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镜中”的诗艺柏桦【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 题 号】J3【复印期号】2011 年 02 期【原文出处】《东吴学术》(常熟)2010 年 3 期第 46～51 页【英文标题】Zhang Zao: Poetic Arts in a “Mirror”【作者简介】柏桦，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关 键 词】EE1349971UU8491295一九八四年深秋或初冬的一个黄昏，张枣拿着两首刚写出的诗歌《镜中》、《何人斯》来到我家，当时他对《镜中》把握不定，但对《何人斯》却很自信，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两首诗是他早期诗歌的力作并将奠定他作为一名大诗人的声誉他的诗风在此定型，线路已经确立，并出现了一个新鲜的面貌这两首诗预示了一种在传统中创造新诗学的努力，这努力代表了一代更年轻的知识分子诗人的现代中国品质或我后来所说的汉风品质：一个诗人不仅应理解他本国过去文学的过去性，而且还应懂得那过去文学的现在性（借自 T.S.艾略特的一个诗观）张枣的《何人斯》就是对《诗经·何人斯》创造性（甚至革命性）的重新改写，并融入个人的当代生活与知识经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种对现代汉诗的古典意义上的现代性追求。
他诗中特有的“人称变换技巧”的运用，已从这两首诗开始并成为他写作技艺的胎记与指纹，之后，他对这一技巧将运用得更加娴熟他擅长的“你”、“我”、“他”在其诗中交替转换、推波助澜，形成一个多向度的完整布局毫无疑问，张枣一定是被《诗经》“何人斯”这三个字闪电般击中，因而忽获得某种神秘的现代启示在我与他的交往中，我常常见他为这个或那个汉字词语沉醉入迷，他甚至说要亲手称一下这个或那个（写入某首诗的）字的重量，以确定一首诗中字与字之间搭配后产生的轻重缓急之精确度就这样，这些“迷离声音的吉光片羽”（张枣《悠悠》），这些蓦然出现的美丽汉字，深深地令他感动流连，其情形恰如胡兰成《论张爱玲》中一段：她赞叹越剧《借红灯》这名称，说是美极了为了一个美丽的字眼，至于感动到那样，这里有着她对于人生之虔诚她不是以孩子的天真，不是以中年人的执著，也不是以老年人的智慧，而是以洋溢的青春之旖旎，照亮了人生①另外，《诗经·何人斯》开篇四行对张枣《何人斯》的触动尤其重要，且引来一晤：彼何人斯？其心孔艰；胡逝我梁，不入我门？这劈头一问，那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呀？这也正是张枣每时每刻都在揪心叩问并思考的问题他的诗可说是处处都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即他终其一生都在问：我是哪一个？张枣的这首《何人斯》也是从当前一问：“究竟是什么人？”一路追踪下去，直到结尾“我就会告诉你，你是哪一个”。
如此追问，可想而知，他为何特别着迷于呈现或侦破诗歌中各个人称在故事铺开、发展后的彼此关系及其纠缠；而《何人斯》中，你和我紧紧纠缠的关系及故事，正是诗歌在元诗意义上的关系与故事这又可从张枣写于一九九○年的一首诗《断章》最后二行中得到明证：……是呀，宝贝，诗歌并非——来自哪个幽闭，而是诞生于某种关系中《镜中》的故事亦是如此，它在两个人物（我和她）中展开，并最终指向一个戏剧性的遗憾场面皇帝”突然现身，张枣对此稍有迟疑，我建议他就一锤子砸下去，就让这一个猛词突兀出来无须去想此词的深意，若还有深意的话，也是他者的阐释，而写者不必去关心我接着还告诉他，拉金(Philip Larkin)说过：为了震吓这个世界，诗人有时会故意用 FUCK 这类词，来刺激读者，使之如临冷水浇背同理，为了故意制造某种震惊性场景，并以此来与该诗悔意缠绵之境形成张力，“皇帝”出现得非常及时而其中那“一株松木梯子”最为可爱且有意思此意象，我以为是全诗的细节亮点，既富现代感性，又平添了几许奇异的古典性色泽那平常之物——松木梯子——似中了魔法，经过诗人的点金术之后，变形为奇幻的意象此意象又最能证明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说，伟大的作家都是魔法师。
当我着迷于象征诗时，张枣却偏好意象诗，这一区别，尤可玩味需知，象征就意味着浪漫、暗示、间接及主观；而意象则是古典、明晰、直接与客观众所周知，庞德对古典汉诗也极为着迷，其实他是对汉字作为表意文字这一意象所代表的另一种文明着迷，他曾说过：“与其读万卷书，不如写出一个意象”如今中西诗人都已达成了这一共识，即意象诗是一切诗歌写作的基础，无论哪个民族的诗人都可以以诗歌写作中意象的优劣为标准进行同场竞技，一决诗歌之高下而意象诗尤似中国语言文字学中最基础的科目——小学，小学是一切中国学术的根本，它包含了对字形、字义、字音的研究以此类推：若想考察一个人的诗歌写作水平如何，就应首先看他写来的一首小小的意象诗水平如何，一个连意象都写不到位的诗人是不适合写诗的只有当他过了意象关之后，他才可以天马行空、任意驰骋，这时无论他写什么，哪怕写大白话都无碍，因为他已有了那扎实的意象底子垫着而张枣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是意象诗的高手了，他写出的一流意象诗非常多，无须一一枚举，仅这首《镜中》，我以为，便足可成为现代中国意象诗的翘楚至于这首小诗的意义，如今我们当然懂得，不必过度阐释《镜中》只是一首很单纯的诗，它只是一声感喟，喃喃地，很轻，像张枣一样轻。
但这轻是一种卡尔维诺说的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这轻又仍如卡尔维诺在《论轻逸》中所说，是“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对我来说，轻微感是精确的、确定的，不是模糊的、偶然性的保尔·瓦雷里(Paul Valery)说：‘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按：瓦雷里此说尤指轻中之重，而非真的轻若鸿毛，我认为这轻与重之间的讲究与辩证法仅仅是说给那些懂得轻的诗人听的）说来又是奇异：湖南人自近代以来就以强悍闻名，而张枣平时最爱说一句口头禅：“我是湖南人”那意思我明白，即指他本人是非常坚强的有关“坚强”一词，他曾无数次在给我的来信中反复强调，不必一一寻来，这里仅抄录他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致我的信中一小段：不过，我们应该坚强，世界上再没有比坚强这个品质更可贵的东西了！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庞德的纪念片（电影），他说：“我发誓，一辈子也不写一句感伤的诗！”我听了热泪盈眶但这内心强悍的湖南人总是轻盈的奇妙的张力——轻盈与强悍——他天生具有，《镜中》最能反映他身上这一对强力——至柔与至刚——所达到的平衡，那正是诗中后悔的轻叹与皇帝的持重所化合着并呈现出的一个诗人命运的（轻与重的）微积分呢（“命运的微积分”这一说法出自纳博科夫的一个观点）。
另外，《镜中》还应该被理解为是《何人斯》之前一首轻逸隽永的插曲它在一夜之间广为传唱的命运近似于徐志摩和戴望舒那易于被大众接受的《再别康桥》及《雨巷》这婉妙的言词组成的原子（按：“正因为我们明确知道事物的沉重，所以关于世界由毫无重量的原子构成这一观念才出人意表卡尔维诺《论轻逸》），这首眷恋萦徊的俳句式小诗，在经历了多少充实的空虚和往事的邂逅之后，终于来到感性的一刹那，落梅的一刹那，来到一个陈旧的词语——“镜中”他在后来写的《秋天的戏剧》中，以上所说那种细巧精密的“人称变换技巧”达到了另一个丰富的程度全诗共八节，除前三节和最后一节是写“我”与诗中其他人物的关系与故事外，中间四节分写了四个人（两男两女，皆有原型，在此不赘），这四个人恰似演员的表演，在“我”的带领下，在一个舞台上演“秋天的戏剧”紧接着，《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将其诗艺更推向一个高峰，人称的变之游戏——这一游戏卞之琳生前玩得烂熟——在此诗中呈现得更为天然，更为出神入化，简直就成了张枣的拿手好戏该诗从她到他，作者思路很清晰，需知，一舞者必伴一欣赏者或参与者前一部分的“我”，是以男性为主导讲述的故事；后一部分的“我”，则是以女性为主导讲述的故事。
此诗正是这两层眼界，第一部分是以男性为中心，张枣以男主角的口吻说话；第二部分则以女性为中心，张枣又以女主角的口吻说话如此书写阴与阳，真是既讲究也平衡用现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运用互为主体性来进行书写当然这种写法也表现出张枣雌雄同体的后现代写作风格，即他不是单面人，而是具有双向度或多向度的人张枣的戏剧化手法，即人称在诗中不停地转化，像极了卞之琳，同时也是向戴着各种面具歌唱的叶芝(W.B.Yeats)学习的结果张枣对艾略特(T.S.Eliot)的“非个人化理论”及叶芝的诗相当熟悉，尤其是叶芝，他从中学到了很多，譬如叶芝的《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他就对其结构、诗性的抑扬顿挫、虚与实的演绎技术等进行过反复细腻的精研在此又顺告读者，张枣用字比我更加精致，此点颇像卞之琳；而在用字的唯美上，我则始终认为他是自现代汉诗诞生以来的绝对第一人，至今也无人匹敌我们顺便再来看他另一首小憩时写的《深秋的故事》它是张枣一九八四年或一九八五年写于重庆的一首小诗，此诗是作者在重庆对江南，尤其是对南京及其周遭江南小镇的想象，由于诗中有一个我们能感触到的人物——她（在诗中写人或各种人物的出场表演，是他一贯最拿手的技艺）的穿梭，江南古典的风景也就重新活过来了。
读者特别要注意，张枣几乎所有的诗都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常是他者但有时也是自己，譬如《那使人忧伤的是什么》、《早春二月》便是作者在描画或探究自己的篇章），即一个具体的倾听者，他常常会以他的幻美之笔，将这个或那个他生活中的人物写入他安排妥帖的诗歌场景中，这正是他念兹在兹的“情景交融”——我们先人最严守的古典诗律从此出发，我们可在他笔下的人物中随处流连作者那令人心惊的为其美容之魔法，这又应了纳博科夫在《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中的一段话：“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按：当然也以此来看待一个诗人）：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①而他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写于德国的《刺客之歌》，演员被最大限度减少到两人，不像《秋天的戏剧》人物众多，出场入场、缤纷壮丽在此，他若一个沉静的导演绝对掌控着诗中人物的表演首先，他把自己的形象出神入化地平均分配给了刺客和太子两副面孔、两种语气、两个相同的命运（指共同复仇的命运及任务）——太子与刺客，在一片素白的河岸为我们上演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惊骇场面，一首小诗被委以重任并胜任了极端的时间。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那刺客仿佛染上了思乡的烦躁，坚决要去赴那一片血光，舟楫在叮咛、酒与剑已备齐、英俊的太子向我们走来、热酒正在饮下……那刺客速疾如梦，那太子幽缈沉郁；寂寞在烧痛，死广在渴盼……语调就是态度，就是信仰，就是决心幻觉中，作为导演的张枣这时也挺身而出，代替了故事里的主角——刺客，其实，他也就只手翻新了历史中的一个画面；如今，张枣年轻的影子已伫立在画面中，以“另一张脸在下面走动”（《刺客之歌》），任“历史的墙上挂着矛和盾”（同上）我第一次（接着是好多次）读到这首诗时，诗中的每一个言词似乎都在脱颖而出，它们本身在说话，在呼吸，在走动，在命令我的眼睛必遵循这诗的律令、运筹和布局多么不可思议的诗意啊，三个人物（刺客、太子、张枣）在如此小的诗歌格局中（而非大诗中）充溢着无限饱满的心理之曲折、诡谲、简洁、练达，突然，故事贯穿了、释然了，一年又一年，一地又一地，诗人当前的形象终于在某一刻进入了另一个古老烈士——刺客——的血肉之躯此诗当然亦可从另一番深意出发予以阐释，张枣正以此诗“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场景来自喻他在德国的境况：“为铭记一地就得抹杀另一地／他周身的鼓乐廓然壮息”（同上），不是吗？二○○六年四月，他在接受《新京报》记者刘晋锋采访时，就说过：“我在国内好像少年才俊出名，到了国外之后谁也不认识我。
我觉得自己像一块烧红的铁，哧溜一下被放到凉水里，受到的刺激特别大”在德国，鼓乐已“遽然壮息”了，但与此同时，他又迎难而上，假以诗中“刺客”的命运及任务来暗示或象征他自己身在异国的诗歌写作的凶险命运及任务，“那凶器藏到了地图的末端／我遽将热酒一口饮尽”（同上），其中那“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