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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民俗活动的组织动员机制研究以 J 村重阳节活动为例一、绪论（一）选题背景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力求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以达到推进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互为支撑的目标。在这场土地改革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嵌入到乡村事务中，诉诸情感，以宣传、组织开会、 “斗地主”的方式，有效地激发了农民对于地主阶级和国民党统治的仇恨之情，进而产生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之情，为根据地的建设、国家政权的巩固和与国民党之间的博弈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在此期间，乡村治理由此被完全纳入到国家治理之中。政治环境的高压性、共产党宣传的高效性与农民自身长期的受压迫的现实，使得国家能够将政权所囊括的乡村
2、所有的内部事务包揽其中。通过一定的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国家能够将村庄内部的资源和力量很好地调动起来，顺利完成思想重塑和人力、物力的有效调配。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切实推进了对乡村权力结构的改造。随着国家的改革一新，与国民党对抗时期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积攒下来的土地改革经验在这时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了实践得来的宝贵经验，加之此时的政治动员难度又比以上两个时期小得多，因此全国上下的土地改革风风火火。一方面农民的经济地位得以翻身，而另一方面农民对国家以及集体组织的依附程度也大大提高了。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实施，国家的经济也加速趋向公有化，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以此为基础，1958 年起，在全国城乡普遍兴起大跃进
3、的政治浪潮之下，乡村的人民公社体制确立起来了。这场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国家及集体组织的力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深地嵌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于建嵘在人民公社动员体制的利益机制和实现手段中就表示“人民公社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以集体经济为基础、以行政控制为手段的“集权式乡村动员体制” 。 ”（于建嵘，2007）于是不仅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甚至是思想上，国家立足于完全包揽的目标来推进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这一做法注定是不可行的。1958-1961 年的三年痛苦期验证了国家无法全盘包揽乡村所有事务这一结论。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之旅。随着探索的推进，改革开放揭开帷幕，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
4、伴随于此发生变化的，是国家对于基层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课题的探究。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使得许多经济元素与乡村经济发生强烈碰撞，于此乡村民众经济上、思想上和政治依附感上有诸多表现。首先，在经济上，乡村的资源发展和资源分散化，导致乡村多元利益群体的出现，传统的由国家主导的经济动员不再占据完全主导地位，经济条件较好特别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由于对村庄经济做出较大贡献而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其次，在思想上，无论是传统乡村还是新农村，其运作规则均深受“人情” 、 “面子”等传统元素的影响。前者可能更多的是由宗族权威主导，其他民众呼应共同完成；后者则可能由乡村精英先探出头，而后组织动员其他利益群体。不管是哪
5、一种，两者呈现出的“乡土”特性往往促使乡村的内部事务更多地依赖社会网络、宗族关系来解决，国家并不需要投入很多甚至完全不投入动员技巧即可达到乡村治理的目标。最后，在政治依附感上，村庄成员共享价值的形成需要各个成员参与和沟通，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村庄成员“多元价值观的不断发展和成长，致使传统的政治动员（运用宣传工具、思想教育和榜样示范等途径对民众进行旨在强化政治认同的动员）在降低政治认同分歧、减少协调差别、增进政治共识上，处于被动性的认同和归属状态。 ”（周庆智，2015）在现有体制与乡村现状下，乡村治理不再是简单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它需要对乡村所有的资源的统筹结合及创造性合理
6、利用。因此，国家基本无法包揽乡村所有的内部事务，如何激发、调动和整合村庄内部的资源或力量成为乡村自治的重要议题。（二）研究问题中国乡村治理呈现出这样一个变化历程：从以地缘性和血缘性为特征、以宗族权威为主导来实现的传统乡村自治，到国家权力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深深嵌入到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及思想环境的变化而回归到国家权力渐渐退出、乡村自治能力渐渐提升。这一变化佐证了这种乡村的“乡土”特性与乡村治理之间无法割舍的关系，其对于促进乡村内源动力的发育起着很大的作用。以本次研究中的研究对象 J 村为例，由于乡土关系的维系良好，许多青年并没有选择离乡在外打拼，而是留在村里经营工厂，积
7、极地参与到公共活动中。许多年轻人很乐意参与乡村内部事务的互动，甚至作为发起人来获得宗族权威的认可和帮助。本次的研究事件即该村的重阳节活动，是村里的“青年组”将活动提上议程，在争取到“老年组”的支持之后，通过筹集资金并将资金交由“老人组”管理，随后动员村民共同参与活动，顺利完成了重阳节活动的整个过程。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本土社会资源在乡村治理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根据资源动员理论，我们能够从多个维度对社会动员加以剖析和研究，为解决村庄面临的公共品供给问题提供很好的解释力。运用资源动员理论及其三个研究维度，能够让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 J 村乡村民俗活动的来龙去脉，理解该村组织动员机制的产生
8、和运作过程。从理论看，这将有助于使资源动员理论与中国的乡村治理相结合而得以丰富和完善，在现实中，可以为国家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共同发展的目标提供参考。基于此，本次研究的研究问题为：以 J 村重阳节活动为例，运用资源动员理论，研究乡村民俗活动的组织动员机制。（三）选题意义1. 理论意义在现有国家体制下，国家基本无法包揽乡村所有的内部事务，乡村治理愈发需要发挥自下而上的动员作用。因此，如何激发、调动和整合村庄内部的资源或力量成为乡村自治的重要议题。由于 J 村位于潮汕地区，此处仍保留着较浓厚的传统农村的乡土特征，同时又很好地包容了经济发展与互联网等新事物的冲击，这促使乡村精英在其中发挥了较明显的
9、作用，因此对于 J 村的实证研究，能够为更多的乡村治理相关研究提供较好的一手资料，促进乡村自治重要议题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本研究运用资源动员理论及其研究维度，希望能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 J 村乡村民俗活动的来龙去脉，理解该村组织动员机制的产生和运作过程，既实现了对案例的有效分析，又具备了完善资源动员理论的实践性的重大意义。2. 现实意义中国的乡村是传统中国自古至今依然清晰的缩影，乡村的运作规则深受“人情” 、 “面子” 、宗族关系等传统元素的影响，这种“乡土”特性对于促进内源动力的发育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通过资源动员理论的分析框架，我们能够从中理出乡村内部事务组织动员机制的基本规律。从大
10、的方面讲，则为国家厘清乡村治理长期的复杂性，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了实证案例，为后续政策的指定提供参考样本；从小的方面来说，则能为地方政府到农村基层提供很好的事务处理启发，在乡村治理的参与中张弛有度。二、文献综述国内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有一个重大的分水岭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前，研究又呈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新中国成立之后两个研究重点。（一）改革开放前将视野置于改革开放前的学者不在少数，这部分研究一致认为，国家在推进政权建设和国家综合实力增强进程中，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政治动员。并且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均得益于政治动员。这是从技术角度切入，对中国共产革命进行的微观研究。 （二）新
11、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这段时期的研究一部分是立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诉苦” ，着重讲述土改中政治动员如何采取具体实施方法调动乡村民众“诉苦” ，从中又理出了何种规律。诸如宣传、组织开会、 “斗地主”的方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同时行之以实，有效地激发了农民对于地主阶级和国民党统治的仇恨之情，进而产生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之情，为根据地的建设、国家政权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 “近代中国农民遭受剥削和压迫是毋庸置疑的现实，但是从客观现实（苦难）到主观感受（苦感） ，再到具有明确指向的心理情绪（对国民党之仇恨和对共产党之爱戴） ，最终形成阶级意识、促发革命行动，这一过程并非自然形成，而须经革命政党的宣传
12、、组织和动员。 ”（李里峰，2007）另一部分研究着重点不局限于乡村治理这一块，而是立足于社会革命背景下的国家建设角度，即便底层民众中的主体是指农民群体。 “中国共产党凭借由政治动员所赢取的资源优势和社会支持，战胜了旧政权统治者、各路地方军阀以及外国干涉势力，建立起主权独立的中央集权型国家。 ”（李斌，2010）由此可见，此类研究认为，政治动员对现代国家构建起到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三）新中国成立之后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者选择的研究背景是社会革命的完成阶段从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至 1956 年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确立为止。这段时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有了战争期间实践得来的宝贵经验，加之
13、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处于国家的公共领导地位，政治动员难度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因此“其所能激发的群众运动的规模和有效性都比以往有所增强，从而在现代国家构建的三大主题上同时产生出较为显著的增益效果。 ” （李斌，2010）于是这类文献得出的结论是，这一时期，政治动员暂时取代了正式制度，继续充当乡村治理甚至是全国治理的重要手段。基于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地将眼光放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上，主要原因是两者存在“求”与“需”的关系。即为适应“大跃进”的需要而“无偿调用人民公社大量的劳动力和农副产品已习以为常。 ”（于建嵘，2007）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归咎于政治动员的作用。许多研究成果表明，人民公社体制既是国家
14、进行社会动员的手段，同时也是结果。 “在现代化背景下，国家主导乡村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其显著特征和标志是，城市政治社会对乡村社会的侵入即国家行政权力的下沉。 ”（于建嵘，2001）这一类研究重点指出政治动员使得国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嵌入到乡村的方方面面，并从中找寻政治动员的利益机制。（四）改革开放后部分学者将目光聚焦于转型期与新时期的社会动员上，认为在现有体制下，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性，互联网与科技的进步增加了人们的选择性，国家在特殊时期时惯用的政治动员不再发挥很好的资源统筹作用，乡村治理应该更多地引入社会动员。于建嵘就提出“乡村政治发
15、展的基本逻辑是，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乡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乡村的政治领域，乡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 ”（于建嵘，2001）同时，一些学者还通过对农村社会动员的考察，进一步提出“社会动员应坚持自下而上的草根原则。 ”（何宏光等，2006） ，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也是不合时宜的。还有一些是针对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研究，认为“草根动员既是一个动员参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理性控制并适时结束群体行动的过程。 ”（应星，2007） 。这些研究更多地是
16、希望深入理解农民底层动员的运作情况，分析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为群体性利益表达寻求一条“合法”之路。当前较新的研究视角是引入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动员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乡村治理中社会资本如何产生，并进而引致乡村的社会动员能力。 ”（韩万渠，2015）研究问题从单一的实证研究给出建议，发展到将乡村社会动员作为乡村治理的独特样本。综上所述，以往研究较为关注政治动员，较少涉及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而本研究以乡村民俗活动为切入口，更运用了资源动员理论来分析社会动员。此外，本研究聚焦的是具体事件的来龙去脉，关注乡村微观动员的具体机制，这也是以往研究较为缺乏的。三、研究方法（一）概念界定1. 政治动员：一定的政治主体如政党、政治集团等为聚集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而进行的政治宣传、政治鼓动等行为。 12. 社会动员：通过特定形式的集群行为，公众针对目标政权展开持续的、有组织的集体利益诉求活动。 （杨菁等，2010）指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一系列旧的落后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习惯与传统的破除，人民开始接受并适应新的社会化和行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