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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0 年代合肥二轮窑劳改纪事1972 年 2 月 10 日凌晨，寒风瑟瑟。蚌埠市看守所数十名“已决犯” （即已宣判后的犯人）被一一点名到大门旁的院内集中，我也是其中一员。被长期监禁的人都极为敏感，当即便预测到即将要押解远行了。果然，当带队干部宣布“注意事项”后，便开始发放大饼作为路上干粮，有的人?l 给 2 个，有的人发给 5 个。据传闻发给 2 个者去合肥第二轮窑厂（简称“二轮窑” ） ，发给 5 个者则远去白湖农场。我领到 2 个饼，当在去省城之列，为此，我暗自庆幸。 当年合蚌公路上车少人稀，我乘坐的大客车飞也似地抵达合肥地界，穿过市中心，经南七里站，继续南行，一路颠簸，终于停在诸多高
2、耸的烟囱下，不用问，这肯定就是“二轮窑”了。此时我才知道，这里除了烧制砖瓦外，还有几座大型金工车间，对外名称是“合肥柴油机厂” 。我意外地分配到金工车间（即“金工一队” ） ，我再次为自己庆幸。 更为幸运的是，我的具体工作是操作滚齿机，专制各种型号的齿轮，按固定公式计算，对好刀具，它便自动切屑，自动停机，操作者只须照看一下即可。工作非常惬意，且工作环境清爽，窗明几净。面对此情此景，我暗中自嘲：未料我想拥有一份舒适工作的凡人夙愿，竟然在狱中得以实现！ 我的师傅是一位 40 岁左右的程姓犯人，他是因性侵男性入狱的。我从内心很难以接受这样的安排，但当我得知当初干部之所以将我分配与程共事，是认为我属政
3、治犯，不可能与程某有共同语言，不会出问题。干部这样考虑似乎有一定道理，也可视为对我这个政治犯品德的认可，为此得到这份舒适而有技术的工作，何乐而不为？所幸这位程师傅似乎已经洗心革面，同时他也知道我的案由，与我谈话客气，举止极有分寸，两年师徒，相安无事。他原在皖南某地从事机械操作，技艺精湛，而我根本就未见过什么滚齿机。他教我从头学起，毫无保留地将技术传授于我，使我很快掌握了要领，并可单独操作了。 程师傅刑期不长，不久便刑满回家了。我凭借熟练的滚齿技术，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劳动，直至平反。想我这文弱身躯，能在这“风不打头，雨不打脸” （淮北俚语）的位置上轻松服役，实为不幸中之大幸，据此，也才可能有闲暇和
4、精力记下这篇文字。 特殊“逃犯” 只有铤而走险，越狱逃跑者，恐怕不会有监外人“逃”入监内的奇事吧？我在“二轮窑” ，还真的碰到这么个蹊跷事。 那是一个极为平常的日子，监内十分安静。突然，许多干部匆匆进入监区（监区与生产、办公区仅一墙之隔） ，干部单独进入监区为常态，而如此大规模地到来则极不寻常了肯定发生了大事，不然气氛不会如此紧张！ 事后方知，原来砖瓦队某个犯人失踪了！几年来，这里越狱事件也曾有几起。但一般都是低调处理，这次之所以如此动作，原因在于该人是从出监队逃走的！所谓出监队，就是把即将满期（一般只差月余）的犯人集中，单独成立一个队，住到监外，让他们在这最后几十天的刑期中，享受自由，放松情
5、绪，使其适应今后的社会生活。在那个年代，这不失是一个难得的、人性化的政策，对即将刑满的犯人而言，这无疑是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而该人自由就在眼前，为何要做逃跑蠢事？令人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干部当即派人四处追捕，均无踪影。 第二天，逃犯终于落网。令人诧异的是，他哪儿也未去，就躲在监狱大院的下水涵洞里。这简直不可思议！干部询问他为何藏身此地，他更是语出惊人“我就不出去，我就要在劳改队！”狱中人谁不渴望自由，谁不想与亲人早日团聚？而眼前这个怪人，给他自由他不要，却自愿“终身监禁”！包括干部在内，围观者无不对此人精神状况产生怀疑。 然而，该人一切正常。待他冷静下来，一位干部心平气和地问他究竟为什么不愿回家
6、，他只回答十个字：“农村生活苦，这里生活好” ，干部闻之，顿时语塞。 那年头农村生活状况尽人皆知，心照不宣，但对于“这里（劳改队）生活好”的说法，局外人确实难以信服，甚至会有“污蔑大好形势”之嫌。但事实胜于雄辩，监房门旁那些倒满剩菜剩饭的泔水桶，便是对这一质疑最为形象的回答。我当年的粮食定量是 36 斤，砖瓦队达 40 余斤，这是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当囚粮高于口粮，当自由与温饱不可兼得时，遵循民以食为天之古训，自由反而是次要的了。而在场干部之所以无言以对，既是对这句大实话的默认，也是对这位口出狂言者的宽容，再说该人并未逃跑，权当“误会” ，批评一番，不予追究。 不过，那时的安置政策原则上是“哪
7、里来哪里去” ，对农村人口尤其严格，这位有趣的狱友尽管经过这番闹腾，最终还是未能实现他的“留厂梦” 。 戏外闹剧 早在 1970 年代，二轮窑劳改队便有排演春节文艺晚会的惯例，每当年终将至，厂方便从各个中队抽调深谙文艺的犯人，全脱产编排节目。这里文艺人才甚多，其中有某黄梅剧团导演王某，某文化馆编剧贾某；既有音乐学院的高才生，也有合肥得过奖的笛子演奏员刘某及安庆某剧团首席二胡余某而总负责则是一位张姓干部，据说他原在国家级的某文艺团体工作，由于种种原因屈居于此。这位张干事待人和善，某个除夕夜，在正式演出前的小会上，他深情地说：“你们大家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来到这里，大年夜不能与家人团聚，我以个人名义
8、向大家表示问候”一席话说得众人为之动容。张干事毕竟是位专业文艺工作者，尽管当年能演的节目甚少，但他想方设法，将一些老生常谈的节目加以改编，将革命歌曲由不同乐器变奏，使之成为旋律柔和的轻音乐，另有自编的快板、相声、二胡、笛子独奏、折子戏一台春晚搞得精彩纷呈，博得大家的掌声雷动，以至周边群众都知道二轮窑节目好看，每年春晚，干部、工人家属都前来观看，座无虚席。 然而，演出过程中也曾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某年春晚，有一个节目叫满怀豪情回海港 ，即现代京剧海港唱段，由一位老年犯人上台清唱，此人大约是老京剧票友，唱腔洪亮，咬词清楚，且原汁原味，博得满堂彩，一再谢幕，却欲罢不能！正当大家兴高采烈之际，突然台下传
9、来一声吼叫“不准唱！滚下去！” ，演唱戛然而止，全场哗然。可怜这位票友大惊失色，慌忙下台。 这声吼叫源自一位五大三粗的高姓干部，此刻正在台下振振有词的演说，我也只隐约听到其演说中有什么“丑化样板戏”之类的内容。我很奇怪，所有春晚节目都是由张干事亲自指导，上级审批的，纵然节目中有政治问题，彩排时为何不及时提出，偏要在正式演出中“现场批判”？而且是在大年夜，在干部、工人及其家属欢乐祥和之时，如此捣场，实在不近情理！遇此搅局，那年的春晚自然不欢而散。 夜半哭声 金工一队犯人张某，年逾花甲。该人有私塾功底，写得一笔好字，但这笔好字却经常以“小报告”的形式出现在管教干部的办公桌上，其内容无非都是些捕风捉
10、影的琐事组成的材料，而这些材料则成为每周例会上干部（王指导员）训示的参考内容，但也仅是参考而已，不予追究。张某却为此而飘飘然。鉴于年迈，张某的工作只是打扫监房周边卫生，一有闲空，他便笔耕不止， “小报告”常为干部采用。 某个隆冬深夜，安静的监房突然传来张某的哭声，原来他的棉鞋不见了！一双旧棉鞋丢失算了，何必如上悲痛？是的，这对普通公民而言确为小事一桩，但在物资奇缺的狱中，想要及时添置新鞋绝非易事，此类特殊情况是允许向家中求援的，但因张某犯罪性质极为恶劣（性侵多名幼童） ，家中早已与他断绝来往，万般无奈，张某只好穿着单薄的解放鞋熬过漫长的寒冬 棉鞋失踪，不足立案，干部也只是“指空买空”一阵了事，
11、也确实没有追查的必要。但众犯心中有数，此鞋绝非强盗，而是被扔。直至我平反出狱，此案一直未破，但有一点可以断定作案者必是被张某“小报告”中伤者，此为以牙还牙、冤冤相报而已。 当年我也曾为张某棉鞋被扔而幸灾乐祸，但今天想来，张某用“小报告”暗箭伤人固然可恶，但他毕竟是个六旬老人了，从人道着眼， “寒夜扔鞋”的恶作剧似乎有些过分了。 悲凉一见 接见是劳改队的专用语，即犯人与亲属相见。接见，也是每个囚犯所朝思暮想的良辰，因为在这极其有限的时间内，可与家人作近距离的团聚。当然，按监狱规定接见总会有“第三者” （干部）在场，不可能畅所欲言，对于相互间最为关心的真情实况，或欲言即止，或言不由衷，作戏而已。尽
12、管如此，这短暂的相见仍是狱中人所最为珍惜的， “此时无声胜有声” ，亲属与囚犯之间的“难言之隐”全凭心领神会，接见场面大体如此，也只能如此了。 某个严冬，雪花飘飘。我正在监房内看书。突然有人隔窗呼喊我的名字，敏感的囚徒们都很明白，这是我家有人来接见了！我立即冒雪跑了出去，见传达室里坐着我的姐夫和从四川重庆赶来的外甥女，我一见年近六旬的姐夫（我一直称之为大哥）身边放着拐杖，十分苍老，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不只是为他的高血压、心脏病而动容，更为他当年承受的政治压力而担忧他是蚌埠某学校教师，民盟盟员，解放前就读于重庆警校，1957 年被划为“中右” ，这样的身份追赶到监狱探望我这个在押“现形反革命”
13、，他要承受何等的压力，何等的风险，又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毅力！而我那外甥女，从小跟随重庆姑妈生活，与我有20 年未见了，我激动不已，忙走上前去。未想到刚讲几句话，就听有人大喝一声：“取消接见！回去！”原来是一位彪形大汉在吼，此人姓高，就是前述曾在春晚上喝令“不准唱，滚下去！”的那个人。也该我倒霉，偏偏碰到他临时值班，他之所以如此大怒，仅仅是因为我一时情绪冲动，忘了喊“报告” 。其实类似情况在接见中时有发生，一般干部也多特宽容态度，批评几句，接见继续；而这位高某，既能“捣场”春晚，便不能奢求他会对我这个在押犯有缓和的余地。又考虑大哥的背景，绝不可将此事闹大，以免节外生枝。于是我强压怒火，未与之争
14、辩，只对大哥平淡地说：“天不早了，你们回去吧！”便转身走了。 我在监区大门前猛一回头，只见我那可敬的兄长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拉着女儿，一老一小，步履蹒跚，渐渐消失在风雪弥漫处 从相见到再见，前后不到 4 分钟，可谓最短促的接见，但在我心中留下的伤痛却是久远的、终身的 狱中之狱 “狱中狱” ，顾名思义即监狱中的监狱，此狱极小，就设在监房之中，小监狱起因源自“小报告” 。 “小报告” ，即某些犯人暗中向干部呈交的奏本，反映犯人最新动向，供干部参考。这本来也属正常，但当“小报告”附有立功表?F 的私欲时， “小报告”便化为对人恶意中伤的暗箭。而王指导员对其内容真伪心知肚明，故只在周末例会上不点名地批评
15、一番，哪讲哪了。 后来，这位较为温和的王指导员突然调走了，继任者个性强硬，且突出政治。对于“小报告”尤其重视，篇篇过目，一时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一天，这位继任者突发惊人之举宣布对 4 名犯人“隔离审查” 。他命人腾空一个监房，将 4 名“嫌犯”集中在内，吃喝拉撒均由“犯人中的积极分子监理，据说即将挖出一个“反革命集团”！ 此等“狱中狱”竟然出现在监狱内部，实属罕见，正如鸟笼外再罩一个鸟笼，对鸟而言，毫无意义，因为自由反正早就失去了。 时至“文革”尾声，春光初现， “狱中狱”日渐难以为继，骑虎难下，加之当年各地农村旱涝灾害频发，柴油机供不应求，而生产柴油机主要部件的金工车间却抽调十几名熟练
16、技工去办“狱中狱” ，此事终于得到有关上级领导的过问， “狱中狱”随即撤销，不了了之。 上述那位奉调离任的王指导员，曾在一次中队会上当众说：“我们不是审判机关，我们只是执行单位，主要任务是教育你们安心改造，回归社会”此话极为在理，而设置“狱中狱”显然超越了权限，至于犯人参与“办案” ，更是荒唐之极。 贵人相助 陈先生，上海人，年逾半百，早年来到二轮窑，刑满多年，按当年政策，不准回沪，留厂就业。他在金工车间中的一个小仓库工作，吃住均在仓库内，距作的机床很近，经常见面，逐渐熟悉。我常到他那小仓库内做客谈心，十分投缘，遂成忘年交。 陈先生是留厂职工，或称就业人员，但无论怎样称呼，世俗之见仍是“前劳改” 。在二轮窑，此类人员不少，其中上海人居多，他们多为单身，收入低微，至于住处，更为简陋，其中还有人住在窑厂南部的狗场。所谓狗场，即曾经喂养过警犬的地方，而今狼狗已迁走，狗舍经稍加改建，便供职工居住，但仍习惯沿用狗场旧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