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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苏轼黄庭坚书法艺术观的比较研究苏轼与黄庭坚在书法艺术观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二人在倡导书家主体精神、对前人的继承、对书写技巧以及文学同艺术的关系问题上，都表现出了自己的个性，展现出不同的主体精神。苏轼、黄庭坚为北宋著名文学家，并称“苏黄”，二人又同为北宋著名书法家，同米芾、蔡襄并称“北宋书法四大家”。苏、黄的书法艺术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显示出二人对艺术审美的各自特点，以及不同的主体精神。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 ，世称“苏东坡” 。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词人、诗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书法擅长行书、楷书。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
2、、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 ；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 ；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 ”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
3、画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黄庭坚，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豫章黄先生。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 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 。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书法精妙，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宋代近接盛唐，书家很难不受唐代书风影响。但宋代书家更注重内在精神情趣的诉求，因而和案
4、头文牍融而为一的行书手札便成为一个时代书风发展的主流形式。 “宋四家”和其他宋代书法家的成就无不首先表现在行书上。而且在一大批古文运动领袖的笔墨实践中，自然不会为近时书风所束缚笼罩。自晋代以后，特别是经唐李世民力推王羲之为“尽善尽美”之后，作行书者莫不以“二王”为标准。黄庭坚最早是学时人周越的。大凡学书，学时人容易上手，但同时易流于俗气。随着眼宽识高，黄庭坚很快便转学于“二王”甚至说是兰亭 。他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 ”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羲之书法忽有深悟的感慨自道。 在笔者看来，黄在上溯晋唐、学习前
5、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甚至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游于苏门的四学上之一，不能不受苏轼书风的影响。在黄氏书论中，评东坡书颇多，且多为推崇备至者。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而且也是其书法的学榜样。在山谷题跋中，即反映出黄庭坚从苏轼处学习书法的一些消息，如“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 ，又如“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 。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 ，二人交谊师友之间
6、。从黄庭坚流传至今的行帮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出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强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庭坚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 ，笔意极似山谷，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山谷代笔。 至于黄庭坚的行楷大字，则又另当别论。山谷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山谷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做右军所书，且深信不疑，故而倾力揣摩师西习。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进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庭坚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
7、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进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我们把其代表作寒食诗帖与洛阳龙门二十品做一比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黄庭坚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黄庭坚曾有一段学习草书的概括性自白：“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 ”由黄此自道可知，其学草首先是学时人周越的。周越的书法我们现在难以得见，不过从一些文献记载中还是可以想见其大概规模的。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 ，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 。黄后来在一
8、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 、 乐毅论 ，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 ，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 无疑，山谷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 黄庭坚草书独自面日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
9、。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 ”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山谷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
10、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苏轼、黄庭坚都把书法展现主体精神放在首位，二人在这一点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东坡尚“意” 苏轼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并不在于将书法技巧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而是在晋、唐之后，找到了另一条书法审美的道路尚“意”。其“意”就是作者的与众不同的主体精神，“尚意”就是指这种主体精神在书法作品中的体现。苏轼尚“意”的观点，可以使人们重新审视书法，去领略书法技巧之外的意蕴。他不拘泥于形，不囿于成法，对书法的评价，注重其中蕴含的精神面貌，对书法的审美超出了形体之外，上升到精神层面上。苏轼曾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明确表达了对书法欣赏要重精神、重气质的思
11、想。虽然是五者不可缺一，但更主要的是神和气!他在次韵子由论书诗中，把自己对书法的看法完整地表达出来：“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这里的“意”即指书法中所蕴含的主体精神，也就是前所说的“神”、“气”。书家要“通”，真正把它融化到血液中，再从字中展现出来。苏轼认为，达到了将这种主体精神与人、书的密切融合与统一，也就领略到了书法的真谛。苏轼对细究点画细节是很反感的，“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就明确表明了以“意”为主的态度。山谷重“韵” 黄庭坚品评书法，常常提及“韵”字，将字是否有“韵”作为品评的一个重要条件。如他评价苏轼的字：“此一卷多东坡平时得意语
12、，又是醉困已过后书，用李北海、徐季海法，虽有笔不到处，亦韵胜也。”山谷认为东坡的 “韵”，能够将书家的主体精神充分表达出来，就是优秀的书法作品。黄庭坚又在跋常山公书、跋崔公巽所藏石刻等中批评王著、周越二人书“无韵”，认为原因是二人胸次不够宽广，并不是工夫不到，笔法不好。那么怎么能做到“书不病韵”呢?山谷认为应“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跋周子发帖)”，从中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韵”是指书家内在的学识、修养等，而非点画等外在的介质。他在论书中又进一步指出：“虽然笔墨各系其人工拙，要须其韵胜耳。病在此处，笔墨虽工，终不近也。”他所追求的“韵”，是指通过点画等外在媒介传达出来的书家内在的修养、精神。
13、“韵”是含蓄的，是看不到但能感受到的，同苏轼所倡导的“意”是基本相同的。苏轼对唐人书法艺术有着强烈的反叛思想。宋初书家，多不脱唐人风貌，苏轼若想另开新路，首先必须逾越唐人这座高峰。黄庭坚力主“自成一家”，要求在唐和苏轼之外写出自己的风格，不袭蹈前人，独立性非常强。东坡反叛唐人苏轼认为，唐代书法兴盛的一大原因，是科举以书取士的结果。“唐人以身言书判取士，故人人能书。”在以统治阶级意志为主导的情况下，书法必然会限制个性的发挥。时代在变化，评价书法的标准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没有必要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只有打破古法，才能创新。苏轼的字略肥，喜用浓墨，在执笔和书写姿势、书写速度等方面，均大异前人。在宋初书
14、坛，苏轼为之一变，令人眼前一新，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而苏轼对此毫不在意，甚至是有意为之。他所追求的，就是要同颜、柳等法度森严的风格不同；他所追求的，是天性的自由发挥，是另立一家的思想。苏轼自我辩解道：“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以历史上一瘦一肥两位美人作喻，可谓非常恰当，又诙谐幽默。唐人书法对后世的楷模作用毋庸质疑，就连苏轼，其书也是从颜书而来。但苏轼不愿墨守成规，希望能够写出自己的风格，“世人初不离世间，而欲学出世间法。”在一个社会整体的氛围内，对书风若采取趋同的态度，势必陷于流俗。正是源于这样的指导思想，苏轼大胆求新，跳出了唐人的约束，使书法展现了全新的面貌。山谷自成一家黄庭
15、坚也具有这种强烈的叛逆思想。山谷在以右军书数种赠邱十四诗中写道：“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就明确表达出了希求另立门派的思想。东坡自诩“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山谷不但要跳出古人，连今人也要跳出，要创立自己的风格，“自成一家”。他所做的第一步，就是力求免“俗”。黄庭坚认为“俗”是书法一大弊病，是一定要革除的。而他本人在书法创作中，更是力求去掉这种“俗气”。据砚山斋杂记卷二记载：“山谷草书青莲秋浦歌一卷，后自跋云：已所作草书举世并谓佳，独钱穆父以为俗。反自思省，尽改去俗，则世人见之则又不谓佳。嗟乎!去俗之作，安能责俗人赏识?”山谷认为，“俗人”是欣赏不了“去俗之作”的。他本人也是时加锤炼，
16、追求一种独特的审美价值，所以在点画上过分张扬，以一种略显夸张的形式表明个性。那么如何做到“不俗”呢?黄庭坚以做人来比喻，他在书嵇叔夜诗与侄梗中写道：余尝为诸弟子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日：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士之处世，或出、或处、或刚、或柔，未易以一节尽其蕴，然率以是观之。”黄庭坚以做人为喻，指出“不俗之人”平时同常人一样，但“临大节”而不改其志，就是“不俗”。所以说这种“不俗”是表现在人的内在品质上，而不是外在的言行举止上。这同山谷推崇书法中的“韵”意义是一样的，要求内在品质、精神的展现，而非外在的形式。对前人的继承 苏轼虽强烈的反唐，但并不反对学习古人，主张不应一味学习古人，要在古人基础上求变、求新。而这种求变、求新并不是完全否定前人，他曾云：“尝评鲁公书与杜子美诗相似，一出之后，前人皆废。若予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