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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周雪光：芝加哥“热浪”的社会学启迪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读后感1995 年 7 月中旬,一场高温热浪袭击了芝加哥。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左右(7 月 14 日至 20 日) ,有700 余人因为高温中暑而死亡。芝加哥一度成为“死亡城市”(the city of death) 。下面是芝加哥居民惊心动魄生死经历的几个镜头:玛格丽特奥蒂茨在自己家里开 设了一个小型的幼儿园。星期五,她开着自己福特大客车带着十个孩子去一个有着空调的电影院。看完 电影后奥蒂茨带着孩子们 回到幼儿园。每个人都筋疲力尽 ,孩子们很快就午睡了。一个半小时后,奥蒂茨回到她的福特 车准备去接其他孩子。当她打开车门时才发现,有两个
2、男孩被遗忘在车上,他们已经死于高温。(Klinenberg , 2002 :6)星期六,停尸房的 222 个床位已经全部占满,但仍有数百具尸体无处安放。刚刚运来的尸体散放在办公室的各处,许多尸体已经做了死亡诊断,但因为找不到亲属而无人认领。当地一肉食公司的老板自愿提供他的冷藏车队来暂时存放尸体。星期五第一批 红黄相间长达 48 英尺的车辆到达,它们很快就装满了; 但仍然有许多尸体没有地方安置。周末又调来了更多的车辆,最后共有 9 辆大冷藏车。 这些车辆停放在停尸房的车场,被警车、电视台电台的新闻车 、殡车、私人车所簇拥着。这些情景出现在电视画面和报纸图片上,传遍了世界。(Klinenberg
3、,2002 :8 - 9)以上两个片断摘自社会学家埃里克克兰纳伯格( Eric Klinenberg)对这一事件的研究之作热浪:芝加哥灾难的社会解剖( Heat Wave : A Sociologic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注1）在医学上,为了查明死亡原因,常常需要对尸体进行解剖分析。而这本书,正如它的标题所示,从社会学角度对这一重大灾难事件进行了“社会解剖”。书中体现的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关切,社会学的审视目光,学术的严谨思路,扣人心弦的写作,令人印象深刻,在学术界和公共政策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对芝加哥热浪这样一个重大灾难事件,社会学可以提供怎样的
4、理论思路和分析工具? 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反映了一系列有关紧急事件的应对措施的问题,我们从组织学角度应该有怎样的反思? 这两个问题是我写这篇书评的着眼点。一一个好的研究首先要有好的问题。我们不妨从克兰纳伯格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出发。在芝加哥的热浪事件中,为什么许多人在孤独中死亡? 为什么死亡率在不同社会群体(性别、种族、社区) 中有着明显的差异? 为什么只有一街之隔的两个社区在热浪中的死亡率差别巨大? 这些问题使得我们联想到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经典著作自杀论。正是在这本书里,涂尔干提出了“社会事实”应该从社会群体层次进行研究解释这一社会学基本思路。围绕着这些问题, 热浪对这一灾难的多方原因从不同层
5、次从个人的生活环境、都市社区、社会服务机构、市政府,直至公共领域中新闻媒介机构进行了逐步分析。这本书除了前言和结论两个部分外,共有 5 章。第一章以“在孤独中死亡”这一观察开始,从受难者个人层次的生活环境入手讨论。在热浪中死亡的人们大多是老人。他们年迈体弱,难以承受自然灾难的肆虐,这仿佛是人们易于接受的常识性事实。但是,克兰纳伯格追问:为什么这些老人会在孤独中死亡而无人过问? 为什么他们不愿离开自己的房间去寻找更为凉爽的空间,或者寻求街坊邻居的帮助? 为什么许多人在如此炎热的气温中仍然门窗紧闭,甚至严封重锁,以致警察和社会福利人员需要大力破门方能进入死者的公寓? 运用社会学长期积累的研究成果,
6、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回答了这些问题。第一、人口的变化。美国社会的一个严酷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过着独身生活,越来越多的老人在孤独中渡过晚年,他们常常疾病缠身,失去室外活动和社会交往的能力。第二、文化的演变。由于犯罪率的上升,社会恐惧的文化悄然滋生,使得人们趋于闭门自守。而美国人的个人主义、私生活的价值概念在老人中尤为盛行,更加剧了这种孤立独处的趋势。第三、在贫穷、暴力、疾病盛行的区域里,社会生态恶化、社会公共场所消失,从而剥夺了老人社会交往的生态空间。第四、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特别是没有子女的男性老人,更易于失去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资源。在克兰纳伯格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个孤独无奈的老人,没有
7、社会资本、没有社区、没有社会关系,被自己的亲人抛弃,在抢劫、贩毒、斗殴等各种暴力活动的逼迫下不得不退回自己惟一所有的私域自己的房舍以求自保。例如,一位老人在访谈中告诉作者,她一年中只离开自己的公寓 6 次,其中 3 次是因为2一个社会福利团体在生日、感恩节、圣诞节这三个时节组织的关怀老人的活动(第 51 页) 。当一个社会如此抛弃老人时,我们也可以质问这个社会是否也抛弃了人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过着如此的孤独生活,并不是所有的社区都经历了如此的暴力和衰落,也不是所有的社区在热浪中都经历了同样的高死亡率。在第二章,作者从社会群体的层次上对这一事件进一步加以解剖分析。他首先用统计资料说明,在
8、芝加哥的不同地区,热浪中的死亡率与种族构成、年龄构成、社区兴衰以及犯罪率有着明显关系。随后,作者把我们带入了两个地域邻近但种族不同的社区进行比较分析。在热浪中,一个以黑人为主的社区和一个以拉美种族为主的社区有着迥然不同的遭遇:黑人社区的死亡率高于芝加哥市的平均死亡率 5 倍,而拉美族社区的死亡率仅有芝加哥市的平均死亡率的一半左右。为什么这两个社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呢? 有人从这两个种族的不同文化来解释,认为拉美族文化更为注重家庭关系,从而得到更多的亲情支持;有人从两个种族对高温适应的身体素质来解释,认为拉美族人以前生活在热带地区,身体对高温气候比其他种族更有适应能力。克兰纳伯格认为这些解释
9、都经不起推敲:独自生活的老人的比例在拉美族社区(31 %) 高于黑人社区(24 %) ;由此可见,孤独生活本身并不是导致热浪中死亡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黑人种族以前也在高温地带生活过,所以从体质上解释牵强附会。他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加以分析,指出社区的经济活动、商业环境的演变对这两个社区的不同遭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芝加哥城市自 50 、60 年代开始了工业衰落的过程,导致这个黑人社区中经济生活、商业活动凋敝不振,居民随之离去,留下了大片空旷荒废的地段,为犯罪活动提供了极好的场所。在这种恶劣的生态环境下,无法离开这里的老人只能退却困守在自己家中。黑人社区中的教会组织原本扮演了加强社会关系的重要
10、角色,但人口流失和经济活动的衰落使得教会的资源也随之枯竭,对当地老人的关怀往往力不从心、爱莫能助。这些正是“社会孤独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social isolation) 的重要渊源。与此相比,只有一街之隔的拉美族的社区却有着十分不同的命运。从书中的照片我们看到,在这里广告招牌铺天盖地,街上车水马龙、商店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老幼相持游玩,邻里欢聚谈笑,整个生活空间呈现着安居乐业的景象。繁忙的街道、密集的人口为社会资本的产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有着极大权力的拉美族教会组织对新来的移民和只说西班牙语的居民尤为关注,开展一系列活动帮助他们融入社区生活。这些条件都为社区居民(
11、包括独居老人) 的社会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使得老人在热浪袭击灾难中得到街坊邻里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关注和帮助。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者分别对城市中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对这一高温天气灾难的应对措施进行了分析和批评。他指出,在整个应对过程中,芝加哥市缺乏应对重大灾难所应有的设施准备,而组织的失败是关键所在。“市政紧急事件反应系统要求行政管理者不仅要信任在第一线发回报告的官员,而且要将有关重要信息上报给有关的决策领导层。医务工作人员抱怨说,在热浪期间,消防部门内部的分工以及消防管理机构在处理公共健康危机方面的经验不足堵塞了信息渠道,延误了市政有关部门的应对措施”(第 133 页) 。由于信息渠道不
12、畅,上层决策者起初对灾情的状况估计不足,没有及时决策。例如,消防部门的官员没有及时启动紧急应对方案,调集周边地区的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延误了拯救生命的关键时间。克兰纳伯格进一步指出,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政府近年来推行的“政府改革”措施把公共服务设施转移到私有公司经营,受市场机制支配。这样做的结果是,那些有着“市场能力”即有着资源的(富裕) 老人群体有了更多的机会,却更不利于弱势群体使用公共资源。如果说,在前几章的分析讨论中作者还在用同情的目光审视人际关系的萎缩、社区的衰落、社会福利机构的无奈,那么当他把目光转向市政府(第四章) 时,他的分析和批评则变得严峻尖锐、毫不留情。他对当时
13、以戴利(Daley) 市长为中心的市政府的指责尤为尖锐。他这样写道,戴利市政府花费了大量的资源来塑造一个为市民服务的好政府的形象,在这种形象工程的投资上戴利政府与芝加哥历史上的任何政府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现在的市政府并不是建筑在实际政绩之上的,而是“通过公共形象制造出的政府”(government by publicity) 。在这一背景下,热浪灾难中的不良表现会给政府的形象抹黑,因此市政府部门极力否认政府决策的失误。在事故发生后,市政府的各个部门互相推诿责任,淡化事件的严重程度,把人为的失误归咎于自然灾难。在克兰纳伯格看来,公共媒介机构也应该承担道义上的责任(第五章) 。它们为了追逐
14、盈利,在热浪灾难过后不久就已经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有利可图的新闻了。当时,一些新闻工作者试图通过回访受害者来帮助这3一城市重新思考反省这一事件。但是当这些访谈调查资料收集好时已经是秋冬之交,电视台的经理们认为读者对夏天发生的事件已经没有兴趣,不愿在新闻节目中给以引人注目的位置,最后只能草草收场。这些做法加速了对热浪这一灾难的社会遗忘过程。二克兰纳伯格在第三、四章中讨论了社会服务机构,特别是市政府,在应对紧急事件中的一系列失误,主要从政治角度分析批评政府官员为了政治利益而相互推诿责任,为了维护“效率政府”的形象而一味地淡化事态的严重性。在我看来,对于这些应对措施严重失误的反省还可以借助于组织分析的角
15、度。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仅仅归因于政治利益冲突和政治运作机制,反而会限制我们的分析视野,限制改进组织设计的可能性。各种正式组织(如政府、公司、学校) 在不同程度上都需要面临和应对各种紧急事件,这可以说是无法避免的现实。然而我们注意到,正式组织在紧急状况应对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弊病却常常十分雷同、反复出现,并没有因为“组织学习”而改进。例如,关于 1986 年美国“挑战号”航天飞机失事的调查发现,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是组织设计上的问题:对存在的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对可能发生问题的后果估计不足,决策过程中各部门合作不利,各环节的信息不沟通甚至歪曲,等等。因此,美国宇航总局(NASA) 进行了一系列组织上的
16、改进。但是,时隔 17 年后,关于“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 2003 年失事的调查发现了几乎同样的组织失败原因。有关美国 911 事件、2004 年飓风袭击新奥尔良等紧急事件对应失败的调查报告也一再发现类似的组织失败原因。（注 2）在克兰纳伯格有关芝加哥的热浪事件应对过程的分析中,我们看到类似因素的再次呈现。当我们第一次发现(或读到) 这些因素时,还可以把它们归咎于一个具体组织的失误和问题,还可能为发现这些导致组织失败的具体因素而兴奋,但当类似的问题在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情形下不断重复出现时,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震惊,而是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些现象是不是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组织机制和过程?我以为,这些现象和问题反映了科层制正式组织的结构在追求效率和适应环境两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如果不能从这一角度来认识这些矛盾,那么组织设计上的改进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防患于未然。我的基本命题是,正式组织大多在规章制度的基础上运作,这种常态运行的状态在本质上无法(也不可能) 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科层制组织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的等级结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