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与现代中国文化形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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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青年与现代中国文化形态转型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 年 6 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 1 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新青年季刊宣言(1923 年 6 月)提出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一重要步骤,即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指导革命运动。该刊第 1 期刊发的新青年之新宣言(注:新青年之新宣言无作者,史学界一般认为是瞿秋白所写。当时瞿秋白刚回国,担任了新青年主编。)继承科学和民主思想,提出要力浪漫主义等“障碍”,明确

2、批评了实验主义(琐屑的应付),指出实用主义在政治上、科学上的反动性,认为现代社会已具备社会科学发展的物,在根本上考察、综观现象,找出规律,求得解决。这比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科学思想前进了一步。关于“人权”,青年杂志指出:“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代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之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就个人而言,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上的权利,而且要获得人格独立、个性解放,强调“人心”的觉醒,做一个自主自由的人。就国家而言第 6 卷第 1

3、 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塞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 6 卷第 1 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青年杂志第 6 卷第 1 号。)此时,陈独秀的“人权”口号发展成为“民主”的口号(注:刘景全:中国现代文化选择之重大转折,党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新青年拥护的民主和科学两位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启开蒙昧的开山

4、之工。那么新青年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传播和对中西政治、国家观的差异的比较,更对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二)传播西方政治、国家学说,引发政治革新。陈独秀认为,近代欧美各国总趋势是,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中国要生存于世界,必须抛弃千年沿袭下来的官僚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使人民“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内容来自 dedecms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说,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欧美各国的共和立宪出于多数人利益,中国的共和立宪“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

5、,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6 号。)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一文认为,中国古代“政体与民主政体水火不相容。陈独秀感叹:中国人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的不多,满脑子帝制思想的人却很多。“国家者,乃人民集合之团体青年杂志笫 1 卷第 2 号。)陈独秀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法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矗而中国传统则是等级分明,法律面前尊卑有别。西方近代依法治国,中国历史上基本是“人治”国家,这种观念影响到社会每个角落。圣人之教、君主之言便是法律。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

6、商业往还,对法信用者多,对人信用者寡;些微授受,恒依法立据。浅见者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也。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亲戚交游,更无以感情违法损利之事。”(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4 号。)中国习惯,“交游称贷,视为当然,其偿也无期,其质也无物,惟以感情为条件而已。”(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4 号。)就是说西方民族依法治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经济往来皆依法立据,类似经济公证,乃至弟兄父子间也是如此。陈独秀认为西方依法行事优于中国的以感情为重。“伪饰虚文,任用感情”,并非风俗淳厚的表现。“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

7、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4 号。)。西洋民族以法治为重,未尝无刻薄寡恩之嫌,然而实行的结果是“社会各人,不相依赖,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4 号。)陈独秀对西方依法处理经济往来十分赞赏,批评旧中国以情代法,弊端之多,大害国家,小害家庭、个人。 通过对政治思想、国家观、法治观念的比较,新青年无情地鞭挞了中国政治上专制独裁,君主专政,臣民把希望寄托于明君圣主,社会生活从感情出发不讲法治等恶俗

8、,启蒙国人学习西方,建设民主政治,在平等人权精神上立法,实行法治,抛弃“人治”。(三)新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使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和社会转型,找到了一条革命的途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 年5 月,李大钊为新青年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一期新青年为第 6 卷第 5 号,刊首标明为 1919 年 5 月,由于出版拖延,据考证出刊时间当在 1919 年的 9 月份,但该期发表的一些文章的写成时间早于 1919 年 5 月。该期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马克,领导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的流血奋斗,建立了人民

9、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三、新青年与现代伦理文化转型(一)通过从西方与中国家庭、婚姻观的差异比较,倡导新风俗。 20 世纪初,欧美各国在婚姻恋爱方面,已是恋爱自由,以爱情为婚姻的基础,而中国还禁锢于封建礼教之下。新青年通过大量的事实,比较中国与西方婚俗,抨击旧习俗,提倡新风尚。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婚姻观上,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为一事;恋以为吝啬。即使上流社会夫妇,一旦反目,直讼法庭而无所愧怍,社会亦绝不以此非之。西方家庭是法治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同受法律约束,权利和义务不以感情而以法为基矗西方的家庭夫妇关系受法律约束,

10、夫妇双方经济、人格上各自独立。而中国的家庭为人子妻者,无独立人格,妇女更是男人的玩偶、附属品。中国的妇女仍是“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处于被丈夫所养地位。西方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崇尚独身清洁的生涯,无所谓守节。中国的传统礼教则把寡妇改嫁指责为失节,再嫁的寡妇乃至她的后代备受社会歧视。低下,宁可让联书店 1984 年版,第476 页。)。 新青年认为,西方生育观念有很大不同。西方人“亲不责子以权利,遂亦不重视育子之义务。避妊之法,风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4 号。)西方风俗,子成年即独立生活,不靠父母,儿子犯法则受法律与社会制裁,亦不株连父母。中国传统则是儿

11、蒙父荫,子对父“起敬起孝”。“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所谓吾之家庭者,必其独立生活也;否则必曰吾父之家庭,用语严别,误必遗讥。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习为游惰,遗害于家庭及社会者亦不复少。”(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4 号。)西洋民族家庭观念淡薄,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西洋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的民族,一切道德、伦理、政治法律、社会舆论,都是维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谋求个性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权利写入宪法,人权不允许剥夺。

12、国家利益表面上与个人主义冲突,实际则是以巩固个人利益为根本。东洋民族,从游牧社会,进入到宗法社会;由酋长政治到封建政治,一直延续下来。宗法社会中,以家庭为本位,而个人没有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宗法社会尊家长,重等级。在家庭伦理上则要求“孝”,推之国家则要讲“忠”。忠孝为宗法封建时代的道德观念。宗法观念恶果有四:一损坏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二窒碍个人的意识自由;三剥夺个人法律,皆以此四者为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4 号。)新青年发表一系列文章,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式家庭和家庭观念予以彻底的否定,表露出一个明

13、显的倾向:欲效法西方文明,务必破除传统式的中国家庭观念和破坏封闭式的宗法家庭,实现婚姻家庭观念的现代转型。 (二)通过中国与西方道德观念的比较,直传新道德。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由于中青年的编撰群体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也未能透过道德现象发现其本质,但在直观中感到建立于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传统道德与工业社会的道德相比是相形见绌了。陈独秀敬告青年说:“欧俗以横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国难当头之秋,“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注:陈独秀:敬

14、告青年,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自鸣清高、洁身自好的隐士乃是竞争中的淘汰者,应大力鼓励青年人的竞争意识。在比较中国与西方人关于“信”与“诚”两个道德规范时,新青年第 2 卷第 2 号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认为,中国的官僚政客不如西方的官僚政客诚实;旧中国人与人缺乏互信,反映到社会革命上,则出现了“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新青年第 2 卷第 2 号。)旧中国缺乏共信。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不适工商发达时代竞争。“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 借债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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