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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萨尔的悲剧观念来源于亚里士多得和黑格尔的悲剧思想。关于悲剧的成因，亚里士多得提出“过失说” 。认为英雄人物遭到不幸、损害，不在于他为非作恶或命运所致，而是由于他自己看事不明，犯了错误，强调从人物主观方面去寻找造成悲剧的必然性。黑格尔发展了悲剧理论，提出了“伦理力量冲突说” 。他把矛盾冲突引进悲剧领域，用以揭示悲剧的本质。黑格尔认为，悲剧的本质是带普遍性的伦理力量的矛盾冲突。悲剧主人公就是这些伦理力量的代表者，他们彼此为了实现一种特定的伦理目的而进行斗争，这样就形成了两种片面的合理力量不可缓解的冲突，双方都有过错，而陷入一种成全某一方面就必然牺牲其对立面的两难境地，终至毁灭。在此，悲剧证实了“
2、永恒正义”的胜利。黑格尔的悲剧理论也是到人物的性格和伦理观念的冲突中去寻找悲剧的原因，无法说明悲剧冲突真正的历史必然性。拉萨尔悲剧观念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观点。在他看来，济金根是国家统一的和民族利益的代表，他领导起义是为了诸侯、皇帝而解放农民，但在起义开始时，他没有公开打出这一旗帜，而是采用骑士纷争的形式，既不能欺骗敌人，又脱离了群众，这种所谓狡诈导致了其失败。拉萨尔表达了这样的悲剧观念，即革命悲剧是由“观念的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构成的。简言之，悲剧的冲突是“革命目的”与“外交手段”之间的 矛盾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差不多在每次革命中都要重复出现的永恒的
3、冲突” 。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拉萨尔所臆想的悲剧冲突。任何悲剧冲突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社会矛盾的反映。总是同某种历史或现实的必然性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从济金根所处的历史状况、阶级属性论述了济金根悲剧的真正因素。恩格斯在信中提出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这个著名的论断。这使悲剧理论成为真正的科学，把悲剧冲突从 唯心主义云雾中，拉回到现实生活的土壤，赋予它以深广的社会内容。这是从亚里士多得到黑格尔以来的欧洲悲剧理论的重大发展。“历史的必然要求”是指代表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方式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合理、进步的要求；“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是指现实
4、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发展水平没有提供这个历史的必然要求赖以实现的客观条件。这样一来，悲剧性是必然的。当新的社会生产力这一社会历史要求尚在旧的经济机制中孕育着时，旧的现实形式压抑着这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即新的生产力的合理要求往往受到由旧的生产方式支撑的旧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摧残和压抑。这也就是说，历史的必然要求遭到否定是必然的，是人类历史实践的必经之隘。正如马克思的这句话：“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尔产生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 。恩格斯关于悲剧冲突的论断在拉萨尔悲剧济金根中有具体的含义。 “历史的
5、必然要求”是指济金根领导的反对现存封建等级制度的骑士叛乱要求他和农民、城市平民结成联盟。 “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是指骑士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冲突使二者不可能结成联盟，正是这二者的矛盾构成了济金根真正的悲剧性冲突。正如恩格斯在信中指出的：“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问。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使用的语言虽然不一
6、样，但二者的悲剧观是一致的。马壳思从济金根的阶级实质上揭示了济金根悲剧的真正原因。 “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翩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和一切唯心主义悲剧观划清了界限，而完全从客观的社会历史的角度来阐释悲剧冲突及其根源。悲剧冲突的真正根源，不可能到人的主观方面去寻找，它根植于
7、客观的社会矛盾中，存在于阶级斗争的客观情势中。而且，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社会、超阶级、超时代的悲剧。偶然性的因素在悲剧中不占重要位置，悲剧具有必然性。我们认为，悲剧人物遭遇不幸，大体上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是指人物自身的弱点(如阶级局限、认识错误等)；客观方面是指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如社会发展水平、社土会力量对比等)。在这主、客观两方面原因中，客观社会环境是形成悲剧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人物自身的诸多弱点归根是由他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对于恩格斯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这个论断，我们不能把它看做悲剧的完整定义，因为它说明的中心问题是悲
8、剧冲突，而不是对悲剧问题的全面概括。但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拉萨尔悲剧济金根的批判，对于悲剧的说明具有普遍意义和重大指导作用：凡是悲剧性的冲突总是同某种客观必然性相联系，个人看似具有偶然性的行动，其实在这种偶然的背后隐藏着某种必然性。而悲剧就在揭示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中，帮助人们掌握历史发展规律，从而改变现实。析马克思恩格斯悲剧内在根源论 2010-4-18 17:09:07 阅读数：11 网友评论:0 条【内容提要】本文在确认马克思与恩格斯悲剧内在根源思想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讨论了他们关于“置于两方面之间”的悲剧观念。 【英文摘要】The paper,based on the in
9、ternal causes of tragedy confirmedby Marx and Engels,makes a deeper study of their views ontragedy.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悲剧美学/内在根源/“置于两方面之间” 在马克思恩格斯悲剧冲突理论辨析（刊于文艺研究1995 年第 4 期）一文中，我曾简略地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悲剧根源仅仅在所谓客观必然性，相反，他们更多地揭示的是悲剧的主观必然性，揭示的是悲剧主人公坠入悲剧深渊的至深内在根源。本文拟就此深入讨论之。 一 着重从悲剧主人公内在方面去挖掘悲剧根源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在悲剧美学
10、上的具体体现。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从本质上讲是人的失败了的实践活动。作为文学艺术形态的悲剧，是现实生活中悲剧的高度审美化的反映，从而也就是人的失败了的实践的高度审美化的反映。我们知道，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实践主体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实践主体将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感性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实践主体、实践手段和实践对象所构成的，而实践主体的人则是这个过程的控制中心。因此，一次实践活动的成功与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实践主体而不是取决于实践对象。确实，实践对象的客观性质也可决定实践的成败，例如它的暂时稳固性，它的相对于实践主体的暂时力量优势，这可能造成实践的暂时失败。然而即使是这样看似失败于客观对象力量的实
11、践，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主体方面。因为一次严肃的实践之成败，主要取决于实践主体的人在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最主要的，是主体对作为实践对象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否正确；二，他的自由意志是否不失时机地顺应或同化了外在必然；三、他的实践手段（含政策策略）是否有力；四、他是否把实践看作是社会的实践而不仅仅是个人的实践，因而正确处理了或调整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条件。一般说来，成功的实践，说明实践主体在这四方面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失败的实践，说明实践主体虽不一定在每个方面都失误，但至少在什么地方犯了致命的错误。只有这样看问题，才能理解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这一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从这种正确的实践观出发，来
12、解释现实生活和文学艺术中的悲剧的。早在 1842 年马克思最早论及悲剧的一篇文章中，他就追究了悲剧的主观原因。他说：“不学无术是一股魔力，因而我们耽心它还会造成更多的悲剧。难怪最伟大的希腊诗人在以迈锡尼和忒拜王室为题材的惊心动魄的悲剧中都把不学无术描绘成悲剧的灾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129.）。1843 年马克思在论及斯图亚特王朝和波旁王朝这两个旧制度的代表的悲剧时指出，它们的悲剧就在于这两个王朝犹如“满载傻瓜的船只”，“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因为这些傻瓜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08.）。同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进一步点明：“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
13、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就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性的历史谬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 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5.）。马克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即使是一个社会制度，它的灭亡的悲剧主要也在于其自身犯下的致命的错误。到 1851 年面对拉萨尔的历史悲剧济金根这一批评对象时，马克思恩格斯这种追究悲剧内在根源的思想更加成熟。马克思认为，济金根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 “他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340.）。就是说，济金根的悲
14、剧不仅由于他不了解客观规律， 还由于他荒谬的造反方式。恩格斯同样指出，济金根的覆灭并不是僧侣和皇帝的打击，而是他的立场、政策问题。例如，他不能同农民结成联盟，这才是“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4）.346.）。正是这种成熟的悲剧观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面对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悲剧时，他们的评判锋芒就毫不犹豫地指向公社自身。就在公社失败刚刚两天，马克思就尖锐指出，凡尔赛头头梯也尔的“狡计”，法兰西帝国军队与普鲁士侵略军的勾结以及教皇“朱阿夫兵”的协助，确实构成了对公社的巨大威胁，但是，“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要击破巴黎的抵抗，无论是他的战略才干或
15、者是他所支配的军队，都不足以胜任”。公社悲剧的根源在自身。马克思指出，首先是公社的领导者并非都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遗老和笃信者，他们不了解当前运动的意义”，“但却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些空喊家”却“博得第一流革命家的声誉”，“有的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正是这些人“极力阻止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成为公社一种必不可免的祸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384387.）。 20 年后，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公社的失败主要要由布朗吉主义者和普鲁东主义者负责，正是他们使公社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表现出一系列重大“失策”，例如“最令人难解的，是对法兰西
16、银行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不仅是经济失策，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还有“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普鲁东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333.），等等。总之，马恩认为，巴黎公社的悲剧，根源在于作为实践主体的公社领导集团还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的控制中心，正是他们给敌人创造了扼杀公社的条件，造成了公社的悲剧。 马克思主义美学创始人注重悲剧内在根源的观点，是完全符合悲剧和悲剧性文学的实际的。中外悲剧杰作反复证明，悲剧主人公之所以落入悲剧结局，从根本上讲都是他们在实现自己的某种“必然要求”的实践活动中自身出了问题。哈姆莱特虽然有“扭转乾坤”的伟大志向和为父复仇的正义目的，但从他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一只雀子的生死，都是命运预先注定的”），到在忍辱偷生和反抗而死二者之间摇摆的意志（“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他忽而冲动行事忽而被动挨打的手段，到他把“重整乾坤”只当成个人事业而非人民大众事业从而孤军奋战的策略，可以说他在实践四要素中无一不发生重大失误。哈姆莱特不是被克劳狄斯之流打败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