来的惟一合法渠道。我国对伊年出口额最高达 4 亿美元，年度进口额最高达 6.5 亿美元（2000 年）。但由于伊拉克多年战乱，导致我国对伊贸易应收账款问题突出。据报道，自 1986 年中伊两国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以来，伊拉克方面对中国的贸易和工程承包欠款超过 13 亿美元。伊拉克战争开战之前，我国企业在伊拉克的工程承包和供货合同金额达到 27 亿美元（基本是电站设备和工程）。伊拉克战争可能给中国企业带来的经济损失达 44.74 亿美元。突发事件引致的国家风险也屡见不鲜，特别是在“911”
7、 之后。4例如 2004 年 3 月 11 日清晨 7 点 50 分，西班牙遭遇严重的恐怖袭击，首都马德里发生多起爆炸，导致 200 多人死亡、1000 多人受伤。西班牙爆炸引致欧洲证券市场的大幅下挫，许多投资人开始大量转移资产。三、实施跨国经营，要善于识别和规避国家风险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 ”的规模日益扩大，投 资方式已从相对简单的加工贸易向资源开发、兼并与收购等发展， “走出去” 的目的地也从传统的东南亚、香港、北美向非洲、拉美、中亚、俄罗斯等地区转移。这实际也意味着,国家风险也从相对较低、较为熟悉的地区向国家风险相对较高、较为陌生的地区转移。2005 年，我国对大洋洲、非洲和亚洲的股本投
8、资增加一倍以上,特别是在能源开发领域，我国的对外投资几乎都集中在国家风险最高的非洲、拉美、中东和中亚。以对外工程承包为例，2005 年我国企业在亚洲和非洲市场上完成的营业额之和占全部海外市场的 70左右。而在资源开发领域，虽然周边国家是相对传统的市场，但从长远看，还有待于加强与中东、非洲等资源丰富且友好国家的合作。既然我们不得不面对国家风险，学会分析、识别和管理国家风险就非常必要。通过分析、评估、监控国家风险，可以防范和化解国家风险，避免因为国家风险导致的损失。第一，要充分提高对国家风险的认识并建立国家风险管理制度。5国家风险是客观存在，开展国际业务必然会遇到国家风险，尽管其风险有高低之分。但
9、若没有国家风险意识，不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就可能因为遭遇国家风险而造成财产、经济损失，甚至人员伤亡。因此，要将国家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在国家风险管理体系中，对国家风险分析、评估、报告与评级是其重要的内容和环节。从评估主体看，国家风险评估可分为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内部评估是按照业务涉及的国别范围，对全部或部分他国的评估。内部评估非常重要。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人们普遍认识到自己评估会更有利，而不是直接使用别人的评估和评级。第二，建立风险管理模型，分析、评估国家风险的总量和结构。如前所述,OECD 给出的国家风险包含了五个基本要素,故在进行国家风险分析时，传统方法一般归纳为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金
10、融风险三部分。但现代分析方法中除了注重政治、经济、金融风险，还强调非传统风险。如国际国内恐怖主义、宗教与资源冲突、动植物疫病（SARS、疯牛病、禽流感、口蹄疫、艾滋病等）、民族冲突、生物侵害、生化病毒与武器（炭疽病、核武器、核事故等）、自然灾害、人类公害、生产安全、突发事件等。对这些国家风险的构成因素,必须形成总量和结构评估的模型来管理。第三，理性地进行产品定价、获得预先的风险补偿准备。既然国际业务难以回避国家风险，获取风险补偿就不可缺少,否6则风险发生时会造成惨重损失。如果预先提取了风险补偿准备金，就可能降低损失程度甚至全部补偿了损失。具体而言，风险补偿是通过产品风险定价来实现的。在信贷行为
11、中，贷款利率也应包含国家风险补偿的部分。如果不预先获得风险准备，一旦发生实际的国家风险，交易损失可想而知。在风险被低估时，可能连本金也要部分或全部损失,这就是国际交易和跨国信贷、投资的风险。在“ 国家和主权信用 风险的最低费率” 之上， 贷款银行应该为国家和主权信用风险收取风险补偿费率，无论买方或借款人是私人机构还是公共机构。为此，可对业务所涉及的国家进行风险分类，在分类基础上再制定收费标准，这也是所谓的定价机制。比如，OECD 就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按照风险的大小分为八类（07），相应制定并公布了各类国家的最低风险费率，供贸易商和贷款银行参考。在风险防范上，尝试设立国家风险限额和国别限制，逐步
12、做到强制性的国别限制和国家限额,加强还款保证和保险措施。在计提风险准备金时，对风险准备进行结构划分，使风险准备更加准确，其中可以测算针对国家风险的计提准备。第四，实行多样化的信贷与投资政策以更好地分散风险。业务多样化（包括行业多样化和地区/国别多样化）可以分散并降低单个业务风险形成的总体风险水平。J.马杜拉（Jeff Madura）认为 ，在国 际投资中，国际多样化的关键是选择好海外7项目，它们之间不能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运作上，不同的国际项目不应在同时出现失利。例如，如果跨国公司在亚洲几个国家都有投资而不是只在印度尼西亚有投资，那么遇到亚洲金融危机时，其损失会比较小，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中印尼的
13、经济衰退最严重。事实上，还有若干没有受到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国家，如中国。当然,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的限制是投资产业和投资规模，有限的投资资金不能无限分散，否则会导致管理成本过高，或失去投资的产业机会。在实行国别多样化的信贷和投资政策的同时，还要考虑行业多样化。与国别多样化比较而言，进行行业多样化决策更难些。因为过于分散的投资虽然降低了风险，投资收益也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进行多项目分散投资是多国公司（MNC）获得全球利润的十分重要的战略措施。多国公司可以选择在国内进行分散投资，也就是在不同的城市设置生产线（这样做就不是多国公司），也可以选择在国外分散设置项目。第五，制定国家风险管理的国别
14、政策国家限制和限额。在国家风险管理中，国别报告与信用评级表给出的信贷政策建议最终应被管理层转化为国别信贷政策。而在国别信贷政策中，国家限制（country limits）和国家（信用）限额（country ceiling、 credit line、 credit ceiling，也叫信用额 度）又是政策的具体体现。国家限制是指对不同的国家进行分类，指定可以给予信用和进行贸易投资活动的国家名单,指定禁止给予信用和开展贸易投资的8国家名单。对可以给予信用、开展贸易及投资（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国家还要进行必要的分类，提出相应的保障要求（包括贸易中的商品定价、银行业中的贷款定价、计提准备金标
15、准和风险的保险要求等）。是否给予信贷以及给予信贷时的信贷条件，是国家限制的核心。国家限额则是对可以给予信用、开展贸易投资的国家设定的最高额度。良好而完整的国家风险管理体系必定包括有国家限制和各个国家的信用限额。广义的国家限额就不同的国际业务方式而言，包括在一定时限内在贸易业务中给予的赊账和分期付款的额度，银行等贷款机构给予该国政府和企业的贷款、信用证、承诺、担保等的额度，保险公司给予的还款担保和保险额度，投资人在该国的投资额度（capital rationing）。这些信用额度可能是给予政府的，也可能是给予这个国家的企业的；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全部的国家限额确实要包括主权信用和非主权
16、（企业、居民等）信用的限额，只有这样才能覆盖住所有可能的国家风险。限额的设置要看自己的风险政策、资本金、内外监管规定，重要的当然是东道国的风险水平和信用程度。不过国家限制相对于限额来说要容易设立些。比如，与自己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或正在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可认定是限制贷款国家；经常违约或长期拖欠的国家也可纳入黑名单加以限制。在实际操作上，可以规定拖欠国家旧债不还新贷不给之类的信贷政策。第六，投保国家风险保险。9国家风险的保险和担保是防范和化解贸易、信贷、投资中的国家风险的最常见也较为有效的工具。投保人通过将自己的潜在利润的一部分让渡给承保人，把潜在的风险也一并转让给承保人。承保人（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政治风险保险公司以及类似的担保公司等）还可以进一步按照自己的风险管理政策进行国家风险管理，对风险进行分保和再保险（同时也是对利益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这种对国家政治风险进行保险、分保、再保险及担保的措施，在国家风险管理中极其常见。而且，对国家风险的保险和担保由于涉及全球政治经济风险，又由于国家风险敞口往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