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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八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 Report of Phonetic Research 200899广州普通话和标准普通话两音节韵律词重音对比研究胡伟湘 金健 王霞 李爱军摘要 本文考察了广州普通话和普通话的两音节词重音模式的异同。我们对标准普通话、广州普通话以及广州话单念的两音节词以及语流中的两音节韵律词的重音分布和声学表现进行了考察。实验结果表明，在单念的二字词中，标准普通话倾向于前重，而广州普通话倾向于后重。从重音的声学表现看，广州普通话比标准普通话更倾向于拖音。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应该跟广州话对广州普通话的影响有关。从语流中的两音节重音分部来看，广州普通话和标准普通话都倾向于前重，但是普通话的
2、前重倾向更加明显，从重音的声学表现看，标准普通话比广州普通话更倾向于拖音。另外，我们还考察广州普通话语流中的轻声情况，发现广州普通话中轻声有36.58的错误率，相信这也是造成标准普通话和广州普通话轻重模式偏误的一个重要原因。1研究背景和以往成果介绍重音是语义上的着重、强调和聚焦的一种语音手段，是各个语言中必不可少的韵律特征，但是，重音在各个语言及方言中的表现不尽相同。汉语作为一种声调语言，虽然重音对汉语来说，不存在区别意义的作用，但是整个语句语音的轻重配置会使得语言中产生语音上的抑扬顿挫。而这种抑扬顿挫也是每一种语言生动表达必不可少的方式。因此，重音在汉语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方言区的人在学习
3、普通话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偏误，表现在语用、语法、词汇、语音等各个层面中。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语音层面中的两音节韵律词重音分布。重点考察广州人习得普通话时，重音模式的偏误。按照中介语的理论，就必然涉及发音人的目标语和母语，也就是普通话和广州话。这里要注意的是轻重是感知上的相对凸现程度，“轻”是轻音并不是指轻声。轻声是普通话的特色之一，轻声音节一定被感知为轻音。相同的轻重模式，可能轻重程度不同，比如按照传统的汉语两音节重音理论，把重音分为4级，两音节词重音模式有43，24，41等等。感知上相同的轻重模式，语音上表现可以有不同。比如，很多方言有“重轻”模式，但是语音表现上，相对较轻的音节却没有普通话的
4、那种轻声。听起来的节奏模式还是与普通话有所不同。对普通话的两音节词重音和声学表现的研究很多。如林茂灿、颜景助、孙国华（1984）发现，单念的两音节词 70%以上被感知为后重，而且第二音节长于第一音节，为“中重型”。王韫佳等(2003)认为在双音节韵律词中，语义重音倾向于落在前音节上，但也受词内语义焦点位置的影响。在语义焦点前倾(如偏正式)或平衡(如并列式)的结构中语义重音明显前倾。而在语义焦点后倾(如动宾式和述补式)的结构中，语义重音的居前的倾向被明显削弱或抵消。Eric Zee(2004)对普通话 2-4 个音节字组的韵律特征进行分析，包括两音节的时长、音高和音强模式的分析。仲晓波、王蓓等（
5、2003）研究了韵律词重音的多个声学相关物,及其对韵律词重音知觉贡献的大小,他们认为按照贡献大小的次序,影响普通话韵律词重音感知的声学参数是:时长、音高、频谱倾斜和平均能量。有关广州话的声学研究很少，但是我们可以参考香港粤语的研究成果，Eric Zee和Wai-Sum Lee（2002，2004）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语音学研究，分析了单字调和两音节声调组合模式，以及时长模式。杨辰(2005)研究了声调和元音在双音节非轻声韵律词中各音节在凸现感知中的交互作用。针对四种类型的两字组展开了感知实验。这四种类型是：1. 相同声调相同元音的词 2. 相同声调不同元音的词 3. 相同元音不同声调的词 4.
6、 不同声调不同元音的词。感知实验的结果表明，对于类型 1 的词来说，高元音和低元音之间的强度差异是导致凸现感知不同的原因；而对于其他类型的词来说, 两个音节之间的声调对立在凸现感知的表现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八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 Report of Phonetic Research 2008100对于内部不同语法结构的双音节词，进行了感知实验。陈娟文、李爱军和王霞(2003)对上海普通话和普通话在词重音上的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上海普通话和普通话在韵律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两者有着不同的词重音表现。首先，在词重音的分布模式上有着一定的差异。两者词重音在调类中的分布大概相似，都是去声最易重
7、读，上声最不易重读，其次依次为阴平和阳平。但是上海普通话去声重读趋势比普通话去声的重读趋势强一点。在词重音位置分布上，上海普通话比普通话更不易于前字重读。其次，在词重音的声学表现上，探讨了两者在音高和时长的差异。我们的研究试图通过分析声调和两音节词重音在目标语、过渡语和母语三者中的表现，揭示广州人学习普通话的时候词重音偏误原因。为语音评测和语音教学提供一些研究参考。2.语料、发音人情况及标注情况介绍本次研究的广州话语料和广州普通话语料取自 Nokia-Cass-GZH 方言普通话并行语音语料库。广州话语料包括单音节（每个发音人 310个左右） 、双音节（考虑到韵声搭配及声调搭配，每个发音人 1
8、10 个左右）以及单句和平衡句（每个发音人 205 句左右） 。广州普通话语料包括单音节（每个发音人 149 个） ，双音节（考虑到韵声搭配及声调搭配，每个发音人 320 个左右） ，以及句子（单句、复句，每个发音人 150句） 。录音地点在安静的办公室进行。录音设备为手提电脑配上外置的 USB 声卡（m-audio 公司 mobilepre 声卡）以及录音话筒（797 长cr722 电容话筒） 。录音软件采用社科院语言所编写的录音软件 CASSRecorder。录音采样率为16000hz，采样精度为 16bit，单通道录音。提取了数据库中五位发音人 5 男 5 女的数据，发音人都是在校大学生
9、，84-85 年出生，都是在广州老市区（东山区、越秀区、荔湾区）长大，父母也都是广州老市区人。五位发音人的普通话都是中级口音。普通话采用语音语料库NOKIA-CASS-I 录制的普通话4，12，10名中青年北京人（5 男、5 女）所朗读的普通话语音语料。包括单音节、双音节、三音节和语音平衡句子和包含不同句型的句子。对所有的词和语句进行语音学标注和数据提取。语音学标注使用 C-TOBI 标注系统标注音节和声韵母的边界、韵律边界和各级重音。标注软件为 PRAAT。3.实验结果 3.1 标准普通话、广州普通话、广州话两音节词单念和语句中的重音分布以及与声调的关系3.1.1 数据统计结果统计结果见附表
10、 1、表 2、表 3。3.1.2 单念的两音节词重音分布及声学特征讨论比较表 1 和表 2 可见，在标准普通话中，两音节词单念时倾向于前重，在广州普通话中，两音节单念时倾向于后重。可以看出，广州普通话和标准普通话的这种差异，跟广州话对广州普通话的影响有关，因为在广州话中，两音节词单念时也是倾向于后重。从重音的声调分布来看，标准普通话和广州普通话中，都是去声最倾向于承担重音，上声最不倾向承担重音。从重音的时长表现来看，当重音处于两音节词的后一音节时，标准普通话、广州普通话以及广州话中的后音节时长都比前音节要长，但是广州普通话和广州话中的后前音节时长比明显高于标准普通话。可见，当重音位置落在后一音
11、节时，广州普通话和广州话的后音节都有比较明显的拖音现象。3.2 标准普通话、广州普通话、广州话两音节词在语流中的重音分布对比研究3.2.1 数据统计结果统计结果见附表 4、表 5、表 6。3.2.2 语流中两音节词重音分布及声学特征讨论从表 4、表 5、表 6 可见，从各级重音的分布来看，标准普通话、广州普通话、广州话两音节韵律词都倾向于前重后轻模式。但是从前后重比率来看，标准普通话的前重倾向比广州第八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 Report of Phonetic Research 2008101普通话和广州话要大的多。从各级重音的时长对比来看，标准普通话当重音落在第二音节时，后前音节时长比比广州
12、普通话和广州话明显，可见在语流中，当重音落在第二音节时，标准普通话更倾向于拖音。3.3 对语流中轻声音节的偏误考察除此之外，我们还考察普通话语流轻声的情况。我们使用的语篇是故事北风与太阳 ，除了录制这十个人普通话之外，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讲标准普通话的 10 名学生录音。从中统计轻声的情况。见下表：表 7：广州普通话和标准普通话语流中轻声统计广州普通话（%） 标注普通话（%）正确率 错误率 正确率 错误率63.41 36.58 89.84 6.91表 7 显示，广州普通话语流轻声有 36.58%错误。再仔细分析广州发音人错误类型，句法上的语助词如“ 的、了、地、得”等为必读轻声词，几
13、乎都正确地发音。趋向性动补成分，如：下来，脱下等等，几乎全部都没有发为轻声，而普通话大部分为轻声，标准普通话发音人的6.91%错误出现在这个部分。必读轻声词“本事、那个、厉害”等，广州发音人正确率较低，只有20%左右。非必读轻声词如“太阳”在普通话的语流中全部趋于读轻声，而广州发音人只有 20%读轻声。广州普通话中的轻声偏误，显然跟广州话本身没有轻声有关。而轻声的偏误，应该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广州普通话语流中的轻重模式的偏误。4结语韵律句法学的基本理论是建立在 Liberman (1975)发现的相对重音原则之上的。这一原则可以表述为如下论式:“人类语言的重音均为相对(而非绝对) 的组合形式”。
14、在进行节奏模式对比研究的时候，是否按照Liberman提出的“重轻和轻重”两种模式来考察，就可以断定两个方言或者地方普通话与普通话之间的节奏模式的异同呢？从我们的研究结果看，还不够。比如，广州普通话和普通话在语流中的两音节轻重模式都是“前重后轻”式，但我们听到二者节奏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发现，在这样的模式之下，两音节词重音模式“重轻”可以有43，41，42，40等具体的重音等级表现，而广州普通话的后字很少出现0即轻声。 所以，在进行地方普通话的节奏模式研究中，需要具体对比“轻重”或者“重轻”模式的声学表现或者重音等级情况，单纯从统计中得到了普通话和地方普通话或者方言的“轻重”或者“重轻”
15、模式倾向一致，就断定两者的节奏模式一致的做法是不能真正揭示节奏模式的差异，也不能给语音学习进行正确指导的。参考文献1 Lin, M.C.; Yan, J.Z.; Sun, G.H. (林茂灿, 颜景助, 孙国华), 1984. 北京话两字组正常重音的初步实验 (A preliminary experiment on the stress in the bisyllabic compounds in Beijing dialect). Fangyan(1), 57-73.2 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芳，1995,广州方言研究.3 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1997,广州话词典 ，广东人
16、民出版.4 吕士楠，普通话韵律词重音知觉，心理学报，2001 , 33 (6) :481 488。5 詹伯慧等，2002， 广州话正音词典 ，广东人民出版社.6 Eric Zee, 2002,The Effect of Speech Rate on the Temporal Organization of Syllable Production in Cantonese, Speech Prosody 2002,Aix-en-Provence,France,April 11-13,2002.7 Lee, W.S.； Chen, F.X.； Luke, K.K.； Shen, L.Q.,2002,The prosody of bisyllabic and 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