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30年的法学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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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载于南方周末发表于 2003 年 1 月 9 日）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看过后写了一篇文章只有哭一场刚才哭了一场，失声痛哭。看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题目是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说是什么“被遗忘”，其实是“被蹂躏”。知道画家林风眠文革期间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 我哭过； 知道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红卫兵打断， 我哭过； 读到翻译家杨宪益孤苦晚年的报道， 我心头一酸；刚才读那篇报道，读到那个一目失明，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眼镜，蜷缩在被子里的九旬老人， “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2、”时，我又哭了。要是世界上完全没有人记得他，他不至于显得那么可怜。用不着宣扬他们的成就， 用不着复述他们的遭遇， 用不着指出谁是罪魁。 没有什么好说，只有哭一场。图片上排从左至右：倪征日奥周木丹卢峻王各扬蔡晋许之森卢绳祖徐开墅下排从左至右：王毓骅潘汉典俞伟奕郭念祖陈忠诚周承文高文彬本报记者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 460 多万字， 所收词条已达到 4.5 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 3 倍。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 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

3、血之作， 终于接近了尾声。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 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 1949 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 1934 年法学博士；卢峻，美国哈佛大学 1933 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 1953 年法学博士；蔡晋，东吴大学 1933 年法学士；许之森，东吴大学 1934 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 1934 年法学士

4、；徐开墅，东吴大学 1940 年法学士；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 1949 年法学博士；俞伟奕，东吴大学 1944 年法学士；郭念祖，东吴大学 1946 年法学士；陈忠诚，东吴大学 1947 年法学士； 周承文， 东吴大学 1944 年法学士； 高文彬， 东吴大学 1945 年法学士； ,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东吴大学法学院， 1915 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从 1930 年代到 1990 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 6 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 1997 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

5、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 1946 年： 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 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 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 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然而， 这些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 “ 1949 年后， 他们中留在大陆的， 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 英语教师， 或者劳改犯 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 1957 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 东吴法学院，第 293 页

6、，康雅信著）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他们的晚年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 30 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 1929 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 1949 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 5 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 282 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

7、，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1950 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过 20 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 1980 年，周木丹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 10 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现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 12 元钱买的。

8、90 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面对另一位 1944 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也许， 1930 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 1957 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 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 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 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

9、的全部“贵重”物品。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 除了他的 1933 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 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 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被改变的命运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

10、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 10 年，后因宋庆龄说情， 6 年后才被释放。到了 1980 年代，平反。高文彬， 81 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 1952 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 28 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 1980 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

11、师和法律教育工作， 1949 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周承文， 1969 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 1980 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 “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 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 1979 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 1999 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

12、当了 30 年的中学教师。“他们是无辜的。 ” 2002 年 10 月上旬的一天， 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 81岁了， 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 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 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 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 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 30 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 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

13、深为忧虑。“英美法研究太弱了”1993 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 “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 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 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 “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

14、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 Asylum 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 30 年， 从 1954 年 1975 年 1978 年最后到 1982 年， 三次修宪， 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 1985 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1990 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 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 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 100 亿美金。 这一下中方急了： 精通英美法、 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 高宗泽律师 （时任

15、中国律师协会会长） 临危出征， 最终不辱使命， 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薛波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 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 就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 8 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 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 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严谨和精神的力量5 年过去了， 薛波仍清

16、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 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 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 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 薛波说： “不管什么原因， 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 ” 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 薛波只能半跪在地， 伏在他耳边说， “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了 14 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 1930 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 1979 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 1980 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 84 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 United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