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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科技投入现状堪忧2004 年 10 月中旬，科技部地方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考察、座谈等方式，对全国县市科技工作状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 调查显示，全国有 170 个县的财政科技拨款预算为零，1000 个县的科技投入总量只相当一个上海浦东区，800 多个县的总投入不及东部沿海的一个县。我国科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 当前，不论是从实施科教兴国、科教立国和科教强国或国民经济发展转向依靠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由粗放转向集约方式的背景看，还是从提高国家竞争力、保障国家安全的环境看，增加科技投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始终是科技界乃至国家层面的热点
2、话题。按照科技发展的规律，科技进步一般要经历“要素累积能力建设 创新引导”3 个递进的过程。由于科技基础和经济水平的差异，各地的科技发展速度有很大区别。科技进步与科技投入的力度息息相关，目前，我国的科技投入存在的问题令人担忧。 科技投入强度不够 科研经费是衡量国家科技投入最重要最直接的指标之一，而 R&DGDP(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国内生产总值）值象征一国在经济发展中的科技投入强度，是进行科技投入强度国际比较时普遍采用的指标。1991 年来的 10 年间，我国 R&DGDP 强度一直在0.60.83之间徘徊，2000 年首次超过 l，2001 年达 109 ，2003 年达到了 1.31%
3、的最高记录，说明近两年国家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R&DGDP 强度提升较快，但远没有实现“九五” 计划确定的 15 的预期目标，甚至有专家认为“ 十五”末期达到这一目标仍需进行艰苦的努力。 就我国 R&D 投入强度长期在 1左右，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可能不会快速大幅度增长的问题，几乎所有从事科技投入研究的学者都认为投入强度不够，应大幅度增加。主要依据是国际对比研究结果、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状况和社会经济需求。 目前国际 R&D 投入特点是，经济发达国家投入强度均在 23，发展中国家在0.51.5，这表明 R&D 投入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及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战略密切关联。一方面 R&D 投入受国
4、家经济实力的影响，即有投入能力和意愿；另一方面，经济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社会，高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份额稳步提高，客观上迫切需要相对较高的 R&D 投入强度持续驱动经济的稳健发展，特别是发达国家纷纷强调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科技投入是最重要的方面，即客观上存在需求拉动作用。再者，R&D 投入还受到国家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战略的影响，即国家发展和竞争战略是自我主导型还是从属跟踪型。凡是竭力强调自我主导型的国家，R&D 投入强度均较高，如美、日、法、德、前苏联，尤其是美国的科研资助标准，言必称“世界领先” 。而从属跟踪型的国家则甘愿享受“大树底下好乘凉 ”的“技术外溢” 乐趣，如欧盟大家庭中的西
5、班牙、葡萄牙、希腊，在 1985 年的 R&D 投入强度分别是 0.55、0.39和 0.28，至 1998 年国也仅为0.9、0.63和 0.51。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要努力争取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提高国际地位，增强国家竞争力，增加科技投入就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基于国家财力，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增加科技投入，再者投入也并非越多越好，也存在着经济学意义上的边际收益(产出) 现象。因此，科技投入强度不能以美国等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强国为标杆，他们是我们追赶的远期目标，不是制定现时政策的依据。另外，现在越来越多的专家认识到，国家的竞争己从政治、经济、国防等方面的竞争转移
6、到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坚强后盾的科技领域的竞争，而科技领域的竞争则表现为“创新能力” 的竞争。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是指科技投入的能力、科技资源配置的能力和从科技到创新的能力的总和。注重创新能力不能只看几个科技投入的指标，还必须关注科技与产业的网络联系状况、创新的环境、创新系统的效率。因此，我国科技投入强度应在什么范围内比较合适，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合理地配置科技资源，使科技资源使用效益最大化应是科技资源配置和政策研究的重点。 产业投入与政府投入的比例不均 从目前研究和国际对比看，企业是 R&D 活动的主体，具体表现为企业是 R&D 活动投入和承担的主体。据此,笔者认为我国的企业也应如此，
7、而且这一目标已成为我国科技政策导向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这一目标已经实现，如 2000 年企业 R&D 投入占国家 R&D 投入的 57.6，企业承担 R&D 活动占国家 R&D 的 60，这一企业投入占主体的目标,美国也是 1980 年才实现的。我国企业 R&D 投入比例已分别超过俄罗斯、意大利、加拿大、英国和法国，企业承担 R&D 活动的比例也超过意大利，与法国和加拿大比较接近。 这一数字表明企业己成为创新的主体，科技政策导向取得了初步成功，但另外也反映了财政科技投入增长速度低于产业投入增长速度，导致财政投入的份额在下降。这对于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的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不利的。从统计看，我
8、国企业 R&D 投入的重点是产品和技术开发，所涉及的研究(特指 Research)比例不高，如 2000 年 28 个制造业的基础研究占 R&D 的比例仅为 0.022，就是说基本不进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比例也仅为 3.64，任其发展，企业的开发活动就会出现“无源之水 ”的局面。基础研究比例远高于我国的美国，其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趋势，并对此表示了忧虑。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和产业发展阶段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R&D 投入指标自然也不能生搬硬套。发达的经济市场国家，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作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大国，我们的科技发展战略是实现“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这一目标，但现阶
9、段，不宜过分强调企业是科技投入的主体这一指标；即使企业科技投入成为国家科技投入的主体，也仅此而已，并不能说明企业已经是科技创新的主体，“科技投入” 与“技术创新”是两回事，前者仅代表“我做了” ，后者则代表“ 我会做” 。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虽然企业已成为我国科技投入的主体，但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和能力却令人担忧，仍没有真正走到科技创新的前台。理想的状况应该是“双管齐下”，在保证国家稳步增加对 R&D 投入的同时，积极引导企业大幅度增加 R&D 投入，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我国的 R&D 投入总量得到大幅度的增加，而不应太关注两者的比例关系。 就目前来看，政府科技投入的现实选择是继续发挥政府科技投
10、入的主导作用，争取投入渠道和投入模式多元化，发挥政府投入的“杠杆效应” 和技术 “溢出效应”，力争在短期内使我国的 R&D 投入总量得到大幅度增加。尽管从长远看，我国的科技投入将由以政府投入为主逐步转向非政府投入为主，并呈现出多元化的投入格局。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科技投入体系尚处于发育阶段，许多地方还不完善，因此，政府科技投入仍应在全社会科技投入中处于主渠道地位，以保障科技投入的稳定。 但政府科技投入是一把“双刃剑”，也具有“ 挤出效应”和“ 替代效应”，在直接拨款和提供补助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是目前政府科技投入的主要模式。因此，消弱或消除政府科技投入的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是投入模式的多元化。
11、应针对项目或计划目标、内容的不同而变化，直接拨款和提供补助仅是科技投入的方式之一，政府采购、税费抵免、财政担保、贷款贴息等财政政策工具也是比较好的选择。特别是在受到 WTO 规则的限制会越来越多的背景下，应视具体情况分别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或组合。它有利于激励产业和研发机构的创新精神，变“要我投入 ”为“我要投入” 、“要我创新”为“我要创新”。 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太低 基础研究主要是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而进行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没有特定或具体的应用目的。但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科学已不完全是科学家个人的兴趣或事业了，它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密切相关。在世界
12、经济发展正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逐渐演进的今天，作为新知识生产和创新之源的基础研究，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重视，并纷纷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此背景下，我国的基础研究应如何应对，在纯基础研究和战略基础研究之间如何配置资源。近几年的情况是投入总量少(2001 年为 522 亿元，其中财政投入约占 85) ，投入比例低(多年来在 R&D 中约占 5)，研究界呼吁要大力增加研究经费和投入比例。目前来看，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低有几个原因：科技投入总量低、基础研究所占比例低、财政收入占 GDP 比例低和企业及地方政府投入比例低。另外，基础研究投入还受几个因素的影响和控制：经济发展阶段、学习和吸收能力、知识贡献能力
13、，就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而言，还受到国情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 首先，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知识对经济发展贡献能力有限，对基础研究的需求不甚迫切，其学习和吸收能力也比较弱。这是我国 R&D 投入强度偏低、基础研究投入更低的根本原因。知识的生产(创造) 扩散 应用，既需要政府推动(供给)，更需要市场拉动(需求) ，没有需求或需求不足的知识生产是无效或低效的。因此，基础研究投入应在一个适度的比例范围内。 再者，我国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属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目前国家财力不强、且以经济建设为主的阶段，R&D 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不可能太
14、多。 第三，国家正在建立科技创新体系，科技呈现不连续跨越式发展，沿海发达地区已步入工业化阶段，世界也已步入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初现端倪，这一切都要求增加科技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它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但主要应增加战略基础研究的投入，“有所为，有所不为 ”，在我国有优势的若干重点领域有所突破，以保证国家战略目标和利益的实现和部分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第四，由于技术的“溢出效应”，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与跟踪、模仿是分不开的，搭便车是最经济的，也是可行的。纵观日本的“技术立国” 战略发展过程，也是沿着跟踪 模仿创新路线进行的。目前我国化学制药业 97的产品是仿制，但由于受到知识产权和技术贸易壁垒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这种发展模式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综上所述，国家制定了“稳定地加强基础研究”的投入战略，重点要加强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高度关联的“战略基础研究 ”的投入强度，适度提高基础研究在 R&D 投入中的比例，应是制定基础研究政策的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