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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袁松、陈锋：“气”与分化背景下的“富人治村”浙东峨村调查中国研究2009 年秋季卷内容摘要： 经历过社会主义平等话语洗礼的农民在心理上对于村庄社会的急剧分化显得难以适应，贫富之间在日常生活的互动中积累了不少怨气，交往圈互相分离。而在当前强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先富能人主政村庄又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从市场中脱颖而出的富人本能地以经营企业的方式来治理村庄，在他们强调执行效率的治理模式面前，普通村民的话语权极其微弱。峨村的个案显示，公私矛盾与贫富对立在村庄政治生活中纠缠在了一起，对富人村干部们的道德优越感心怀怨气的少数村民最终选择越出村民自治的框架，通过信访等形式进行非制度的政治参与，村庄的公共
2、性呈现出萎缩的态势。1980 年代建立于均质性社会基础上的村民自治制度如何作出适应性调整成为一个问题。关键词： “气” 社会分化 富人治村 村民自治一、引言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随着民营经济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勃兴，先富能人当选村组干部成为当地农村一道常见的政治风景。据都市快报报道， 2002 年先富群体占浙江省新当选村委会委员的比例达 30%，而在义乌、永康、瑞安、 乐清等地则高达 60%。江苏等地农村在“苏南模式”解体之后，也出现了大量“ 先富参政” 的现象，如江苏射阳县就明确规定：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个人资产必须在 10 万元以上。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大多立足于政治学的学科背景，将农
3、村社会分层与先富能人的参政作为嵌入村民自治的重要变量，通过分析村庄中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间的复杂博弈来展现富人主政时的村庄权力结构与治理格局（仝志辉、贺雪峰，2002；陈潭、刘祖华，2004；卢福营， 2007），并从基层民主政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探讨了富人治村的价值意涵及其未来趋势（任强，2005；卢福营，2008；黄俊尧， 2007、2009）。一方面，学者 们观 察到能人主政的村庄治理无论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村民公共福利，还是在提高村庄公共整合能力等方面均显示了积极的效应，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理论推演指出了富人治村可能存在的与基层民主的矛盾。上述研究基于特定的时空基础
4、对农村社会分化过程中出现的新富参政现象作出了剖析，并提出了一些颇具创意的理论框架。然而，这些文献囿于政治学的学科视野，较为偏重选举与治理等政治现象本身，对村庄政治得以展开的整体社会生态关注不够，且分析对象往往集中于少数精英，缺乏普通村民的视角；因而在此基础上作出的类型学的概念抽象与理论推演容易忽略掉一些场景化的重要细节。基于此，本文试图采用社会学的视角探究这样一个问题：村庄的分层在政治场域中会有怎样一种生活化的呈现？这对于村民自治的未来发展意味着什么？2009 年 10 月份，我们一行 5 人在峨村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调查，在村庄中与村民们朝夕相处的经历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质
5、性感受：在这个经济急剧分化的村庄里，贫富间的心理隔膜在富人主政的背景下与公私间的利益矛盾相互交融，部分村民与富人村干部们在日常互动中所积累的“气 ”直接促发了他们的行动，并成为影响村庄治理格局的关键因素。本文所使用的“气” 的概念要放在中国文化的小传统中去理解，如“人活一口气 ”、“做人要争气”、 “不要去赌气”等等。 陈柏峰（2007）在他的研究中给出的定义是， “人们在村庄生活中，未能达到期待的常 识性正义衡平感觉时，针对相关人和事所生发的一种激烈情感”。 应星（2007）在关于农民集体行动的研究中指出， “气” 是中国人不惜一切代价来抗拒蔑视和羞辱，赢得承认和尊严的一种人格价值展现方式。
6、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无意于追求峨村个案的代表性和普遍性，而是希望通过对它的深入解剖抽象出社会分化背景下富人治村的一些基本特征。 二、村庄政治中的“气”的展演（一）村庄概况峨村位于浙江省甬城东郊，丘陵状地貌，属宁绍平原的延伸部分。全村由 5 个自然村组成，共有 341 户，953 人，耕地面积 930 亩，山林面积 2310 亩。村委会档案资料显示，1983 年以前，村民以水稻种植为主要产业，由于山瘠地薄，稻谷产量偏低，人均年收入不足 200 元。八十年代中期，村里由个别致富能人引入了花卉和苗木种植。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花木市场行情趋旺，村庄的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大幅调整，花木 产业全面兴起，
7、村民的经济收入转为以花卉生产及承接绿化工程为主要来源。此外，村内还陆续出现了小型民营企业 7 家，企业职工 50 多人。2008 年，村民人均年收入已超过 1.3 万元。最近十多年来，峨村的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急剧的分化，这种分化表现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分化是指村庄内部出现的劳动分工，而纵向分化则是指收入水平上出现的梯度分布。首先是村庄内部的横向分化。在整个花木经济的产业链上按照实物流向依次有打工者、种植者、中介商、收购 商、承包商、城市的购买方等若六种群体，而从资金流向上看，越接近买方市场的群体人数越少，收入越高。其中，承包商直接从城市的需求方那里承包园林绿化工程，他们 在接
8、到工程后把花木收购任务发包给下面的收购商，而收购商又要通过村里的中介商找到农户，因为这些中介商对各家农户所种苗木的品种与规格非常熟悉。种植者都是本村的中老年农民 ，他们中有一批种植技术好，市场眼光准的农民在积累了资本后又到附近的村庄或林场租用土地扩大种植面积，然后雇人常年护理。而本村的一些资本不足因而无法出外租用土地的农民则在苗木收购季节里给种植大户打工以补充收入。当然，这些角色在每个农户身上并不是那么分明，比如村里的承包商一般都在外地租下了上百亩的山林作为自己的苗圃，而且投资大，种植的都是名贵品种；中间的收购商与中介商这些角色在许多人那里是兼而有之的，并且他们自己也租用别人的土地或山林，只是
9、规模相对要小一些。其次是纵向上的收入分层。笔者以村民眼中的社会竞争主体基本家户作为分层单位，这不仅是因为乡土社会中家庭仍然是最主要的利益单位， 还因为村里 70 岁以上的老人户在丧失经济的独立性之后完全依赖子女赡养，他们虽然在户口和住宅上与儿子分了家，但经济上却是一个整体。另外，还有一些户口在村，但在附近城市买房，常年不在村中居住的家庭，也不被计入分层范围。以下是各自然村的家户状况统计：表 1 峨村家户状况统计 （单位：户）如果以基本家户为分层单位，则可以按照家庭年收入为标准将村庄大致分为精英阶层、中间阶层、普通阶层和贫困阶层等四个阶层。精英阶层以民营企业主，园林绿化工程承包商为主，资产在数百
10、万至千万元之间，年收入 20 万元以上；中间层以花木收购及中介为主，兼以苗木种植，资产在百万元左右，年收入 10-20 万元；普通层以种植苗木为主，兼以打工，年收入 3-5 万元，一年收支基本平衡； 贫困层的户数不多，包括残疾人、低保户及劳改释放回村的青年。表 2 峨村基本家户经济分层状况 （单位：户）从表中可以看出，目前峨村的经济分化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各自然村分化的程度不一，中心村彭村的分化更为明显，4 年前合并进来的桃村和丰村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分化还不明显，而达村和张村则处于中间状态。第二，自然村之间的经济情况也有分化，比如彭村的富户（包括精英层与中间层）数量几乎等于其他村的总和，而这
11、与村民观念里的中心村、边缘村非常吻合。第三，中间阶层的家户年收入与普通阶层之间有一条沟壑，我们在村里很难发现年收入在 6-10 万元之间的家庭，这样一道裂缝大致划分出了村里的富人与穷人。（二）村庄政治 峨村的领导班子共有 15 名成员，其中支委 5 人，村委 5 人（有两人交叉），另有后备干部 3 人，聘用干部 4 人，4 名聘用干部中有工程规划、监理，会计，和 妇 女主任，其实际构成接近于“ 组阁制”，即由当选的带头人再来聘请具体落实的事务人员。村委班子中主要成员的经济状况都处在村庄的上、中层，而村支书周剑与村主任周元则是村里的千万富翁。表 3 峨村主要村干部收入状况支书周剑生于 1950
12、年代，上过四年小学，14 岁开始挣工分，当过记工员、生 产队长，后因被人误会“偷竹笋 ”而辞工。1980 年代初外出闯荡，开始 经营花木，之后又进入纺织行业。1990 年代中期，在乡镇领导的劝说下回村投资办厂，并当选村主任，2002 年担任村支书。周剑在十余年内通过成立集体参股的园林公司带动了全村的花木产业，并在集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为村庄带来了大量的公共品，如村组公路，办公大楼、公墓、水库、健身广场、福利中心等等；而他自己也当选为人大代表。村主任周元今年 37 岁，被称为当地园林界的一匹黑马，不过，他的成功离不开周剑的一手栽培，而他参与村政也是受了支书的影响。从周剑个人的经历来看，他之所以将年
13、产值数千万元的服装公司交给儿子打理，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村庄的公共事务上，是因为他出生和成长的这个村庄载负了自己太多的情感与记忆，特别是早年在生产队被人压制和误解的经历让他对于主政村庄有所期待。在实现了自身的富裕之后，他把村庄当成了燃烧理想，实现自我的地方。而从峨村参政的经济精英群体来看，他们的想法主要是借此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进入更高层次的关系网络，一方面寻求自身利益的稳定与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谋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其中多多少少也混杂了“在村里得到 认同” 、“改变家乡面貌，实现人生价值”等情感性的因素。我们看不出这些先富能人有试图通过参政来直接侵占村集体利益的动机，这不仅是
14、由于“兔子不吃 窝边草” ，还因为“那点好处实在看不上眼” 。更重要的是，在村庄 这个信息相对透明的熟人社会里，一些权利意识较强的村民会让这种想法实现的成本极高。除了自身有获取荣誉，搭建人脉，争取项目与政策倾斜的需求之外，村庄先富能人的参政更离不开乡镇政府的引导与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在农村的政策一直强调发展优先，致富光荣，而在具体实践中，地方政府一方面鼓励农村党员带头致富，另一方面也积极地把先富的农民吸纳进基层党组织，让他们参与到村庄政治中来。 对于乡镇政府一级而言，通过充分吸纳富人群体参与村政不仅可以在短时间内孵化出一批具有亮点的典型示范村，还可以达到低成本的、简约治理的目的，因为这些
15、先富能人可以利用在村外建立的关系网络为村庄带来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推动村庄的整体发展。而在普通村民眼里，那些平时最有面子的精英因为经济活动繁忙而对村内事务不太关心，他们能够站出来参选对大家肯定是件好事，毕竟附近的那些富人主政的村庄情况确实更好。既然村民们需要的是更多、更优质的公共品，而先富能人们又可以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特别是在政府部门的人脉为村里争取到更多的项目， 让村民得到实惠，所以按理来说村里的政治生活应该是一片和谐的。然而事实却是，村里有 14 位村民联名写信、上访已达一年之久，花费将近 20 万元，而且这些人的举动还有其它村民暗中支持。这是怎么回事呢？ 反对者们上访的理由是村委会
16、在“整体搬迁、平整土地、招商引资、 发展经济 ”的新农村建设中违反了国家农业 用地保护的相关政策，并且怀疑村里的富人村干部们“贪污公款、牟取暴利” 。不过，几名主要的上访户在访谈过程中对笔者“是否掌握了 证据？村里的财务是否公布？”等提 问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 说：“这个事情肯定是有的，不过是多和少的问题。村里每个月贴出来的东西你能信吗？”当有关部门进村清查财务并没有发现问题而把他们喊来问话时候，回答是：“那可能是搞错了。 ”反对派的上访对于村庄整体而言其实是两败俱伤。峨村村委的新农村建设方案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步是在村内征地建设一批小产权房以赚取启动资金，第二步则是修建“小康住宅” ，以成本价出售给本村村民，使长期分散的各自然村村民在一个小区内集中居住。在实现整体搬迁后，原来各村村民的宅基地再统一回收、平整、退还成耕地，而通过集中居住节约出来的 37 亩土地将出租给私人企业建造厂房，给村集体带来长期的租金收入。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