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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新观念王逸舟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世界所有国家提出了一个重大的课题：如何确立既符合全球化时代的特点、又有助于各国稳定与发展的安全新观念？显然，做到这一点，首先我们需要全面认识全球化现象本身。年代以来，“全球化”（英文为“globalization”）几乎成了世界各国和国际舆论界的一个“日常词汇”。人们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对它做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和界定。多种研究的结果，或许可以使人得出以下结论：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过程。它大大加强了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无可比拟地突出了市场竞争机制和当代信息网络的主导性作用，使利
2、润、效益和资金回报率等典型的“资本概念”成为个人、企业乃至国家成败的主要度量衡；它在当代所衍生的一系列工具或途径，如统一货币、金融体系、贸易集团、薄记制度、电子交易、远距离交往等等，体现着作为经济现代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全球化进程的内在“逐利渴望”。对于各国来说，它既意味着更大的贸易机会、更多的投资吸收、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开放的国家经济体系和更有效的综合国力提升，也潜含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和无情淘汰的残酷逻辑；它还意味着，一旦民族国家进入这一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和信息开放的过程，便再也没有机会与可能回复到封闭时代可能具有的相对安宁与缓慢演进的状态。对所有国家，优胜劣败的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
3、的，但较发达国家当然较不发达的国家占据着更有利的位置（更多的资金拥有量、更灵通的信息网络、更好的产业和产品结构、更加精明强干的专业人员、对“游戏规则”的更加熟练的把握等等）；尽管这种位置 历史地看 是相对的、不是不可能变换的（某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可能拥有特殊的“赶超优势”，如新的资源发现、新的发展模式或新的“学习”方式），然而一般地讲，当较不发达的国家与较发达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发生大面积、高强度的“碰撞”时，弱劣的一面会更加凸显，在“博弈过程”（尤其是一开始）中常常会可能吃更多的亏。全球化也是各国内部在外界压力下推进结构变迁、阶级整合和反复调整的社会过程。由于有关外部世界现代性合理性的各种观念的广
4、泛传播，也随着民众整体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全球化在世界各国同时表现为实行新的社会动员目标，确定新的社会公正标准，争取更广泛更有效的个人自由，推进合乎时代特点的法律程序的建立，消除各阶级之间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与以往时代不同，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它不仅要解决传统的社会矛盾，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多数民众不得温饱，饮水质量低劣和大范围文盲现象，更要应付新的、也许更加复杂和易变的社会矛盾，如不同阶层对开放或改革速度的不同意见，新的、可能比过去更严重的个人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别，等等。在这里，全球化在世界各国造成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一方面，新的现代性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好处与期待，另一
5、方面急促的现代化又加剧了变化过程的不稳定和各种失落感，在决策层、各种制度和法律没有能力充分整合它们的条件下，不稳和失落便酝酿成不满甚至动乱。同理，虽然世界各地都有这种现象，但在制度健全性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在识字率较高和接触外界机会较多的城市阶层，在失落感和受挫感最强烈的失业者和低收入人群，由于各种原因（比如上层腐败现象）造成的不满的情绪更易出现也更可能酝酿成社会麻烦和真正的骚乱。总之，在对外开放的幅度、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社会的不稳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函数关系，这种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在各国实现现代化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在迅速变革的发展中国家，“曲线”的波动往往最明显。全球化因
6、而还自然地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政治”一词是在最广的意义上使用的，就是说，它不仅指政府的运作、上层权力的分配和各种政治家的演说，而且特别包括了发展战略的设定、社会矛盾的处理、对机遇与挑战的估计、开放的时间表和进入的时机等决策内容。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也随着各国社会由此而来的起伏震荡，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政治不能不调整或改变旧的议事日程，不得不充实许多以前没有过的内容，例如：当一个国家置身于开放的、趋于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环境时，这个国家的决策层及其战略是否对现代化和市场化同时带来的潜在的好处与可能的混乱有足够的准备；当一个社会开始进入迅速“起飞”的阶段时，这个社会的主体（多数政治家、
7、知识分子和民众）是否具有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均衡、稳定和安全共识？在需要并且时机成熟的时候，决策阶层能否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官僚体制改革，解决因经济改革推进、社会层化过程与政治现代化各个进程不同步不均衡的难题？再比如，当经济的全球化使得民族工业的效率提高和（或）濒临破产时，一个国家是否愿意同时承受消费者获得更大的好处和（或）诸如更严重的失业状况的双重后果？当各阶层各种人和各地区的收入落差急剧扩大时（可能合理、也可能不完全合理），当某些新矛盾急剧突出时，多数人和决策层能否继续保持沉稳自信的心态？当生态环境的保护日益成为国际上的一种强烈呼吁时，急待发展的国家（或者发展目标优先的国家）怎样对待所谓“
8、可持续性”问题？在面临新的、从前未曾遇到过的麻烦时（如信息大量涌入、边界作用下降、地方主义泛滥等等），在国际合作及国际制度要求限制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范围时，如何既保证必要的“融入”与“投入”，又坚持民族利益和主权、捍卫国家安全尊严？这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明显具有了与传统的闭关锁国时代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人们注意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对外战略的不断调整，发生在从世界上欠发达、发展中、较发达的各个地块各个角落，没有哪个国家（包括最强盛的超级大国）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进程具有特殊的难度与“摇摆性” 比较完全封闭的国家和更加发达的国家而言：它必须同时应对更
9、多层次和不同性质的问题，在譬如说“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增进效率与保持公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融入国际社会与反对强权主义”、“民族国家的世界化与文明风格的本土化”等有一定矛盾的不同战略目标、需求和资源配置方案之间，凭着比较有限的力量和经验，在制度不完备、时间较短暂的条件下，做出困难得多的选择、平衡和实施。总之，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是世界现代化的最新阶段。它给各国送来的，是“一把两面有刃的剑”，可以用来披荆斩棘，也可能伤及自身。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建立“三位一体”的安全新观念，显得越来越有必要。所谓“三位一体”的安全，指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同时兼顾的安全。首
10、先，它当然有经济安全的内涵，即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趋于开放和一体化时代的发展与稳定，包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突发事态、危机和麻烦，熟练掌握和运用全球各种经济网络（货币、金融、贸易、投资、资源开发等等），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次，它有社会稳定的成分，即一个国家在融入开放的国际经济的进程中，能够恰当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差别，能够有效地避免和克服短暂的社会动荡现象，能够及时地修正政治体系和管理机构中存在的与现代性不相符合的因素（如腐败、冗员、低效和官僚作风）。最后，它还应有政治和谐的规定，即不仅国家现行政策和总体战略得到政治精英和各决策部门（包括军队警察）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政治体系下的多数民
11、众和阶层能够理解和认同，这里的前提当然是一个高效、廉洁和法治的政治体制。在一个非全球化的时期，例如欧洲中世纪或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安全可以是单一的和封闭的，就是说在基本上不顾及外部情况的条件下确立和实施；而在全球化时代，一旦进入竞争的全球市场体系和开放的信息网络，民族国家的安全考量便不能不是一种综合的、包括各个层面的事务，不能不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安全评估进程。很显然，“安全”在这里是一个广义的而非狭义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概念。第一，安全不仅是军事学和外交学中所指的安全（如领土边界不受侵犯、国家民族统一、避免战争打击、解决外交纠纷、防止军事对峙等），尽管这种安全可能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还应
12、当包含经济和技术的安全（里面又可分出金融安全、贸易安全、投资安全，避免大的起伏和周期，拥有更强大的竞争手段和能力，掌握信息时代的各种要素等等），社会的安全（尊重多数人的权利与选择，保持各阶层的安宁共处，给民众以秩序和稳定感，建立效率与公平的合适“度”，令各种犯罪、贫困、腐败、无知等消极现象控制在很低的水平，等等），政治的安全（保持政治领导层的团结一致，提出令社会信任的政府工作日程和战略目标，不断实行制度性的自我革新和各种“微调”，避免公开的权力争斗和大政方针的非连续性，有条不紊地面对和处置各类社会矛盾，避免出现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乱，等等）。第二，安全应当是在一个变化、开放、进步的过程中实现的，
13、是一个相对动态的范畴，而不是封闭状态下的自我保护（所谓“蜗牛式的安全”），它也没有绝对不变的“界线”。换句话说，在封闭状态下被认为是安全的东西，在开放状态下未必视为如此，反之亦然；何况，有的时候，某种局部的、低度的和可控的系统内紊乱，可能预示着新的功能形成，或新的跃进到来，或新的和谐出现，也可能是更高阶段上的稳定与安全的前提，而一些短期内趋于自我封闭或内部抑制性政策的“安全”，倒容易导致更大的麻烦。举一个例子：在世界的某些“热点”地区和国家，难民、饥馑、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大规模骚乱等严重危机事态，与其说是外部干涉或者天灾所致，不如讲主要是由内部体制的弊端和政治领导的无能所造成，是一味闭关自守、无视外部世界变化的后果之一。不能正视全球现实、不敢开放国门，只是凭借压制、封锁，抑制矛盾的扩大，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安全目标，归根到底是实现不了的，也守不住的。他人的尊重与自强是不可分的，而要自强，必须有一个好的内部体制，这种好的内部体制应当建立在开放和改革的基础上；因此，可以说，国家的安全与否，是和这个国家自身体制所包含的时代进步性相联系的，是与它的自我改革、创新和开放能力是相联系的，这是理解“三位一体”的安全观的关键所在。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