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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反思摘 要：通过回顾两个世纪以来世界比较文学经历的三次危机， “窄化” 、 “泛化” 、 “浅化”三种对“比较文学”的错误理解是导致该学科命运重大转折的根本原因。 “窄化”体现在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可比性的过紧限制和狭义理解上；“泛化”体现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的进攻以及对“比较”方法论的妥协性放弃上；“浅化”体现在“X+Y”式浅层比附、话语独白，以及缺乏对“世界文学”在新语境下作为学科理想和研究方法论的双重认识上。 关键词：比较文学危机；“窄化” ；“泛化” ；“浅化”作者简介：卢 婕，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2
2、25） 引 言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到学界承认已有两个世纪的历史。从第一阶段法国学派基于实证研究范式的影响研究，到第二阶段美国学派对跨国与跨学科文学的平行研究，再到目前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对跨文明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变异研究和总体研究，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几经沉浮。然而，每当这门学科被各种危机逼入死角，它就积极地自我诊断，为自己开出治病药方。总的说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遇到过三次大的危机，包括由克鲁齐（Croce）对该学科的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的指责而引发的第一次危机、由对比较范围过度限制和过分强调“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引发的第二次危机以及由目前的文化转向和泛文化研究引发的第三次危机。为了应对第一次
3、危机，法国学派对该学科的研究对象加以严格限制，但却因此使其陷入“一潭死水”的第二次危机中。然后，为了解决以法国学派压抑和狭隘的学科格局为特征的第二次危机，美国学派提出对没有实际关系的文学进行平行研究，打破了原来法国学派画地为牢的人为设限。但是，众所周知的是世间没有什么处方可以永保安康，也无包治百病的灵药。虽然美国的解药成功地缓解了该学科的一时之疾，但是，它也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引发了新的隐疾。虽然，必须承认，在韦勒克（Ren Wellek）诊断出该学科“旷日持久的危机症状”1 之后，他在 1958 年比较文学的危机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
4、e）中所开出的解药“文学性”的确将这门学科从第二次危机中拯救出来，使比较文学研究不久恢复健康并砸断“关系”这个脚镣手铐而发现一片更自由且生机盎然的处女地。然而，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肆意发展之后，这个曾一度恢复健康的学科变得臃肿不堪，甚至因超出其学科框架而导致了第三次危机：一次由学科范围过大和规范过于松弛而引发的危机。事实上，目前的第三次危机来势汹汹，其威胁丝毫不亚于之前的两次危机。该学科的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这次危机：1984 年，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提出比较文学身处“永恒的危机” 2 。1993 年，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比较文学批评导论 （
5、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提出比较文学“气数已尽” 3 。1995 年，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在多元文学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中的序言标题名为比较的焦虑（The Anxieties of Comparison） 4 。2003 年，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出版一门学科之死 （Death of a Discipline） 5 。同年，苏源熙（Haun Saussy）在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提
6、交第四个“十年报告” ，报告名为噩梦醒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Of Memes，Hives，and Selfish Genes） 6 。从顶级比较文学学者的口中和笔尖涌出的“危机” 、 “焦虑” 、“死亡” 、 “尸体”等词语听上去如此令人震骇以至于不久就引发了全球范围关于比较文学命运的又一次大讨论。在最近二十年里，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就比较文学的第三次危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作为危机与批评的加拿大比较文学：朝向比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anadia
7、n Literature as Crisis and Critique：Towards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Cavell，Richard A，1994） 、 比较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危机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Moser，W，1996） 、 比较文学身处危机中吗？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 Crisis？，Miroslav Beker，1998） 、 比较文学准备好迎接 21 世纪吗？ （Is Comparative Liter
8、ature Read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Kushner，Eva，2000） 、失败的预言过时的药方 （Failed Prediction and Outdated Prescription，Cao Shunqing & Wang Lei，2009） 、 永恒的危机，比较文学能否或应该在历史、理论以及区域研究中继续存在？ （The Permanent Crisis，Or Can，Could or Should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Survive？ Between History，Theory and Area St
9、udies，Pospisil，I，2009） 、 对作为学科的比较文学的反思 （Reflections on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Liu Xiangyu，2010） 、 危机或未来？德国比较文学 （Crisis or Future？ The Germanic Compared Literature，Roloff，HG & Pabisch，P，2010） 、 比较主义与文学研究的危机 （Comparatism and the Crisis of Literary Studies，Pokrivk，Anton，20
10、13）等文章。?W 界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命运的讨论不仅广泛而且经久不衰。从以上例子来看，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明显地分成了两大阵营。部分学者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持悲观态度，另一部分则相反。有趣的是，还有些学者在这两大阵营中改变立场或游移不定。比如，在其异见者的启发或压力之下，2006 年，危机论首倡者之一的巴斯奈特写了一篇名为21 世纪比较文学的反思 （Reflections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论文。她在文中承认其先前断言比较文学将被翻译研究取代是不妥的 7 。最近，她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她观点变化的原因：“变化
11、总是令人不解，有时还令人痛苦。但是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和进步。 ” 8 由此可见，比较文学是否正濒临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时代而异，也因个人而异。就比较文学学科而言， “警钟为谁而鸣”这个问题无疑值得学界三省其身。回顾比较文学研究在过去的发展和总结不同学者对该学科前途命运的看法有助于我们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而通过鉴古知今和贯通中西我们可以看到警钟正为三种错误理解比较文学学科含义的研究者长鸣：那些将比较文学研究“窄化” 、 “泛化”与“浅化”的人。 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窄化” 众所周知，尽管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被公认为是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事实上这门学科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当由英国学者波斯奈特（
12、Posnett，H.M）撰写的第一部比较文学专著比较文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于 1886 年出版时，他详细地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以及国家文学等角度阐释了他对“比较文学”的理解。他以宽广的胸怀和自由的心态容纳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范式，外部和内部文学特质两种研究对象。可见，这门学科的理论在史前史阶段是相当自由开放的。 不幸的是好景不长。在意大利学者克鲁齐对该学科比较方法论和缺乏科学性发起猛攻之后，法国学派中的一些著名学者，比如巴尔登斯伯格（Baldensperger） 、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 、基亚（Guyard）率先扔掉比较文学实
13、践中倍受诟病的“任意性”而试图获得当时在所有学术领域都倍受推崇的“确定性”与“科学性” 。这门学科因此开始从原先广阔的研究领域撤回而退缩到一个狭窄的封闭小圈子里。法国学派放弃了开放自由研究的良好开端和研究对象多样化的优秀传统，把自己投身于“国际文学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对象的窄化成功地使该学科避开了克鲁齐的攻击，却付出了自由的代价。对研究对象的过紧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尽管作为老牌文学强国的法国在影响研究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种研究模式对于其他在文学方面而言相对不那么强大的国家来说得益不多。尤其是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领域已经崛起但却并无傲人文学传统的美国而言，这种研究模式更无任何可取
14、之处。把研究对象窄化到仅仅包括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实际影响与关系，令该学科很难在法国以外的地方繁荣，这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极大不满。除此之外，对比较方法论的抛弃又使该学科与名称不合，导致圈外人的误解。还有，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获得了“科学性” ，但却剥离了这门学科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而这正是文学相关学科的本质以及韦勒克“内部研究”中的核心元素。当韦勒克在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批评史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中所提出的文学性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文学艺术的本质” 9 这一说法被广为接受时，法国学派仅以实证的外部关系建立学科理论和
15、对研究对象的人为设限就日益让人难以忍受。除此之外，巴斯奈特的观点也颇具代表性。她在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曾研究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对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的影响。在最近谈到影响研究时她直言：“作者的话并不可靠，他们都是一些观点的表达，有时还存在刻意的欺骗。影响是可以被加工改良的。 ” 8 在从对“文学性”的重要性的提升与对“实证性”的可能性的质疑两个方向发起的猛追猛打之下，法国学派基于实证范式的影响研究最终被从比较文学研究的王位推翻而结束了它的专制。法国学派比较文学研究的命运为那些试图对该学科研究对象不当设限的人提供了教训：对研究对象的过度窄化无疑会导致学科
16、的发育不良。 事实上，窄化不仅只存在于法国学派，尽管美国学派的研究对象比起其前辈更为宽泛，它同样也犯过窄化的错误。就研究范围而言，法国学派的民族主义爱国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其有意或无意地把法国文学对他国文学的无处不在并持续长远的影响研究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尽管表面上看来美国学派的研究脱离了民族主义偏见，但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所提倡的平行研究虽看上去是把被比较的双方毫无倾斜地放于天平的两端，但被称量的对象却仅限于西方文明圈中的文学。换句话说，它只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文学，西方文明圈之外的文学并不在其视野之内。甚至连韦斯坦因这样有洞见的学者都曾质疑过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的可比性。他说：“我对于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 ” 10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