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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文系大本毕业论文 气韵沉雄曹操诗歌的艺术特色探析 引言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武帝曹操算得上是一位丰碑似的人物。对于他本人及其诗作的评价，从未停止过，在这其中，陶敖孙的评价则颇为中肯：“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如此评价将其诗与气质相联系可谓恰切。曹操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气韵沉雄” ， “气韵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就是与人的个性，气质相关的生命的律动和个体的才情、智慧、精神的美两者的统一，它呈现为一个诉之于直感的形象，处处显出生命的律动，同时又渗透着一种内在精神的美，十分接近于音乐。 ”(中国美学史)；“沉雄”为作者内在情感表现， “沉”有深沉，压抑，隐伏之意，其情感为压抑而非肆放，深沉而含
2、蓄，不显露于外;“雄”为雄壮，雄浑之意，其情志为豪迈而非萎靡。两字性质不同却融于一词，用以形容深沉而不萎靡，浑雄而不浅薄。 “气韵沉雄”是贯穿曹诗始终,并成为曹操诗歌里最为动人的艺术魅力之所在,已构成曹操诗作的情感基础，它甚至还奠定了整个建安文学悲凉慷慨的情感基调。这种“气韵沉雄”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极大影响,是继承先秦, 嗣响盛唐的时代强音。在中国的诗歌洪流中，曹公“气韵沉雄”的诗作是独树一帜，无人相媲美的。陈子昂慷慨悲壮、古劲苍凉的风格便是从中受益；杜甫“沉郁顿挫”之风也沾了曹诗“气韵沉雄”的某些气质。但陈子昂慷慨悲壮缺乏曹诗傲视天下的霸气和感悟哲理的老成；杜甫的“沉郁顿挫”也少了股敢为人
3、先、昂扬奋发的斗志和气魄。而曹公之所以能创作出如此慷慨激昂“气韵沉雄”的诗，与其独特的时代背景、自身散发的伟人气质以及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是紧密相连的，没有了其中任何一个因素， “气韵沉雄”怕将不会如此完美。一、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乱世背景下产生的文学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提出 “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 。文学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标。它以文本的形式、感性的形象，向世人显示着那个时代特有的风貌。同时，文学的发展始终离不开社会政治因素的参与,它的兴废更替离不开一个合理的政治秩序、协调的社会文化氛围,其中帝王对文学的积极参与、协调则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汉末三国,是风云际会、人才辈出
4、的时代, 在众多人物中, 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可谓首屈一指，不仅造就了 “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还促成了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群星闪耀,诗作如山, 他们用诗歌来吟味真情，抒发忧虑，形成了悲凉慷慨、刚健有力、风清骨峻的“建安风骨” 。呈现出“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会” 的景象。以“三曹” “七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有一个共同的创作主题:关心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表达渴望统一的政治理想以及为此而建功立业的抱负,描写男女爱情的忠贞和离愁别恨,抒发个人理想的空落和个性受压抑后而引发的怨恨情绪等。多样的题材使得诗人们饱满深沉、丰富充沛的情感得以抒发，蕴藉的丰富使作品带有味外之味、韵外之致使人解
5、读不尽，可谓“风力弥满” （真力弥满） 。曹操在这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不仅以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倡导和鼓励了文学创作,而且还以自己优秀的创作实绩直接推动了文学的发展,成为邺下文人集团中最赋有代表性的作家。 以“建安风骨”叙写“汉末实录”的文人集团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 ,朝败 ,群雄割据,诸侯并起, 时局动荡。这时的文人,不可避免地从僵化的社会秩序中走了出来,开始以审视的目光积极进取的精神,求新务实的姿态,追求建功立业,拯济天下 ,以赢得人生的不朽。在实现理想和抱负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社会离乱、民生凋敝的悲怆,感受到了兴衰荣辱难以把握的无奈, 以及产生的命运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
6、 从而激发了建安文人形之咏叹的创作情绪。风清骨峻的“建安风骨” 。 文心雕龙 ?风骨篇将“风骨”的特征简明地概括为“风清骨峻” ， “风清”是对“情”的内质美的规定,“清”,清新真切之意,“风清”就是要求情感的表达应“清新真切”,发自胸臆, 有生命活力;“骨峻”是对“辞”的内质美的规定, “峻”,峻拔遒劲, “骨峻 ”就是要求辞语的表达应 “峻拔遒劲”,出言有力, 能给人感染。无论“情”还是“辞”都要有内在的品质,没有这种内在的品质“情”和“辞”所构成的作品,就不会有思想的和艺术的力量。“风”是撼动心、摇荡性灵的感染力，是文章的一种特质。 风骨篇开端曰:“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源，志气
7、之符挚也。 ” “风” 是取作品述情显朗，飘飘有一种风气，可以感召或撼动人心、摇荡性灵，是文章与读者情感产生共鸣而形成的一种无形的感染力。它对社会和读者产生讽喻、教育的作用，即“教下” 、 “刺上” 。 “骨”源于相术， 记淮阴侯列传中谓:“贵贱在于骨法，忧在于容色。 ” 后被引申到对书法、绘画的艺术评论中。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序里提到作画“六法”中有“骨法”用笔这一法，主要指绘画对象的形质、骨斡与力度。在文学中“骨”代表了文章的骨架强劲有力，显示出挺特刚健的风格。“风骨”作为一个整体理解，是一种刚健挺拔、充满强劲的生命力，具有典雅质朴、雄强劲气的力度美。以曹操父子为主导、 “建安七子”和蔡琰等
8、人为代表形成“建安文学”的创作集体。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自己对社会的忧虑之情，形成了一种文风清俊,慷慨悲凉, 深沉强劲，刚健有力的独特文风，这就是被后世诗人追慕的“建安风骨” ，逐渐成为反对淫靡柔弱诗风的一面旗帜被仰慕至今。曹操以刑名法术进取天下,于鞍马间为文, 用语简捷,词气峭厉, 文风清峻,气韵沉雄,不容斟酌。如“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 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悠悠使我悲。
9、”等等诗句深沉、苍劲,充溢着慷慨悲凉的情调。 龟虽寿虽以感慨生命有限,人生苦短为基调,但已颇有哲学的意味。曹氏兄弟的诗,以深婉细腻的笔调, 写出时代的风云,展现出乱世中人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世界。曹丕在善哉行 、 杂诗虽写游子行役,寄托的却是人生飘零、人生如寄的感慨,“言外有无穷悲戚。 ”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他的诗赠王粲 、 送应氏顾念亲朋,悲叹人生, 赠白马王彪感物伤怀,他的: “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寄松为女梦, 依水如浮萍”,“抚剑西南望, 思欲赴太山”等等诗句或悲壮宏阔,或凄恻委婉、清丽工致, 无不气韵流注、意象相生 ,“意
10、厚词赡, 气格雄浑”被钟嵘称之为“建安之杰” 。作为邺下文人之佼佼者的“建安七子”,他们的文学作品,各有所长,其中尤以王粲的成就最高,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 ”他的诗登楼赋抒写去国怀乡、壮志未酬的心境;从军行五首抒写报国之志、行役之苦和生民之敝;诗句气象壮阔,格调苍劲。尤其是他的七哀诗, 显得更加苍凉悲怆。在“建安七子”的诗作中, 皆有“文词英拔”,“壮有骨鲠”, 是华丽壮大之文。刘桢为人,颇有骨气, 尝触忤曹氏,“减死输作”, 人格如此,文风亦然。他的公宴 、 赠从弟 、 赠徐颇有伤怨、愤慨之词。蔡琰在悲愤诗中抒写自己“流离成鄙贱”的种种痛苦和“常恐复捐废”的深切忧患,“真情极切,自然成文
11、。 ”孔融的文章,胆大气盛, 无所忌惮, 且情采兼长。 与曹公论盛孝章书,情辞宛转, 颇能动人。刘勰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 “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 ”,“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正概括了建安时期的审美情趣，建安文人的创作在情感上表现为激昂奋发、悲凉壮烈，重在表现社会的政治内容，追求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生命忧患意识。所谓“建安风骨”实际上是时代精神，也就是慷慨激昂、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的反映，通过抒写动乱的现实、民生疾苦及个人抱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同时，形式上不拘一格，逐渐形成了一种悲凉慷慨、华美壮大的艺术风格，集中体现了
12、那个时代对人生价值的发现与认识。“汉末实录”的建安文学多抒写社会现实。汉末纷繁的战乱使当时社会动乱，生灵涂炭，疾疫流行，这些都在文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的诗文也大都反映的是人民饱受离乱之苦，哀叹人生苦短，谓之“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氏父子、 “建安七子”及其其他文人们面对的是“ 天下大乱，雄豪并起”的重建时代，是“主爱雕虫，家弃章句”的思想巨变时期。他们大多有着从书斋走向沙场的人生轨迹，有着悲凉、激越而又放纵、安乐的感情，有着“轻名尚实”的思想，这些因素都造就了他们诗人的气质和慷慨的文风。建安诗人有政治上的抱负和理想，试图统一国家，建立功业，实现人生价值，他们在战乱中目睹了百姓
13、的生离死别，对人生感受更为强烈，对生命的感叹这种情感在审美情趣上反映十分充分，正如刘鳃所概括的那样:“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指事造怀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并志深而笔长，故慷慨而多气也。”他们在诗文中真实地抒写了自己目睹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景象,曹操的薤露行真实地描写了西凉军阀董卓大乱京师的真实图景。董卓之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建安诗人笔下几乎都有所反映，曹操以其特有的高度概括，粗线条勾勒的手法，反映了董卓之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并借此抒发一己的悲愤之情。篙里行则是更加显著的“史诗” ，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两句，几乎成为汉末乱世
14、的经典表述。王粲在七哀诗中勾勒出一幅令人惨目伤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讥妇人,抱子弃草间”;又如蔡琰的悲愤诗 、陈琳的饮马长城窟 、徐干的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 、曹植的送应氏等等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反映出当时多灾多难的社会和人民的疾苦。 “风力弥满”作品的强烈感染力“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 钟嵘诗品 ）这里所说的“风力”也即是风骨之意，是指诗歌形象的精神本质方面的美。钟嵘认为诗歌创作应当“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 ，就是主张要以风骨为主，辞采为辅，风骨与辞采并重，才是最好的作品。钟嵘论齐梁以前五言诗发展的状况
15、时，以建安文学为最高典范，而建安文学创作特点便是风力遒劲。钟嵘认为只有做到“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的诗歌才能说是有“滋味”的作品。“世积乱离”的建安社会，战争连年，饥荒遍地。大量人口的生命被天灾人祸夺去，生存者陷入了忧伤悲怆的苦痛之中。整个社会也笼罩在一片号泣的阴霾之下。初历生命意识觉醒的建安文人，他们的心灵是异常敏感的。身在乱世，建安文人的世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悲慨与悲情，他们的创作，总是给人一种凄怆悲凉的感受，而他们的表述又是如此的慷慨淋漓，似乎不尽情倾诉便无法抚慰那凄苦躁动的心灵。这种“嬉笑甚于裂眦，悲歌可以当泣”的悲歌心态显然与他们身罹战祸、流离逃亡的共同经历有关。王粲避乱荆州，故其作
16、品充满了“悠悠世路，乱离多阻” （赠蔡子笃 ）的乡愁与悲慨，“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背井离乡、流落无依的悲苦和盼望统一得到重用的心情经常流露于作品之中。曹丕长于军旅，从父征战，故他的诗赋多写战争的悲苦与思亲的离愁。至于蔡琰身遭掳掠的悲愤、曹操感叹生民死丧的悲悯，亦无不因战乱而生发。王瑶曾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感情。 ” 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以至“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曹公的沉思和困惑就是被其子用赋更委曲婉转地表达出来。人生苦短，欢乐难再，想到如此，不禁悲从中来。时光消逝具有客观的、不可逆转的特性，个体生命的有限是任何社会个体无法回避、也无法解决的人生难题。当建安文人脱离了经学的桎梏，体认到人生之可贵的时候，当他们渴望建立功业、或纵情享受生命的时候，也同时认识到了时光与生命的有限，
