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视角与新文学乡土小说改造国民性的现代性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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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立的个人主义价值定位与乡土中国农民愚昧、落后、奴性等劣根性构成对比。文章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探析西方文化隐性视角与新文学乡土小说现代性品格之关系,说明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发展的内在理路。 关键词: 西方文化;乡土小说;国民劣根性 20世纪初中国仍然处于农耕文明的前现代社会阶段,虽然也有一些现代工业但基础薄弱,中国基本上还是生产力低下落后的农业国,所以国民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基本上仍然过着封闭或半封闭的自给自足生活,所以费孝通称当时的中国为 乡土中国 。贫穷、困顿闭塞、文盲、愚昧与勤劳是当时中国农民的基本特征,他们不仅忍受着生活艰辛的煎熬,更遭受着精神奴役的痛苦 祥林嫂直到死都不明白为什么她捐了门槛

3、还会遭到鲁四老爷的轻慢与白眼,闰土自己也搞不清楚何以要叫少年时的伙伴为老爷,华老栓更弄不懂为什么花了大价值的人血馒头仍挽救不了小栓的命。 如果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地位,那么那些阿 Q式的农民遭遇则更为可悲,他们缺乏最起码的生命意识,根本不懂得生命为何物,阿 Q死到临头了仍耿耿于画圈问题,他的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真的会喊出一条新生命来吗?是悲壮豪迈的献祭还是无知无识的空洞?文化的无意识已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中国老儿女们的整个机体,年老的一代沉昏于 铁屋子 里毫无生趣,那么孩子们呢?我们该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中去吧,所以 救救孩子 的呼喊振聋发聩,水生与宏儿们寄托着民族再生的希

4、望。 从上述国民精神实质来看,乡土中国的国民性进入新文学的视野势在必然,而且新文学一开始抒写乡土中国的国民就切入了国民劣根性问题,而不是仅仅定格于他们痛苦生活的描画,这无疑提升了新文学对生命哲学思考与文化批判品味,将其思想的深邃性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如果新文学不能承担起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历史重担,那么难保以后阿 Q的子孙们不再画圆,难保夏瑜的子孙们血染的馒头不再被当作阿Q 子孙们医病的药。所以鲁迅认为, 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提倡文艺运动了。 否则,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杀头的看

5、客。 鲁迅得出的国民与示众材料、杀头看客之间的关系显然不是出于一时的愤激,而是与他的 乡村经验 有着直接联系, 乡土中国 是滋生鲁迅等乡土文学作家 乡村经验 与国民劣根性思考的温床;同时也与鲁迅中西文化比较的双重视角密切相关。 一、西方文化隐形视角:自由主义与理想国民的现代性想象 五四 乡土小说显性视角展现的是 乡土中国 老儿女们的贫穷、愚昧、痛苦、煎熬,闰土的麻木、阿 Q的愚顽、天二哥的欺弱、吉顺的无聊、祥林嫂的无助、孔乙己的迂腐、猪三哈的软弱 ,可以说劣根性是乡土小说透视 乡土中国 的显微镜,在它的放大功效下,国民性的愚顽丑陋暴露无遗。但是国民劣根性是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存在的问题,

6、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只是没有被特殊处理或进行 放大 而已。同时我们在谈国民劣根性问题时,必然牵涉到一个比较视角选择的问题,即参照系的选择,也就是说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不是以前就不存在,而是没有谁去比较、突出与显影。国民性问题是在鸦片战争后西力东扩和西学东渐大潮的裹挟之下发生的,是中西两种文化冲撞的结果,没有西方文化的文明示范,也就没有中国国民性落后的显现。随着国民精英对西方文化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中国改良或革命的进一步反思,国民劣根性问题才日益凸显并最终浮出历史地表,改造国民性才成为先进的和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寻找民族出路的方案,其归途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从而建立一个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民族

7、文化心理,通过实行人的现代化而达到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 中西对比的双重文化视角不仅拓宽了新文学作家的视野,也提升了 乡土小说 思想穿透力,使之放射出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芒。 鲁迅之所以用 乡土,作为 载体 ,从本质上来说,正反映出一个现代智识者充满着背反的矛盾视阈。一方面作为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 五四 先驱者,那种改造农业社会国民劣根性的使命感迫使作者从一个更高的哲学文化层次上来藐视他笔下的芸芸众生,驱使他用冷峻尖刻的解剖刀去杀戮那一个个腐朽的魂灵,从而剥开封建文化那层迷人的面纱;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从小生活在水深火热农业社区里的与中国农民有着深厚血缘关系的 地之子 ,那种对农民哀怜同情的儒者大慈大悲

8、之心又以一种传统的情感方式隐隐表现在他的乡土小说之中。 丁帆先生透析出鲁迅乡土小说中两种情感:一种是个人主义,一种人道主义。这是理解鲁迅作品的两盏照明灯,缺失任何一盏,我们看鲁迅都是模糊不清的,所以我们在分析现代中国乡土文学时,不能忽略隐含的西方文化对照系,因为假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一代启蒙者没有阅读过严复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没有接触过西方张扬个人主义独立精神与人文主义关怀的自由主义文化,那么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可能至今仍然不会超越 悯农诗 的视阈,而仅仅局限于 哀 的浅表层,不会涉及到 怒 的深层,更不会触及到造成其 不争 的深层文化结构,那么其现代性品格也将是缺失的。 关于鲁迅

9、的个人主义精神,我们不必举证,单从其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对生命的珍重和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坚持中就可以充分感受到。前辈许多学者都看到了这一点,曹聚仁早就指出过鲁迅 是一个坚强的个人主义者 ,周策纵回忆说: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 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今言犹在耳,恍如昨日也。 鲁迅也认识到自己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成分,他曾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 这恰好说明前辈学者们对鲁迅个人主义思想的定位不是空穴来风。 其实我们从鲁迅对 文化偏至 之抨击和对

10、摩罗 思想的推崇中,可以完全透析出鲁迅个人主义因子和对理想国民的现代性想象。 则邦国亦以兴起。奚事抱枝拾叶,徒金铁国会立宪之云乎?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 立人 思想实际上植根于个人主义,而且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在鲁迅看来,极端的自我是个人自觉的最高境界,他说:自法郎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之极端之主我。 正是出于对 极端主我 的青睐,所以他称施蒂纳、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等极端个人主义者为 先觉善斗之士 ,并提倡个人 力抗时俗 、 独往来于

11、自心之天地 的 自有之主观 精神,从而 张大个人之人格 。鲁迅所主张的 极端主我 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一种精神,一种自主人格;具有这种精神或人格的人,敢于 抗时俗 排众数 坚持 己见 ,具有 刚毅不挠 和 勇猛奋斗之才 , 迕万众不慑 , 虽遇外物而弗为移 , 排斥万难,黾勉上征 , 始足作社会桢干 。 同样,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极其推崇那些 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 的 摩罗 诗人,他们 争天拒俗 不为顺世和乐之音 ,而 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 , 动吭一呼,闻者兴起 ,其 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于无已。 从鲁迅对尼采等西方名哲之士的称和对拜伦等 摩罗 诗人的推介中,我

12、们不难得出鲁迅 立人 的标准,即如尼采般强力意志的 精神界之战士 ,既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个性,又有力排众议坚持真理的韧性战斗精神,也就是他所提倡的 个人的自大 。他认为中国向来有点自大,是 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这是中国在世界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振奋进步的原因,因为 合群的自大 和 爱国的自大 将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为腐朽的 国粹 沾沾自喜;党同伐异,以众虐独,泯灭个性,对少数天才宣战。而 个人的自大 是秉赋独异,个性张扬,行为自主独立,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敢于独抒己见,坚持真理,对庸众宣战,而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 个人的自大 的国民越多,

13、民族与国家就越幸运。 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 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从鲁迅对 个人的自大 国民的期待中可以看出,在他的心灵深处隐伏着一条个人主义暗流,这条暗流时时渗透到他的创作意识之中,期待国民能从精神上觉醒,希望中国也出现 精神界之战士 ,他们能 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巍然独见于天下。 这是一种高蹈的个人

14、主义立场,以精神界战士对抗思想界的沉闷。为了打破 万马齐喑竟可哀 的局面,中国需要标新立异的猛将,时代需要尼采式的超人,所以当有人嘲笑胡适好标新立异时,胡适回答说:所谓立异者何欤?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一此立异者也。吾空有慕焉,而未能几及也。 其 立异 主张与鲁迅的 超人 意识可谓殊途同归。 然而 乡土中国 的现状与农村生活经验使他感到失望与痛苦,同时也交织着同情、比较和期待的焦虑。当鲁迅把从仙台医专退学的事告诉好友许寿裳,许问他为什么要中止学医,鲁迅踌躇了一下,终于说 我终于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

15、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他从此走上了决心用文艺唤醒人民,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的新征途。作为思想的启蒙者,鲁迅以西方自由主义的独立人格与自主个性来反观中国文化与老中国的儿女们,产生了 铁屋子 印象,愚昧、麻木、逆来顺受、自欺欺人的国民性像一把把刀子扎在他心上,促使他要发一声 铁屋子的呐喊 ,惊醒那里麻木熟睡的人们。但呐喊的回声却是那么的沉闷与渺茫,所得的希望是那么的辽远,所以深切的寂寞的痛苦与无奈的失望煎熬着鲁迅,使批判的理性、改造国民性的热望时时压抑着 地之子 对 乡土中国 深沉的爱、对老中国同胞的怜悯,他们不得不一次次拿起解剖刀来血淋淋地切开一个个麻木腐朽的国民魂灵,用 含泪的笑 将阿 Q送上死

16、亡之路,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让孔乙己走完被侮辱的人生残山剩水。当理性战胜情感时,批判的光芒远远大于廉价的怜悯,这不仅使他开创的乡土小说获得了生命哲学品位,而且也使新文学乡土小说具有 外冷内热 、 含泪的笑 的审美特征。这是我们理解鲁迅等乡土小说忧愤深广风格的最好进入路径。 二、农民苦难显形视角:非人印证与西方文化反刍 鲁迅 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 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 先提倡新文艺。 后来他又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指出, 说到 为什么 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 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 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揭出病苦与改良人生的文学期待提示了鲁迅文学创作的真实动机与企求:揭出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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