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科索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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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术“科索沃” 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李零写在前面的话在即将过去的 1999 年里，恐怕没有任何事件比科索沃战争更触目惊心，既体现世纪末的悲哀，又预示新世纪的不祥。我用“科索沃”这个大字眼为这篇文章题名，也许是过于夸张了。但当我提笔写作这篇文章时，我却忍不住地要想，它和下面那场讨论怎么那么相像，特别是它在圈子里的理直气壮和圈子外的缺乏共识。尽管我们这个时代已是所谓“全球化”的时代，再过两天，我们就要普天同庆这个本来属于西方文化的千禧之年。 去年 8 月 25 日，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Burke Museum）看过一个展览。展览是讲环太平洋地区土著语言的消亡，叫“太平洋的声音”

2、 。当我驻足凝望那个名叫“西雅图”的当地土著首领的大幅照片时（他背后还是那座悬在云端的雪山，我从桥上经过每天都能看到的雪山） ，我何尝不能体会人类学家的叹惋和悲哀。但是我也想过，假如这些环太平洋地区的千百种语言依然存在，人类从来没有任何强制性的统一，我们仍然在为那个“巴比伦塔”的问题苦恼不已，那人类又将如何。 因为无可奈何，所以心平气和。我希望自己能用尽量平静的语气讲话。 一在研究中国一事上，我们对我们的海外同行（其实也包括我们自己）有很大误解，由来已久的误解。一方面，我们有很强的“诺贝尔情结” ，急赤白脸想让人家引用和承认，以为只有得到他们的重视，才算为国家挣了脸，也比国内同行高了一大截儿。

3、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不起他们的研究，握手归握手，拥抱归拥抱，人一走，扭脸就说， “话都说不利索，字都认不全，做什么学问” 。然而，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家，我是说很多汉学家，他们可根本就没把咱们当回事儿（包括咱们的看家本事和绝活） ，他们的学问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差（只要你不是拿中国的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 ） 。我们要知道，第一，他们的学问是在我们之外，用另一种语言，另一套规范，从教学到研究都运转自如、自成系统的学问，并非离了我们就活不了；第二，他们人数虽少，却坐拥“国际学术”而自大；我们人数虽多，却只有地区的资格（东亚研究的一部分） ， “小” 、 “大”的关系是以“位势”而定（“外”总比“

4、内”大） ；第三，他们对我们看重的是材料而不是研究（但即使是从材料的角度看问题，他们也常常觉得我们还不如日本，因为我们“只有零件没有组装” ） ，我们认为的优势，异地而观之，也许反而是劣势所在。比如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局者” （insiders）视角，叫他们一说，倒成了“偏见”的别名（“当局者迷” ） ，反而不如他们这些“局外人” （outsiders）来得客观公正（“旁观者清” ） ；我们自以为绝活的文献考据，在他们看来，也是“传统史学”的尾巴割不断， “迷信书本”的恶习改不了。就连王静安先生提倡，我们谁都不敢怀疑的二2重史证” ，他们也不以为然，觉得削足适履（考古是“足” ，文献是“履

5、” ） ，把好端端的考古材料全都糟蹋了。 在近代史学的开辟过程中，我们有过许多矛盾的选择，思想的源泉出自许多前辈，而并不只 是顾先生一家（今天也是如此） ，但在感情上，在心理上，我们的西方同行，他们却是一门心思，最能认同的就是顾颉刚先生。 西方学者对我们的批评很厉害。很多话在他们是“说者无心” （他们对自己的说法太自信，甚至一点都不跟我们“见外”尽管我们把他们叫“老外” ） ，到我们这儿就成了“听者有意” （我们太容易把他们当作“无知” ，因而也太容易觉得他们“狂妄” ，动不动就感情 受伤） 。比如我的朋友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先生，他在几年前用英文写过一 篇文

6、章，叫中国考古学的史学癖 。这篇文章的中文译文就使很多读者深受刺激（包括我自己） 。虽然罗泰一再跟我解释说，他的讲话对象是西方学界而不是中国同行；他的目的是让西方学界了解中国考古，而不是故意为了伤害我们的感情。 近年来，同欧美学者打交道，我经常可以听到类似的批评，非常尖锐的批评，这就是中国学术已经“疯”了，已经失去对文献的批评精神，已经倒退回“疑古时代”以前去了（刚刚从日本归来，在那里我也听到同样的声音） ；“倒退”的原因很简单，一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作怪，二是我们的民族感情作怪，三是我们孤陋寡闻，太不了解国际学术的“常识”或“规范” ，有许多“失误”和“犯规” 。特别是我们这儿有个声势浩大的“夏

7、商周断代工程” ，一 个由中国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流学术队伍（包括中国最优秀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与断代有关的科技专家）率领大家“走出疑古时代”的运动，这对他们的想法似乎是有力证明。 他们认为，这是由官方出钱用于提升和拔高民族自豪感的政府行为（讲炎黄五千年文明，讲龙子龙孙大中华） ，中国学术的堕落已是明摆的事实。 西方学者对我们的批评是不是一无是处？我看不是。但他们的理由是不是不容商量？那也未必。我的看法是，恢复自尊，必先放弃自大；没有交锋，也就没有交流。但遗憾的是，尽管中国学者和他们的西方同行在很多问题上看法大不一样（就像瘸子笑瞎子眼睛不灵，瞎子笑瘸子腿脚差劲，背地里的评价都很糟） ，说到关键

8、之处，躲不过也绕不开，但双方却总也不肯把真实想法摆到桌面上来（聋子式的对话， 三岔口式的对打） 。只是最近我们才有了一些机会，可以比较系统地领教西方学者的想法。一是 1996 年以来围绕巫鸿先生的新作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 （下简称纪念性 ） ，西方学者有一场大讨论（现在仍在继续） ；二是由鲁惟一（Michael Loewe ）先生和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先生主编、十四位欧美学者（都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的重镇）执笔的剑桥中国上古史终于在今年出版，书中浓缩了近三十年来他们对中国早期历史的系统思考。 为了让读者对西方同行的想法有所了解，不但了解他们的批评本身，也包括

9、他们的批评方式和学术规范，我们特意选择前者做翻译介绍。 3二在正式讨论之前，我先介绍一下巫鸿先生。巫鸿是新一代的华裔美国学者，改革开放之后才到美国。在中国，他曾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原来就有研究中国美术和中国文物的背景。后来他远渡重洋，负笈哈佛大学，不但原来的背景没丢，又受到西方学术的训练，毕业后，留在哈佛大学执教，现在是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的教授。巫鸿不但在中国留学生中很出色也很走运，在美国著名大学得到很高的位子，而且还入围美国学术界的主流，在艺术史界有很大影响。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武梁祠在欧美曾深受好评。但这位成功的学者，他既得益于自己的“双重背景” ，也受这种背景牵累，正碰到

10、一些前所未有的麻烦。比如他的新作纪念性 ，刚一出版就“走了麦城” ，接二连三遭到同行的强烈批评。这就和他的“中国色彩太浓”和不够“国际”有关（虽然读过该书的我们北大考古系的学生说，他们的印象可正好相反） 。 关于纪念性的书评，就我所知，至少已有七篇。它们是： （1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泰的书评，刊于古代中国 （Early China） ，第 21期（1996 年） ，第 183-199 页。 （2 ）美国俄勒冈大学拉齐曼（Charles Lachman）的书评，刊于亚洲学报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ties ） ，第 56 卷第 1 期（1997 年 2 月）

11、，第 194-196 页。 （3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利斯（Robert E. Harrist, Jr.）的书评，刊于东方艺术 （O riental Art） ，第 43 卷第 2 期（1997 年夏季） ，第 62-63 页。 （4 ）美国布林莫尔学院（ Bryn Maur College）戴梅可（Michael Nylan）的书评，刊于亚洲艺术 （Artbus Asiae ） ，第 17 卷 1/2（1997 年） ，第 157-166 页。 （5 ）捷克国立博物馆柯思纳（Ladislav Kesner）的书评，刊于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第

12、 5 卷第 1 期（1998 年春季号） ，第 35-51 页。 （6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Robert Bagley）的书评，刊于哈佛亚洲学报（Harvar 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 58 卷第 1 期（1998 年 6 月） ，第 221-256 页。 （7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杜德兰（Alain Thote）的书评， 亚洲艺术 （Arts Asiatiq ues） ，第 53 期（1998 年） ，第 129-131 页。 这七篇书评，除（2） 、 （3）是简短介绍，对巫鸿给予肯定，其他五篇，都有尖锐批评，甚至干脆就是体无完肤的批判。在上述

13、书评的作者中，罗泰是第一人。他对纪念性的批评还比较含蓄，至少一开头先承认“它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第 183 页） ，最后结尾也4说它“有令人瞩目的成就” ，劝大家不可不读（第 199 页） 。但他对巫鸿在技术细节和工作方法上的“小疵” ，特别是其“中国式的毛病”却毫不客气，该点到的全都点到，可以说是首发其难。 贝格利先生的书评比较晚出。他和罗泰不同。他关注更多的不是巫鸿在细节上的失误，而是巫鸿至今没有改造好的“中国劣根性” ，因而在所有批评者中态度最激烈。罗泰和贝格利，他们都是毕业于哈佛大学，都是巫鸿在美国艺术史界的同行，并被公认是这一领域颇具实力的重要学者。他们的批评当然很有份量。特别是

14、后者，他的批评不仅更能表达西方学者的典型看法，而且还被认为是“毁灭性的批判” ，态度之强烈和语气之挖苦，都可说明这件事情的不同寻常。所以在这七篇书评中，我们特意选择了贝格利的书评。其他各篇，因为篇幅有限，只好从略。并且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有关的评论，我们还在贝格利的书评之前加进了一篇秦岭先生撰写的纪念性一书的介绍。 此外，除上述公开发表的文字，在私下议论里，我们也能听到不少类似的批评。只要是西方读者，他们多半都认为，巫鸿的新作确实很有问题。虽然有部分学者认为，贝格利的批评在语气上好像重了点，让人觉得过分，但真正的反批评，除去夏含夷力排众议的简短发言，到现在还一篇没有，这是耐人寻味的事情。 三巫鸿的

15、书为什么会引起西方学界的普遍不满和贝格利的“狂轰滥炸”？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可以讨论的只能是学术原因。这里，撇开个人感情不谈（我和巫鸿、罗泰都是好朋友，对贝格利的学问也非常佩服） ，我想尽量从学术角度归纳我对上述批评的印象： 第一， 纪念性和武梁祠不同， 武梁祠的对象只是小时段内的单一艺术形式（汉代画像石） ，而纪念性的对象则是从新石器时代到六朝以前的整个艺术史，包括多种艺术形式。作者以“纪念性”为主线来概括这些艺术形式的发展，极易让人觉得费力不讨好。 批评者觉得巫鸿野心太大，成功太小，理论虚构胜于知识推进，反而不如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编写的中国古代之谜 。8 罗森的书只是

16、一部展览图录，但它对艺术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很多最新发现，全都讲到了，干货很多，水分很少，大家可以从中学到真正的艺术史知识。 第二， 纪念性的写作手法是属于主题先行，这在追逐理论时髦的美国很普遍（和我们这里的新一代学者相似，巫鸿对各种后现代的理论也是情有独钟） ，它给人的感觉比较类似我们说的“以论代史” ，令人觉得好像“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 （中国形容酒肉和尚的话）：艺术形式的隐显切换非常随意，不变的只是穿行其中的“纪念性”而已。批评者认为， 它所涉及的各种艺术形式（如陶器、玉器、铜器、石刻、建筑） ，本来都有较早的来源和较 长的延续，往往是呈并行发展，并无前后相继的关系，作者说什么时候什么艺术形式有“纪 念性” ，很多都是任意安排，或者至少很勉强。 5第三，西方语言所说的“纪念物” （monument ） ，通常是指在地面上巍然高耸、赫然可见，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神庙、方尖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