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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农村环境恶化与冲突加剧的动力机制,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7年7月,一、环境危机下的中国农村,一场全面的环境危机,环境容量：自然环境具有的容纳和净化污染物的能力。当环境污染超过环境容量，可以判定为“环境危机”。中国的环境容量：按10大水系多年平均迳流量计算，地表水全部达到三类水质标准COD（化学需氧量）容量为800万吨；全国大部分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二氧化硫排放量必须控制在1200万吨左右。现实状况：2006年，COD排放量1431万吨，二氧化硫排放量2594万吨，分别为环境容量的179%和225%。,在此背景下，许多城市空气污浊、酸雨严重、不宜人居；大小河流和近海基本上“有水
2、皆污”，地下水亦不例外；复合污染导致耕地/土壤的污染堪称世界之最。 与多数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点线式污染格局不同，中国的环境形成了全面-立体-复合型的污染格局。从天空到陆地、近海和地下，从空气到水和土壤，从巨大的中心城市到偏僻的农村，环境都遭到了根本性破坏。,与城市的居民和产业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自然”的状况不同，农民、农业和农村高度包容于自然环境之中，因此也就更多地受到污染的侵害。不少区域和流域的损害程度超过了20世纪日本的“四大公害”。一些村庄癌症高发、偏瘫患者、残缺婴儿多见，众多的小农家庭因病致贫，陷入绝境。这种生存危机对中国整体来说是局部的。但众多的“局部”相加后实际上超过了
3、世界上许多中等国家的面积和人口规模。它意味着，中国的环境破坏带来的受害者的数量是巨大的，是一场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2007年6月4日，安徽巢湖。,2007年4月29日，重庆北碚龙凤河嘉陵江交汇处。,2007年5月12日，重庆荣昌县濑溪河。,2007年6月4日，布满浮萍的涡河。,2007年 6月4日，涡河,2007年6月4日，巢湖支流二十埠河边，村民被污水困扰。,2007年6月1-4日，武汉南湖渔场1400余亩水域突然大面积死鱼。,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大褚庄村，一位晚期肝癌患者。,二，生存危机下的社会冲突,环境信访：1995-2005年，环境来信从5.8万多封增到60.8万封，上访数从5万余
4、批增加到8-9万批。环境纠纷： “十五”期间总计38万件，2005年12.8万件。环境群体性事件：在过去的10年间上升11.6倍，年均递增28.8%；参与人员中农民占70%以上；其对抗性程度较高，经常伴有围堵党政机关、阻塞交通、围堵河坝乃至于打砸抢烧行为；2003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数量占全国此类事件的40%左右。,案例：“绿色浙江”的环境暴动,背景 2002年6月，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绿色浙江”。 2003年1月，提出为期20年的“生态省建设”计划，在7月召开的动员大会上，省委书记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
5、2004年11月，省政府决定开展为期3年的治污攻坚战，提出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趋势三年后基本得到控制。,但另一方面，连续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年均13.1%也凸显了环境和社会所能容许的极限：省内出现多处“癌症村”和铅中毒事件；河湖水质恶化催生了一些“水难民”，嘉兴境内已没有可作饮用水源的类水；2004年全省酸雨降水频率平均达89.5%，近海污染程度居全国第二，环境信访案件达5.1万件。,系列事件（2005）,东阳画水镇“4.10事件” 政府于凌晨出动三千工作人员强行拆除农民搭建的占道竹棚，引发万余民众围堵/攻，30多人受伤，69辆汽车被毁。事后8名村民被判刑，东阳市主要负责人受到处分。新昌-嵊
6、县“7.15事件” 延续十余日，高潮时近万人围堵/观，嵊县农民推倒污染企业的围墙，与警方互掷石块和催泪瓦斯，多人受伤。长兴煤山镇“8.20事件” 数千群众围堵污染企业天能公司，与警方互掷石块和催泪弹，多人受伤，2辆警车被毁，数人被拘捕、判刑。在此前的6月下旬，当地数百村民也曾围堵蓄电池工厂，双方对峙5天，至少4人受伤。,不同事件的共同特征,污染的严重性：青山秀水变成毒地死水，农村生命体系遭到严重破坏，村民面临生存危机。加害者的重要性：污染严重的行业都是当地支柱产业，引发冲突的企业均为利税大户。这就容易导致地方政府的“污染保护主义”行为，而民众的免于侵害和受害后获得补偿的权利则出现悬空。 冲突的
7、连续性和长期性：长期交涉上访无果被迫寻求“自力型救济”：不闹大不足以解决问题有限让步（强化治理或转移）与打击“一小撮” ,三，污染与冲突加剧的制度背景,赶超战略与致富冲动 “发展是硬道理”演变为增长、污染都成了硬道理。对“发展”的信仰几乎变成了一种邪教。财政与税收压力 政府本身的运转维持面临严重的财力不足，为了创建税源，必须培植和扶持、保护企业，即便是污染企业。自上而下的压力型行政体制 有限任期内的无限压力：集中于GDP等经济指标，突出表现为“招商引资”。完不成任务就要降职或下岗，因此会出现环保局长引进污染企业的现象，污染的转移和蔓延也就顺理成章。,这种主要由制度压力和内在利益决定的地方政府的
8、价值和行为取向，导致中国的经济增长机制实质上成为双重意义的“政经一体化”开发机制：一是政府本身成了以追求经济利益为主的企业型政府，二是政府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结成牢固的政商同盟。当增长而不是环境、企业家而不是分散的民众更能影响官员的政绩和前程，企业就成为优先保护对象，民众的环境权=生存权被悬空，作为国家意志和民众诉求的环境保护在实践中极容易异化为“污染保护”。它贯穿于企业建立、污染为害到冲突发生的整个过程：,第一，污染企业乃至“园区”在建立之初大都未经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审查，相关手续违法。第二，在企业排污并危及农民的生命安全之后，行政处罚力度严重不足，高度依赖行政权力的司法体系对有组织的环境
9、犯罪行为也几近不作为2001-04年间，全国审结的环境犯罪案件总计只有12起。第三，决定着污染产生和蔓延的动力，在受害者寻求公权救济的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其制止侵害并获得赔偿的诉求得不到支持，最后对地方当局失去信任，“不闹大不足以引起重视”，于是导致激烈的暴力释放。,四，社会政策如何面对生存危机,全面的环境危机意味着，长期困扰中国的农民问题迎来了愈加复杂严峻的新阶段：如果说分散的小农在此前主要是围绕土地和土地的产出物而战，那么，在“后税负”时代，在土地之外，他们还必须为水和空气而抗争。他们的生存风险的确是加大了，而且这种风险正在向着更广泛的区域扩散。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就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那些无力制止污染同时又无力迁居的环境难民将被迫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不安定分子。从许多的“局部”可以清晰地看出，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环境基础已经被打破。,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政策”？什么样的社会政策才能够拯救那些已经被压垮了的人，同时也防止更多的人被压垮？它是否意味着，在强化对许多技术性的细节进行研究的同时，有必要回到那个被有意无意回避了的重大议题：如何推进一场根本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