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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骇人的血浆经济走访河南艾滋病村11 月 29 日 16:29“请不要介意，我们都有艾滋病。” “我们不欢迎记者。” 在文楼村 这座因为数以百计的艾滋病人而闻名世界的豫南偏僻村落记者被三四十个村民逼到墙根。“送钱来的吧？记者都是送钱来的。”也有人这样嚷嚷。“我是送书来的。” 记者想起背包中还放有 10 本郑州艾滋病专家高耀洁赠送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书立即被一抢而空。其余的人继续盯着记者的背包不放。一个村民邀请记者到他家里，但大部分人似乎并不愿意记者这么轻易走掉。 “你的记者证？” 一个 50 多岁的村民突然走上来，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装，脸上布满在烈日和风沙中劳作积淀下的硬硬的皱纹，像警察审
2、问罪犯式地冲记者吼道，“还有名片！ ”老汉盯着记者证和名片足足看了 4、5 分钟。有些村民情绪激动起来:“都是你们记者，说我们文楼有多少多少艾滋病，结果从北京遣返回来好多打工的，我们种的菜都没人买了。”但马上有人反驳:“ 你不要听乡里胡说，没有高医生和记者把咱们的病反映出去，现在你能免费吃药打针？”“高医生也不咋的，他尽给病轻的人钱，不给我们病重的。”又有人说。更多的人围过来，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用各种眼神但并不友好地盯着。“你的介绍信呢？” 那老汉又蹦一句来，更威风地盯着记者。介绍信当然是没有的。 右后方终于有一个声音说:“中国公民到哪里不行啊。何况他还啥也没采访。把记者证还给他吧。”“
3、 不行，乡里说了，记者不能私自来采访。” 老汉并不准备让步。“让他走吧。”另外几个人也帮着说话。老汉迟疑之间，右后方的一只手把记者证夺过来，拉着记者往外就走。身后有人在骂骂咧咧。“请不要介意，我们都有艾滋病。” 这个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说，“我们也都是受害者。”程告诉记者，那老汉是文楼村“艾滋病协会 ”的会长。自从 1999 年 7 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西恩教授在这里发现了数以百计的艾滋病患者和携带者，死亡的阴影便笼罩着这个偏僻的中国村庄。 8 月 23 日，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公布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确切地说，包括 6 个自然村、3170 人口的文楼大队，1995 年之前有 1310
4、人常年卖血，按照 1999 年 11 月和 2001 年 4 月卫生部门的调查，43%左右的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从 1995 年至今，至少 31 人死于艾滋病，241 名病毒感染者和 38 名艾滋病人正在等待死亡。具体到只有 800 人的文楼自然村，按照村民们自己的统计，90%的青壮年至少 300 人以上常年卖血，其中大概只有 5 个人得以幸免。“我们大部分都是桂教授查出来的，今年卫生部又来过两次，4 月份查的是尿， 6 月查的是血。”程建中说，“谁有病大家都知道，在这里也没什么好保密的。” 最初的恐惧和绝望之后，生活在这一世界上艾滋病发病率最高地区的村民决定打破沉默。尽管有人仍然为自己得了
5、“这个脏的病”而羞愧，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这样的画面:一个 60 多岁的老农感到 “我们文楼人太丢人现眼了，在人前抬不起头”，但大部分人已经不再自惭形秽。“我们没有卖淫嫖娼，也没有吸毒，我们只是到那些官办的血站卖血，我们又没有做错事。” 程建中坚决地说，“必须有人为我们的病负责。” 另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希望提出诉讼，但不知道该把谁推上被告席。8 月 4 日，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的由官员和北京专家组成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空气。“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34 岁的艾滋病人程勇力说。免费医疗对穷困的村民是雪中送炭，8 月29 日记者到文楼的那一天，X 光机、B 超、显微镜刚
6、刚运到春节后修建的村卫生所，这是按照专家的意见进行抗病毒治疗所必需的检测设备。 据介绍，为救助文楼村民，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已经花费了 500 万人民币，包括电网改造、小学修缮和 40 万元的药费。但村民们还是不满意。一个普遍的抱怨是县里一共发放了三次救济，但很多人只拿到一次:50 元钱，一个毛毯和一双鞋，甚至有老实的病人一次都没得到。尽管政府保证病人的孩子可以免交学费，但这个新学期在文楼的小学校里并没有执行。从县直和各乡医院调来的医生护士几乎一天一换，对病人病情的了解只能通过病历记录。连对疫情的调查都被指责动了手脚以压缩比例，有些父母患病的儿童被锁在学校的教室里不准外出，直至愤怒的家长上告，方
7、由卫生部官员责令当地补查。“这是形式主义，上面对我们很关心，但一到下面就变味了。”一位村民说。文楼村民对艾滋病的恐惧已经演化成外界对文楼的恐惧。卖油条的、卖猪头肉的、卖种子的、收西瓜的，现在都不再光临了，村民们告诉记者，在中央工作组之前，没有看到有当地政府官员前来慰问或调查。关心和回避的并存使艾滋病人愤懑的情绪变得奇怪起来。 来自北京的官员曾请几位病人代表到上蔡宾馆，有病人便要求住带空调的房间，第二天又要求给自己家里也装一个。“我了解他们的情绪，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找到更合情合法的途径要求赔偿。”告诉记者此事的一位官员说。 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了。” 高耀洁有些蹒跚地迈上河南省图书馆高高的台阶。
8、这个 76 岁的老太太用半年前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纳森 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 的 2 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 1 万美元赠款，印刷了 12 万册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我要把这些书全部发给最需要的人。”高耀洁教授说，“ 我害怕这场战争的灾难比二战还要大。” 8 月 23 日下午，高耀洁和记者押送着第一批 14400 册书开始了她后来称之为“磕头”的送书之路。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3150 本，宋庆龄基金会 525 本，省图书馆 5075 本只有在省图书馆，才有一位副馆长和馆长助理出来接待，帮着张罗卸书。“ 我知道你们有 134 个市县图书馆和 800 个服务站，所以我还准备给你们
9、 2 万本。”高耀洁对馆长嘱咐道，“ 但你们得把这些书发下去，我是要看回执的。”“ 我需要保证这些书能让需要的人免费看到，而不是被堆在仓库里或被卖掉。” 高耀洁告诉记者，开封有一个 23 岁的女护士，给艾滋病人打针时不幸感染，她把伤口包扎上了。而实际上只需要按住动脉往外挤，用水冲，再放入酒精中 20 分钟就行了，“她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自己也到图书馆查过，但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书。”高耀洁已经自费把他的书寄给了 700 多索求者。她还希望能给省卫生防疫站 2 万本，但有人不愿意接受，理由是不能让病人知道那么多知识。最后是主管的副站长王哲出来说话，收下了 2 万 1 千本。“这是很残酷的，应该让他
10、们知道，他们知道的越清楚越好。”高耀洁说，她去过很多艾滋病高发乡村，“ 那里连一张挂图都没有，只是在上蔡那边的小学教室里挂了一个电影明星(濮存淅) 。” 高耀洁曾经一度很担心有人阻止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她在书中提到了自己的发现:驻马店的上蔡、西平、周口的项城、沈丘和许昌的鄢陵等县的很多病例证明，夫妻中有一方得了艾滋病，另一方可能过好几年也没有发现感染病毒。她提出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 的用意，一是提醒学界对中国人体质与 HIV 性行为感染的亲和力进行研究，更关键的是佐证自己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采血问题的受害者。 即使到目前为止，官方的说法还
11、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以静脉吸毒传播为主，在估计的 60 万 HIV 病毒感染者中，吸毒者占总数的 69.8%，经性接触传播的占 6.9%，从1998 年到 2001 年 6 月，经采供血传播的占同期感染总数的 6%。“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这本书 1996 年第一版时也是这么写的。但从 1999 年开始，我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了。”高耀洁说，“ 我们是经血传播为主。” 今年年初，高耀洁和桂西恩这两位在河南农村有很高知名度的医生，受邀参加了在清华大学开的一个研讨会。会上北京一位姓汤的教授提出新观点，中国的艾滋病感染 70%90%是通过色情业传播。“ 我像苍蝇一样跟着这汤教授，问他说的是
12、真的吗。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通过色情业传播的连 7%9%都不到。后来这汤教授说，他是查了好多文件和资料得出的结论。云南和四川的代表说他们那里以吸毒传播为主，结果仔细一问，他们也是连一个艾滋病人都没见过。”高耀洁在记者面前挺起胸膛，“我见过的艾滋病人不下一千，我收到的数千封信来自全国各地，99%都是血液传播。” 记者只去过河南调查艾滋病，所以对全国的状况没有发言权。但在豫东的开封，当地最大的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检测出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上千例，全部是献血和被动输血者，开封尚没有发现一例因性传播和吸毒致病者。当记者再次向他确认每年经他们医院发现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是否有 1000 人的
13、时候，他犹豫很久，才回答说:“今年也就几十例吧。” 发布像艾滋病这样的传染病疫情，是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和权力做的事情。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数量有多少。这位医生只能告诉记者，90 年代初开封的尉氏、杞县等地血站和卖血的普及泛滥程度一点不比上蔡差，卫生部和桂西恩对卖血者的艾滋病感染比率的检验结果分别是 40%多和 60%。即使按照这个比率，也是十分恐怖的数字。记者在开封尉氏县屈楼村看到，这个 700 人的小村庄去年死亡 4 人，今年又死了 4 个，还有 5 个人已经明显表现出与死者共同的症状:持续发烧 38 度以上，持续腹泻，体重几十斤地下降，长疮流浓，脸色吓人的发黑。 记者把所见所闻告知河南
14、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王哲回答说:“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 但屈楼村民告诉记者，自从 1999 年那里开始出现疫情后，没有任何一位来自北京、郑州、开封或者尉氏县、乡里的官员或卫生防疫人员去过。8 月 27 日下午，在郑州纬五路河南省卫生厅的门口，一个中年农妇蹲在地上痛苦地呕吐着绿色的东西。100 米外的省卫生防疫站门诊部，是河南省惟一的艾滋病确诊医院，三楼的确诊室门口，从 4 点到 4 点 10 分，等待在那里的一男一女分别被告知染上了绝症。医生问了一句“废话 ”:“以前卖过血吧？”然后一人发了一张 4 开小报，告诉他们回去注意家人预防，就不再多说一句。男人很快地离去，那个来自豫北焦作温县的
15、农妇和她的丈夫茫然地等待着什么，但终于也慢慢地下楼，出门，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人群中。他们的脸上，什么表情也分辨不出。“没有多少安全的地方了。”记者身旁的一个男医生说了一句。不仅仅是一个上蔡，甚至上蔡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有比上蔡更穷、卖血更多的地方;也不仅仅是河南，在陕西商洛地区，在河北、安徽、山西，都发生过甚至还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惨剧。 “中国已经进入艾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长期，一旦进入增长期，就会呈现感染加速增长的趋势，如果在这个阶段防治措施不力，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 去年 6 月 28 日
16、，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教授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如果真的是采血至少在像河南这样的区域是采血把数以千百计老实本分的农民制造成艾滋病患者，那么，人类历史上这一罕见的公共卫生事故，该到了揭开盖子追问责任的时候了。 血浆经济 1995 年，是世界流行病防治的奠基级人物巴斯德逝世 100 周年，这一年 2 月 26日到 3 月 1 日，在河内举办了一次纪念巴斯德逝世的国际流行病研讨会。会议行将结束时，与会的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突然接到国内电话，河南河北地区发生艾滋病大规模疫情，催促曾毅尽快回国。究竟是发现了什么迹象和事实使得卫生部如此紧张，我们不得而知，被采访的一些卫生官员也说法不一，但从现在回想起来，一些先兆早已有之。 1991 年初，当时还是河南省人大代表的高耀洁从参加人大会的农村妇女代表那里得知，一些农村因为卖血导致肝炎等传染病流行，她当即提案，要求严格买卖血卫生管理。也就在那前后，省卫生防疫站的一位老专家百思不得其解地发现，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